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考古不是件容易事，老敦煌人将家庭都牺牲了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9月24日，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四川博物院做了题为“莫高窟人和莫高窟精神”的主题讲座，细致讲述了自上世纪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几代莫高窟人坚守大漠，为敦煌以及新中国文物保护、文物研究事业的垒石成山的历程。

近年敦煌艺术展在各地屡屡掀起观展的浪潮，也让更多人，尤其的年轻人对敦煌壁画以及文物保存产生浓厚兴趣。今年8月，一位湖南考生因慕名樊锦诗先生，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引起网友热议。赵声良表示，大家愿意选择文博专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赵声良自己就曾是个一往无前的年轻人，当年前往敦煌研究院就是他毛遂自荐。上世纪80年代初，赵声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大三的时候看到报纸采访的段文杰院长。（记得）段先生特别强调说，敦煌研究院专家们年纪很大了，‌‌可是年轻的后继无人，希望有大学生‌‌到敦煌去工作，‌‌我想这是一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段院长，问我能不能去敦煌工作。”段文杰竟给他回信说，欢迎他去敦煌。

1955年7月20日，段文杰在莫高窟130窟甬道临摹壁画。图/敦煌研究院

赵声良告诉封面新闻，他很欢迎各地学习文保专业的学生来莫高窟，“（除了文保）计算机、数字化这些专业我们也都非常需要。”

但他同时也对准备报考文博专业的学生提出恳切的建议，“我也希望年轻人能做好充分准备，考古这个事情不是那么轻松的，是很艰苦的。 ”

来了莫高窟就走不了了

赵声良说，老一辈的莫高窟人牺牲非常大，“一个人牺牲了，家庭也牺牲了。”

1943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准备筹建敦煌艺术研究院。彼时，39岁的常书鸿已是蜚声国际的大画家，是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正值创作巅峰期，前途无限。而莫高窟当时是个连基本生活设施都不具备的荒漠，不仅如此，许多的洞窟还埋在黄沙之中。常书鸿不仅自己来了，还把夫人和孩子都带到了敦煌。

他们就住在王道士曾经呆过的破庙里，生活补给靠一辆牛车前往十几公里外的敦煌城购买，不够的菜蔬就自己种植。饮用水就喝河水，冬天河水结冰，要砸冰烧化后才能取用，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1984年，我去也是喝那个水，喝了就拉肚子。天天拉肚子，两个月就适应了，就成了莫高窟人了，不会拉肚子了。外地人喝了就拉肚子。”

1945年，常书鸿的夫人无法适应莫高窟的生活，离他而去。常书鸿不愿离开，他让13岁的女儿辍学，回莫高窟家里管理内务。1946年，常书鸿来到四川招聘到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段文杰，孙儒僴和夫人李其琼，还有史苇湘和他的夫人欧阳琳。结果，这些年轻人到了莫高窟，跟他们的老院长一样，一待就是一辈子。因为莫高窟“真的是太美了“。

1985年，21岁的赵声良在莫高窟。

中国唐朝的艺术尽管辉煌，但大都毁于战乱。直到上世纪30年代，很少有人见到过唐朝的真迹。莫高窟的横空出世，震惊全世界，也让备受西方艺术冲击中国传统绘画界十分振奋。比如中国画在写实方面比较薄弱，但在莫高窟的壁画中，却有非常好的透视画法，“欧洲透视在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到了13世纪14世纪，像达芬奇就是把透视法推到比较成熟的境地。但是中国在7世纪、8世纪，这个时候已经把绘画的空间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接近于透视法。”

“中国唐朝曾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境界，这对中国的画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赵声良曾经问过老一辈专家当时在莫高窟的生活情况，就是每天画画，白天在洞窟里画，晚上在房间里画，“他说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艰苦，每天都这么过，挺好的。”

但他们的后代就没那么幸运了。留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多半毕业自名牌大学，然而莫高窟却难以给这些高材生的孩子提供优良的教育。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为了解决娃娃们的上学问题，自己搞了一个小学校，一个老师管着一到五年级所有的课程，“那辈人他们的子女基本上没有考上大学。整个都牺牲了。”

“莫高精神不是一个口号，它是几代人艰苦奋斗创业形成的这样一种精神，是干出来的闯出来的。经过了70多年，敦煌研究院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不能忘记一代一代莫高窟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扎根沙漠，艰苦创业。”

1964年7月8日，工作人员对莫高窟部分洞窟进行加固施工。图/敦煌研究院

敦煌是世界的敦煌

敦煌是中国的，但敦煌学的研究中心一开始并不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的段文杰，提出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

这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百废待兴，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不是容易的事，当时“大家出差都很困难”。但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非常成功，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同时，段文杰还创办了《敦煌研究》。在创刊之初，段文杰就要求该刊物必须有院外专家，甚至国外专家的文章。在国内外交流刚刚恢复的时期，《敦煌研究》破除万难邀请到日本、法国等地方的专家为刊物撰写论文。

“这个时候段先生很了不起，他非常有眼光，看到了将来敦煌发展的倾向。所以他提出了很多想法，说这个敦煌学是一个国际性学科，我们现在国内发展的不够，用外国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我们要奋起直追。”

在段文杰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在短时期内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如今《敦煌研究》已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敦煌学研究刊物。1987年，段文杰将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提高为国际性学术会。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举办国际性学术讨论会。

为了培养人才，敦煌研究院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建立长期联系，并争取到每年派遣两个访问学者前往日本学习的机会。如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李最雄，刚到莫高窟，就被派到了日本学习。他两年就在东京艺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科技的博士，为敦煌研究院后来建立起成熟的文物保护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李最雄先生也培养了一批一批年轻人做文物保护，包括我们前任院长王旭东先生也是李最雄先生培养出来的。现在还有一个副院长苏伯民也是跟随李最雄先生做保护研究。现在我们的文物保护方面都是在李最雄先生大量努力下，分别让他们不同专业，有的派到美国，有的派到日本学习学习不同的专业的保护技术，让敦煌研究院保护方面达到了很高程度。”

2002年，在樊锦诗院长的推动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令莫高窟文物保护迈进法治时代。手其影响，各地纷纷出台针对文化遗址定保护法案。

“最近两年总书记到很多地方视察，反复在强调保护第一，保护就是第一位的。保护不住将来怎么办法。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