云投诉｜房屋拆迁惹官司 原被告4年后才收到判决书

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李兴罡

2020年11月16日，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居民李友强接到平昌县人民法院电话，前往签收一份判决书，他赫然发现，判决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23日，也就是说，这份判决书迟到了4年。

今年65岁的李友强，系原平昌县电缆厂法人代表，因为房屋拆迁安置纠纷，2014年以来，他卷入一系列刑事、民事和行政官司。这个迟到的民事判决，只是众多案件中的一件，也是他收到的最新一份判决书。由于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李友强记忆力锐减，他仔细翻阅厚厚一摞法律文书后方才确认，这是2015年，平昌县住建局关于请求判定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请。

李友强的家离法院并不远，他弄不明白，判决书为何要拖这么久？原告方平昌县住建局也表示，他们也是不久前才拿到判决书，对于败诉结果，他们未提起上诉。

拆迁安置“罗生门”

从工人到平昌电缆厂厂长，李友强在平昌县搞了一辈子企业，在县城也算小有名气。2011年，平昌县启动老城棚户区改造，电缆厂在拆迁之列，2012年3月，李友强与平昌县住建局签订《房屋改造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共获得338万余元现金和  11套房屋（面积1024.5平方米）的补偿。

与财富同期而至的是一系列麻烦。

2014年3月，平昌县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李友强因行贿罪获刑5年，其行贿对象——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昌县支行（以下简称平昌农发行）办公室主任向某获刑10年。其获得的拆迁安置房也被相应冻结。

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12月29日，平昌农发行因购买办公用房差款，将自己的一处房产作价80万元卖与电缆厂，后者以该房作抵押，向平昌农发行贷款80万，于当天就付给了银行。2000年3月10日，电缆厂又将该房产以90万元的价格，与平昌农发行签订《以资抵贷协议书》。2007年，李友强遂托向某帮忙，承诺给予其房产股份，向某提供相关手续，从房管局取得房产证，房产过户时，将电缆厂换成了李友强个人。

此后一系列讼争中，房产性质一直是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电缆厂的工商登记资料表明，平昌县电缆厂系“国营”，李友强以不法手段获取拆迁安置补偿的行为，侵害国有资产。李友强则称，平昌县电缆厂事实上系其个人独资企业，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办企业必须挂靠单位，才能获得工商营业执照，属于时代的特殊产物，2010年8月，平昌县招商局出具的证明文件证实，电缆厂创办于1992年10月，挂靠于平昌县经协委，系李友强自己多方筹措资金组建，属个体私营企业。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原判认定平昌县电缆厂系国有企业的证据不力，依法应予以纠正。

“《以资抵贷协议书》事实上一直未履行。”李友强称，因为后期银行确认其总计200多万元的贷款中，就包含那笔90万元的房产价款。“银行不可能既认贷款又要房产吧？”他据此提出该协议书无效的诉请。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认为李友强提供的证明文件，尚达不到电缆厂系个体私营企业的证明标准，在电缆厂早已注销的情况下，无证据证明李友强个人与《以资抵债协议书》有直接利害关系，遂对其诉请不予受理。

迟到的判决书

2015年，平昌县房管局依据平昌县、巴中市两级法院的刑事裁定，撤销2007所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并注销颁发给李有强的房产证。

2015年，平昌县住建局一纸诉状，要求认定与李友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其理由是，被告以非法手段获利，无权取得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房屋。

据李友强回忆，平昌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直到2020年11月，他到法院拿到判决书后，才获悉早在四年前就已有了判决结果。判决书称，原告根据李友强对涉案被拆迁房实际占有、使用、收益的情况，与其签署的拆迁安置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虽然房管局撤销了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和房产证，但并不影响对被案涉拆迁房屋的补偿，所以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45000元由原告承担。

“是不是因为对我有利，法院才一直不送达？”李友强说，这期间，因此事的系列官司，自己多次到平昌法院，法院都没有告知此判决已出，相关法官在调解中，还就相关拆迁赔偿房屋提出了按比例合解而遭到自己拒绝，“关键是按比例合解，我甚至连合解的对象是谁都不清楚！”

此事一直拖延。封面新闻记者接到投诉，第一次到法院采访并提出相关疑问后，法院才主动联系了当事人送达判决书。

平昌县住建局现任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也是不久前才拿到的判决书，对判决结果无异议。他认为，住建部门当年的拆迁安置措施是合理的，不清楚为什么要提起诉讼。

一份判决书为何迟到了四年？封面新闻记者曾两次前往平昌县法院采访，但截止发稿，平昌法院都未就记者提出的相关采访要求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