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百年(1)| 点燃第一炉香之前 你所不知道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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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 2020-09-24 16:57 67332

编者按 ·


2020年,张爱玲诞辰一百周年,这个变化的世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了大时代的冲击,更能理解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以及她的作品,因为她大半生都在被时代“惘惘地威胁”着:她那显赫的家族从她的童年时期开始,加速地没落;她的母亲受到新时代的感召而离家出走,离她远去;她的学业因为战乱反复中断,不能完成……最后,为着生活所迫,开始卖文为生。 

但她的文章里从没有写过“时代”,也没写过一件她所经历过的大事件,如香港的陷落、上海的危机。她的小说里只有她的生活、她的见闻以及她自己。因为她知道时代不是她的,甚至文学也不是她的。她只有她的笔,她的人生和属于她自己的故事。 

她说写作最好的材料就是自己深知的东西。就像曹雪芹写红楼,无一件大事,确写出生活最细腻的质地。她也借着这笔法,发挥她的天才,写她的上海传奇、香港传奇。通过这些传奇的故事,对抗时代的威胁,生命根底的荒凉。好了,就让我们循着她的人生轨迹,来听听她和她的故事吧。

上世纪30年代,正在上中学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张爱玲身上穿的是继母孙用番给的旧旗袍。这些旧衣服让张爱玲觉得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此后成了张爱玲的一个心病,造成张爱玲在成年后对衣服的过度执着。图/《对照记》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1941年圣诞节,香港陷落。在日军围城期间,港大文学院三年级生张爱玲,因为学校被迫关停失去了住所。不久,她回到了家乡上海。

张爱玲想要继续学业,然而此时的上海同样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她另有许多苦衷:与父亲反目,和母亲失联,同住的姑姑又失业,她的上学梦终究破灭了。为了赚取生活费,22岁的张爱玲开始卖文为生。

1943年,张爱玲根据自己在香港的生活经历,写了两部“特殊情调”的中篇小说,受到了当时上海著名编辑周瘦鹃的赏识。周瘦鹃觉得这两篇小说有点意思,写出了“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

从此,学生Elieen Chang彻底沉寂,作家张爱玲应运而生。

华美的童年

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中写到,“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她有着传统的贵族血液”。换成当时左派的文艺评论者的话说就是 “没落的封建旧家庭”。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字廷重),是晚清重臣张佩伦的二儿子,李鸿章的嫡外孙。但张志沂只被养育成了一个坐吃山空的遗少;母亲黄素琼(又名逸梵)也是名门闺秀,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的个性和丈夫完全不同,是个思想解放,用裹过小脚穿高跟鞋的新派女性。在张志沂染上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的恶习后,两人的婚姻便僵死了。

黄素琼为张志沂生育了两个孩子: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孩子们与黄素琼并不亲,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被仆妇们代管。所以“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1924年,黄素琼借着送小姑子张茂渊留学的机会,离开了4岁的张爱玲和3岁的张子静,去了欧洲。一走就4年多。黄素琼离开后,张志沂不仅把姨太太领回来住,索性就在家里开席叫“条子”(召妓)。

姨奶奶从受宠到失宠被赶出家门的历程,艺妓在家里的做派,都被早熟的张爱玲看在眼里。

这时张家经济条件尚可,张爱玲也自称童年时期过得很“侉气”,相当愉快。直到张志沂的毒瘾严重到机近丧失神智,才让张爱玲感到了害怕。此时,母亲黄素琼回来了。

1928年冬,张爱玲随家人从天津搬回上海后,和黄家的表姐妹们在宝德照相馆留影。这时,张爱玲已经4年没有见到母亲了。 图/《对照记》。

“张爱玲”的诞生

1928年,黄素琼为了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同时为着孩子们的教育,从英国返沪。此时,张爱玲已经8岁了。

旧式大家族的子女教育一般以私塾为主。张爱玲和张子静到了三四岁左右,家里就开始请先生为他们开蒙(童子开始学习受教)。

据文学评论家,张爱玲的好友夏志清描述,张志沂虽然生活沉沦,不过像他这样的“遗少”也很重视传统教育,“督促她(张爱玲)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

但五四以后,大量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引进中国。上海作为中国开放的桥头堡,迅速发展成为现代教育的重镇。当地的女子教育,更是开全国风气之先。

黄素琼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用张爱玲的话说,母亲是个“上学迷”,但她与父亲完全相反,迷恋的是西方教育方式。

张子静回忆,“母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但思想守旧又从未离家上过学的张志沂怎么也不答应。

抗争了两年后,1930年,黄素琼想尽办法终于将“相对不太重要”的女儿,送进黄氏小学。黄氏女子(寄宿)学校附属小学的创办人黄倩仪,是使用庚子赔款的首批留美女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黄氏小学采用的则是正宗美式教育。

张爱玲进入该校插班读6年级。在办入学手续时,黄素琼觉得女儿的乳名“煐”不够响亮,就将女儿的英文名Elieen,翻译出来做了学名。这不是黄素琼第一次这样改名了,她自己的英文名叫Yvonne,由于常年在国外用英文名,她就将本名改为了英文音译的“黄逸梵”。

就这样,“张爱玲”诞生了。

这个有点俗气、甚至一度被污蔑有“娼妓气”的名字,张爱玲用了一辈子。一方面感念她的母亲,另一方面她总想着这个名字只是“暂时”,很快她就将作为Elieen Chang,像她母亲一样远走高飞。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外景。2005年,该校的大部分建筑被拆毁。

爬满虱子的旗袍

黄素琼从海外归来后,和张志沂关系更加恶劣。她虽然帮助张志沂恢复了健康,但又在经济问题上和张志沂不断发生争执。

1930年底《民法典亲属篇》颁布,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被写入法律,为女子离婚提供了法律庇护。次年,末代皇妃文绣和清逊帝溥仪协议离婚,轰动全国,也给离婚行为染上了“摩登”的气息。

黄素琼回国后要解决的事项之一,就是想和张志沂离婚,但张志沂不同意。果敢的黄素琼找到英租界的洋人律师,提出离婚诉讼,终于在1930年结束了和张志沂15年的婚姻。

根据当时民法条例,女性原则上没有抚养权。黄素琼和张志沂协议离婚后,张爱玲和张子静的监护权和抚养权都判给了张志沂。不过,黄素琼增加了一些特殊要求,比如张爱玲的教育问题,必须征求她的同意。

1931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考入了上海著名的贵族学校:圣玛利亚女校。黄素琼则在种种原因促使下,于1932年再次出国。

母亲再次远走他乡,受到离婚打击的父亲又一次沉入鸦片迷雾。在这样的情形中,张爱玲进入了青春期。

1932年,12岁的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描写了一个逃婚少女的孤独心声。

国务总理孙宝琦家的七小姐、张爱玲的继母孙用番(中)。孙用番和陆小曼是好友,两人都抽鸦片。

1934年,张爱玲升上高一,家里再起变故:父亲再婚了。张家的新主母也来自大宅门——国务总理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番。但这位小姐和张志沂一样,有鸦片癖。

此外,继母的生活习惯与张爱玲的生母黄素琼很不同。黄素琼热爱艺术,吃穿用都非常的讲究,张爱玲深受其影响。但孙夫人嫁到张家后,给张爱玲的见面礼,却是一箱旧旗袍。

据张爱玲的表弟孙世仁回忆,孙用番在娘家时,姊妹众多,家庭成员之间常常互赠旧衣,视为一种亲情表示。但张爱玲讨厌继母,更厌恶继母送的旧衣服,穿上“浑身都生了冻疮”。

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教会女子中学。

古怪的文学少女

1931年,在黄素琼的关注下,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这是张爱玲一生中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从11岁到17岁,张爱玲在这里度过了整个青春期。

圣玛利亚女校(下简称圣校)是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最有名的私立女校。该校采用全套西方模式教学,学生入学不但要考试,还要提供两封推荐信。因此圣校多收中上层家庭出身的女孩,社会也以女儿考上圣校为荣。

但张爱玲却和这所贵族学校光鲜的氛围格格不入。

1932年,圣玛利亚女校初中乙组合影。图/徐如林《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张子静记得姐姐小时候曾是个活泼的女娃娃,是家族里的孩子王。但从天津搬到上海以后,由于不太会说上海话,张爱玲在学校受到排挤,逐渐变成一个“神情板滞”的少女。

据她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回忆,此时的张爱玲留着过时的直短发,穿着落伍的旧旗袍,骨瘦嶙峋,“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常期的萎靡不振”。这和后来花枝招展的当红作家张爱玲,判若两人。连张爱玲本人也称这一时期的自己awkward(古怪)。

汪宏声老师以为这是她家庭不幸造成。虽然新风气已开,但离婚事件依然会惹来诸多非议,当时离婚的女子一度被视作社会的“祸害”,对“上流”大家族来说更是如此。张爱玲正处在青春期,对周围人的态度极敏感。

不过,老师们对张爱玲的孤僻比较容忍,因为张爱玲学习成绩好(但理科成绩很糟,险些因物理不及格而无法毕业),“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

1937年,圣玛利亚女校高三毕业班合影。图/徐如林《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张爱玲将全副心思投入到了学业和写作兴趣中。圣玛利亚校刊《凤藻》每年只出一期,却总有张爱玲的文章。

1932年,还是初一新生的张爱玲,便在《凤藻》上发表了的小说《不幸的她》。据《圣玛利亚女校1885-1952》中记载,“其行文之老练,完全不像一个12岁的小女孩。这给她带来一些小小的名气。

汪宏声在评价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时,称她的文章“神情潇洒,词藻瑰丽”,但“别字很多”,并且“总是缺少热情”。但汪宏声惜才,时常给予张爱玲鼓励,并邀请她给自己主编的刊物《国光》投稿。

留学梦

黄素琼跟张爱玲说,“文凭才是真正的财富,知识才是独立的力量。”张爱玲很相信母亲,也盼望着和母亲一样,出国留学见见世面。其实离婚时黄素琼就想带张爱玲出国,但因失去监护权而无法成行。

后来就算人在他乡,黄素琼对女儿的教育也从未放松,几次回国都是为了她的学业。

据张子静回忆母亲当时回国,“一方面是为我姐姐的教育着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机会把我姐姐带在身边。”

1937年,在张爱玲从圣校毕业前,为了争取让女儿到英国读书,黄素琼再次回到上海。她托人带话给前夫张志沂,想和他商量张爱玲留学的问题,但张志沂却避而不见。

张爱玲憋不住自己出头,去和父亲谈,“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张爱玲《私语》)这里的“人家”,指就是黄素琼。

升学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局也越来越坏。张爱玲高中毕业时,淞沪会战在上海的市区和郊区爆发。社会经济事业全部停摆。市民们都在想法设法避难,张爱玲上学的问题自然也被搁置。据她的表妹回忆,张爱玲这个时候非常消沉,总是一个人呆着写写画画。

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

兵荒马乱中,张爱玲独自跑去黄素琼所住的饭店,准备留学考试,一住就是两个礼拜。走的时候,张爱玲只和父亲说了一声,没告诉孙夫人。

张爱玲回来后,孙夫人在震怒下扇了她一耳光。这一耳光打碎了张爱玲和继母之间表面上维持着的脆弱关系。

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张爱玲还手,孙夫人告状,张志沂当着众人的面,将17岁的张爱玲痛打了一顿,随后还将张爱玲软禁了起来。

软禁期间,张爱玲得了痢疾,却没人找医生给她诊治。保姆何干向张志沂求情,张志沂才瞒着孙夫人,给女儿打了消炎针。张子静说,要不是保姆何干,就没有后来的作家张爱玲了。

张爱玲想逃。保姆何干私下里帮着张爱玲和母亲黄素琼联系。黄素琼传话给张爱玲,“跟着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着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张爱玲《我看苏青》)

1938年农历新年前夕的一个晚上,尚未痊愈的张爱玲扶着院墙,偷逃出了禁锢着她的“封建旧家庭”。

不过这次出走,张爱玲并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信念,只是出于现实的考量。

逃出来后,张爱玲不识路,要找车载她去母亲那里。于是,她就站在离张宅不远的地方,和黄包车夫讨价还价起来。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注册信息。当中父母监护人一栏,张爱玲填的是母亲黄素琼(Miss Yvonne Whang)。

去香港

1938年,张爱玲逃出张宅,在母亲的资助下,开始为留学做准备。

但想要出国学习,张爱玲需要比以往付出更多努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节约外汇,收紧留学政策,甚至一度限制留学生出国,只有考上国外大学奖学金或者补助,无须购外汇的学生才被允许出国。

母亲黄素琼为此也下了极大的功夫。黄素琼是个理想远大但身无所长的世家少奶奶,维持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全靠变卖嫁妆。张爱玲逃家后,她又要负担张爱玲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但为女儿的学业,黄素琼不惜高薪延请外籍老师,给张爱玲补习较差的理科。

倔强的张爱玲不负母亲的厚望。1939年,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伦敦大学的入学资格。

然而战争的阴云已经覆盖欧洲大陆。她要上的伦敦大学的校舍被军队征用,老师和学生也被疏散。

张爱玲留学英国的计划又泡汤了。而且此时中国沿海地方的重点大学、优秀教授等等教育资源也随着抗战爆发,迁入内地。张爱玲只好改道香港。1939年8月29日,张爱玲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选修英文和中文。

她后来对弟弟张子静说,港大告诉她,成绩优秀者可以保送英国的牛津大学。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杨玉峰感觉,“张爱玲不太喜欢香港大学,尤其是她不太喜欢中文……我的感觉是她本身就是想到英国去留学的,不希望留在香港。”

张爱玲在香港3年,彻底告别了大小姐的生活,过上拮据的苦日子。黄素琼财力有限,只能支付张爱玲在香港的一些基本费用。张爱玲深刻体会到钱的压力,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销。她为了剩十几块的船费,拒绝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闹得全院沸沸扬扬。

“她在港大发愤读书,拿了两个奖学金。母亲当时也不宽裕,她靠奖学金节俭生活,尽量不动用母亲那笔钱。”

“她后来那么重视金钱,生活力求简朴,就是‘香港经验’如影随形带给她的‘惘惘的威胁’。”

这段时间张爱玲只顾发奋中止了写作。只是在刚进入港大的时候,张爱玲为了赚钱,才参加上海《西风》杂志的征文比赛。凭借着锋芒毕露的《天才梦》,她获得了名誉奖第三名。但这个结果,张爱玲很不满意。

张爱玲从香港大学肄业时的成绩单。图/香港大学档案中心

两次辍学

1940年1月, 女作家张廼莹为躲避重庆的轰炸,来到香港,获得短暂的安稳得以创作。张廼莹的笔名萧红,当年秋她开始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呼兰河传》。

然而枪炮如梦魇般尾随而至。1941年底,日军进攻九龙,香港沦陷。萧红在病中辗转于香港岛上各家医院。1942年的1月22日,萧红病重不治,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合上了双眼,年仅30岁。她去世前曾留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此时,在据圣士提反女校不到两公里的香港大学里,22岁的张爱玲冷眼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她刚刚拿了两个奖学金,眼看来年就要毕业,战争却再次截断了她的去路,

1941底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学业从此中断。半年后,张爱玲好不容易抢到回乡的船票,但因与父亲反目,她有家不能回。母亲黄素琼又在国外失联,只好去和姑姑张茂渊同住。但不巧的是张茂渊也被公司裁员了,经济一下子困顿起来。

但张爱玲还是想完成最后半年的学业,“至少拿张毕业文凭”,无奈之下,硬着头皮回张宅找父亲张志沂。

这是张爱玲和父亲此生最后一次见面,总共不到10分钟。张志沂答应提供学费。随后,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转校考试。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张爱玲的国文课没有及格,只能降级读国文初级班。

两个月后,张爱玲再次从圣约翰大学辍学,成为职业作家。

趁早出名的背后

张子静说,姐姐一直被一股“惘惘的威胁”追逼着:

被迫逃离“封建家庭”,两度辍学,无法实现的留学梦,还有“和胡兰成缥缈的情缘……从她青春时代开始,每一阶段的理想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

据张子静的回忆,张爱玲辍学原因是多方面的。缺钱是一方面,张爱玲学习生活费用一直是母亲在承担。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爱玲就与母亲失去了联系。

另外一方面就是沦陷的上海,教育水准大跌,“没有几位好教授,引不起她上学的兴趣。”

1942年春末,张爱玲回到上海,寄居在姑姑家。此时姑姑不仅失业,投资也失败了。加之1941年以后,上海物价飞涨。为了生活,张爱玲在回沪后,很快开始给英文报纸写稿,赚取稿费。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的叙述,当时中国出版业85%以上都在上海,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此外在上海“孤岛“时期,大批有名望的作家不是出走就是韬光养晦,给初出茅庐的张爱玲留了一片空白的舞台,

“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1943年1月,23岁的张爱玲为综合性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撰写的特稿“Chineses Life and Fashions“和12幅插图出版后,吸引到出版界的目光。这篇特稿后被张爱玲改写为散文《更衣记》。

4个月后,张爱玲创作的中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受到著名编辑周瘦鹃赏识,并发表在他所编的流行刊物《紫罗兰》上。在随后的两年中,张爱玲迅速攀上个人写作生涯的高峰,成为上海滩最红的作家,实践了她“出名要趁早“的诺言。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香港大学复课,张爱玲的奖学金还在,还可以回校继续学业。但她没有回香港,觉得港大说毕业后送牛津进修“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即便留学成功,去了一个尚处在战后困境中的国家,意思也不大。

“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本文参考《张爱玲年谱》、《我的姐姐张爱玲》、《重读张爱玲》、《一九四九以后 当代文学六十年》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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