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抗战时期的红色文化

宋淑玉

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北平地区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南下示威到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从卢沟桥的抗日烽火到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从公开的武装斗争到各种形式的隐蔽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全民抗战的壮丽凯歌。“长城抗战”“大刀队”“卢沟桥”成为全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象征，吉鸿昌、佟麟阁、赵登禹、白乙化等抗日英烈，成为北京这座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城市的骄傲，陈垣、齐白石、蓝公武等文化名人成为坚守民族气节、挺起不屈脊梁的杰出代表，邓玉芬、杨金花、马福等成为人民踊跃支前的模范人物，由此也形成了北平抗战时期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都是爱国主义的生动篇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中国人民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我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奋勇当先，走上街头，振臂高呼：“誓死救国”“对日宣战”，号召“我们要对自己宣誓，即便是中国人死得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负起救中国的责任来” 。因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愤然绝食，大批学生南下示威，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极度愤慨和共靖国难的决心。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运动爆发，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冯玉祥“以抗日为第一要事；不抗日，惟死而已。”，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勇杀敌。“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的吉鸿昌在就义时喊出：“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北平左翼文化人士以文艺为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文化界抗日救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全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汇成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表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民族气节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绝不屈服、绝不低头、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气节，视“气节重如泰山，利欲轻如鸿毛”，以“玉碎不改其白，竹焚不毁其节”为美德，善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鲁仲连义不帝秦、苏武入胡节不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侍权贵、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都是中华儿女讲正气、重操守、守名节的典型，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极其残暴，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对待中国人民，企图以屠杀和死亡让中国人民屈服。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华儿女始终恪守民族大义、维护民族尊严、奋起民族抗争，“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充分展示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北平，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虽不曾持枪杀敌，但以书斋作战场，以纸笔为武器，以知识分子“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独特个性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或殚精竭虑口诛笔伐，或传道授业培育后学，写就一曲曲书生报国的壮歌。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藏身敌城，身处危境，保持气节，闭门谢客，潜心著述，提倡经世致用和“有意义之史学”。在讲坛上，他大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抗清民族英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激励学生爱国。同时，他对宋、元、明、清之际动乱历史进行考察，以尚未被世人注意的宗教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史为鉴，影射现实，褒扬忠贞，贬斥奸逆，并以此作为报国之道，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怒斥汉奸，宁愿全家饿死, 也坚决不收汉奸送来的东西。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宁死枪下，也绝不给日本人唱戏，并决定罢歌息舞，远离尘嚣，避居青龙桥，归耕务农，坚持不为敌人演出。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事敌伪，节操自守，正气凛然，并以纸笔为武器，怒斥日伪，曾赋诗“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表达自己宁可饿死，绝不作取悦于敌人当汉奸卖国求荣之事的决心。国画大师张大千拒绝出任日本艺术画院院长，宁死也不做汉奸！京剧艺术家杨小楼在古都沦陷时，毅然息演，宣泄国仇家恨……他们虽不曾战场杀敌，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始终挺起不屈的脊梁。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势力强大、凶恶残暴、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抱着“争着死，抢着死”的坚定意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曾感慨地说，从牺牲的将领到每一个战士，他们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在京华大地上，也涌现出一批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英雄模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守军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战前曾说过：“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在南苑保卫战中，他率军英勇抵抗。激战中腿部受伤，仍坚持战斗，后头部又受重创，壮烈牺牲，时年45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也壮烈牺牲，时年39 岁。人称“小白龙”的白乙化，在1929年考入中国大学，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就向校长申诉：“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卢沟桥事变后，他组织抗日先锋队抵抗日军侵略，后担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平北军分区第十团团长，转战丰滦密。1941年2月在马营西北的降蓬山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人称“智勇包司令”的包森，作战勇敢、战功赫赫。其中以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最为有名，包森以七个连兵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在遵化野瓠山同日军相遇，被狙击手冷枪射中胸部，壮烈殉国，年仅31岁。还有同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老帽山六壮士，“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刘恭，宁死不屈的晋耀臣……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正是靠着这种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才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挫折而不屈，屡受磨难而不衰，靠的就是自尊自信、奋发图强、百折不饶、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信念如炬，九死未悔。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大地之时起，中国人民就开展了抗击侵略者的伟大斗争，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无论牺牲多么巨大，中国人民从没动摇光复河山的决心。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抗战初期，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有的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有的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面对这种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必胜信念和卓绝智慧，提出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得出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的结论。1938年1月，毛泽东同梁漱溟谈话时，就抗战前途问题非常肯定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 五六月间，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这一重大战略方针，极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广大军民排除“亡国论”“速胜论”“投降论”的干扰，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特别是在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面对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和铁壁合围、疯狂扫荡等，全体军民抱着必胜信念，坚持抗战，一致对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在平郊，面对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抗日军民团结一致，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法，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广大人民踊跃支前，英雄母亲邓玉芬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全部战死沙场；延庆海坨山五里坡的杨金花为保护文件勇跳山崖；顺义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以地道为依托，与八路军并肩战斗，被誉为“人民第一堡垒”。同时，根据地通过建设“三三制”、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整顿三风、大生产运动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正是靠着这种顽强斗志和必胜信念，使得中华民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坚持奋战到底，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