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百年（1）| 点燃第一炉香之前 你所不知道的张爱玲

上世纪30年代，正在上中学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张爱玲身上穿的是继母孙用番给的旧旗袍。这些旧衣服让张爱玲觉得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此后成了张爱玲的一个心病，造成张爱玲在成年后对衣服的过度执着。图/《对照记》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1941年圣诞节，香港陷落。在日军围城期间，港大文学院三年级生张爱玲，因为学校被迫关停失去了住所。不久，她回到了家乡上海。

张爱玲想要继续学业，然而此时的上海同样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她另有许多苦衷：与父亲反目，和母亲失联，同住的姑姑又失业，她的上学梦终究破灭了。为了赚取生活费，22岁的张爱玲开始卖文为生。

1943年，张爱玲根据自己在香港的生活经历，写了两部“特殊情调”的中篇小说，受到了当时上海著名编辑周瘦鹃的赏识。周瘦鹃觉得这两篇小说有点意思，写出了“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

从此，学生Elieen Chang彻底沉寂，作家张爱玲应运而生。

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中写到，“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她有着传统的贵族血液”。换成当时左派的文艺评论者的话说就是 “没落的封建旧家庭”。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字廷重），是晚清重臣张佩伦的二儿子，李鸿章的嫡外孙。但张志沂只被养育成了一个坐吃山空的遗少；母亲黄素琼（又名逸梵）也是名门闺秀，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的个性和丈夫完全不同，是个思想解放，用裹过小脚穿高跟鞋的新派女性。在张志沂染上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的恶习后，两人的婚姻便僵死了。

黄素琼为张志沂生育了两个孩子：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孩子们与黄素琼并不亲，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被仆妇们代管。所以“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1924年，黄素琼借着送小姑子张茂渊留学的机会，离开了4岁的张爱玲和3岁的张子静，去了欧洲。一走就4年多。黄素琼离开后，张志沂不仅把姨太太领回来住，索性就在家里开席叫“条子”（召妓）。

姨奶奶从受宠到失宠被赶出家门的历程，艺妓在家里的做派，都被早熟的张爱玲看在眼里。

这时张家经济条件尚可，张爱玲也自称童年时期过得很“侉气”，相当愉快。直到张志沂的毒瘾严重到机近丧失神智，才让张爱玲感到了害怕。此时，母亲黄素琼回来了。

1928年冬，张爱玲随家人从天津搬回上海后，和黄家的表姐妹们在宝德照相馆留影。这时，张爱玲已经4年没有见到母亲了。 图/《对照记》。

1928年，黄素琼为了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同时为着孩子们的教育，从英国返沪。此时，张爱玲已经8岁了。

旧式大家族的子女教育一般以私塾为主。张爱玲和张子静到了三四岁左右，家里就开始请先生为他们开蒙（童子开始学习受教）。

据文学评论家，张爱玲的好友夏志清描述，张志沂虽然生活沉沦，不过像他这样的“遗少”也很重视传统教育，“督促她（张爱玲）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

但五四以后，大量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引进中国。上海作为中国开放的桥头堡，迅速发展成为现代教育的重镇。当地的女子教育，更是开全国风气之先。

黄素琼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用张爱玲的话说，母亲是个“上学迷”，但她与父亲完全相反，迷恋的是西方教育方式。

张子静回忆，“母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但思想守旧又从未离家上过学的张志沂怎么也不答应。

抗争了两年后，1930年，黄素琼想尽办法终于将“相对不太重要”的女儿，送进黄氏小学。黄氏女子（寄宿）学校附属小学的创办人黄倩仪，是使用庚子赔款的首批留美女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黄氏小学采用的则是正宗美式教育。

张爱玲进入该校插班读6年级。在办入学手续时，黄素琼觉得女儿的乳名“煐”不够响亮，就将女儿的英文名Elieen，翻译出来做了学名。这不是黄素琼第一次这样改名了，她自己的英文名叫Yvonne，由于常年在国外用英文名，她就将本名改为了英文音译的“黄逸梵”。

就这样，“张爱玲”诞生了。

这个有点俗气、甚至一度被污蔑有“娼妓气”的名字，张爱玲用了一辈子。一方面感念她的母亲，另一方面她总想着这个名字只是“暂时”，很快她就将作为Elieen Chang，像她母亲一样远走高飞。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外景。2005年，该校的大部分建筑被拆毁。

黄素琼从海外归来后，和张志沂关系更加恶劣。她虽然帮助张志沂恢复了健康，但又在经济问题上和张志沂不断发生争执。

1930年底《民法典亲属篇》颁布，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被写入法律，为女子离婚提供了法律庇护。次年，末代皇妃文绣和清逊帝溥仪协议离婚，轰动全国，也给离婚行为染上了“摩登”的气息。

黄素琼回国后要解决的事项之一，就是想和张志沂离婚，但张志沂不同意。果敢的黄素琼找到英租界的洋人律师，提出离婚诉讼，终于在1930年结束了和张志沂15年的婚姻。

根据当时民法条例，女性原则上没有抚养权。黄素琼和张志沂协议离婚后，张爱玲和张子静的监护权和抚养权都判给了张志沂。不过，黄素琼增加了一些特殊要求，比如张爱玲的教育问题，必须征求她的同意。

1931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考入了上海著名的贵族学校：圣玛利亚女校。黄素琼则在种种原因促使下，于1932年再次出国。

母亲再次远走他乡，受到离婚打击的父亲又一次沉入鸦片迷雾。在这样的情形中，张爱玲进入了青春期。

1932年，12岁的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描写了一个逃婚少女的孤独心声。

国务总理孙宝琦家的七小姐、张爱玲的继母孙用番（中）。孙用番和陆小曼是好友，两人都抽鸦片。

1934年，张爱玲升上高一，家里再起变故：父亲再婚了。张家的新主母也来自大宅门——国务总理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番。但这位小姐和张志沂一样，有鸦片癖。

此外，继母的生活习惯与张爱玲的生母黄素琼很不同。黄素琼热爱艺术，吃穿用都非常的讲究，张爱玲深受其影响。但孙夫人嫁到张家后，给张爱玲的见面礼，却是一箱旧旗袍。

据张爱玲的表弟孙世仁回忆，孙用番在娘家时，姊妹众多，家庭成员之间常常互赠旧衣，视为一种亲情表示。但张爱玲讨厌继母，更厌恶继母送的旧衣服，穿上“浑身都生了冻疮”。

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教会女子中学。

1931年，在黄素琼的关注下，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这是张爱玲一生中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从11岁到17岁，张爱玲在这里度过了整个青春期。

圣玛利亚女校（下简称圣校）是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最有名的私立女校。该校采用全套西方模式教学，学生入学不但要考试，还要提供两封推荐信。因此圣校多收中上层家庭出身的女孩，社会也以女儿考上圣校为荣。

但张爱玲却和这所贵族学校光鲜的氛围格格不入。

1932年，圣玛利亚女校初中乙组合影。图/徐如林《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张子静记得姐姐小时候曾是个活泼的女娃娃，是家族里的孩子王。但从天津搬到上海以后，由于不太会说上海话，张爱玲在学校受到排挤，逐渐变成一个“神情板滞”的少女。

据她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回忆，此时的张爱玲留着过时的直短发，穿着落伍的旧旗袍，骨瘦嶙峋，“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常期的萎靡不振”。这和后来花枝招展的当红作家张爱玲，判若两人。连张爱玲本人也称这一时期的自己awkward（古怪）。

汪宏声老师以为这是她家庭不幸造成。虽然新风气已开，但离婚事件依然会惹来诸多非议，当时离婚的女子一度被视作社会的“祸害”，对“上流”大家族来说更是如此。张爱玲正处在青春期，对周围人的态度极敏感。

不过，老师们对张爱玲的孤僻比较容忍，因为张爱玲学习成绩好（但理科成绩很糟，险些因物理不及格而无法毕业），“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

1937年，圣玛利亚女校高三毕业班合影。图/徐如林《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张爱玲将全副心思投入到了学业和写作兴趣中。圣玛利亚校刊《凤藻》每年只出一期，却总有张爱玲的文章。

1932年，还是初一新生的张爱玲，便在《凤藻》上发表了的小说《不幸的她》。据《圣玛利亚女校1885-1952》中记载，“其行文之老练，完全不像一个12岁的小女孩。这给她带来一些小小的名气。

汪宏声在评价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时，称她的文章“神情潇洒，词藻瑰丽”，但“别字很多”，并且“总是缺少热情”。但汪宏声惜才，时常给予张爱玲鼓励，并邀请她给自己主编的刊物《国光》投稿。

黄素琼跟张爱玲说，“文凭才是真正的财富，知识才是独立的力量。”张爱玲很相信母亲，也盼望着和母亲一样，出国留学见见世面。其实离婚时黄素琼就想带张爱玲出国，但因失去监护权而无法成行。

后来就算人在他乡，黄素琼对女儿的教育也从未放松，几次回国都是为了她的学业。

据张子静回忆母亲当时回国，“一方面是为我姐姐的教育着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机会把我姐姐带在身边。”

1937年，在张爱玲从圣校毕业前，为了争取让女儿到英国读书，黄素琼再次回到上海。她托人带话给前夫张志沂，想和他商量张爱玲留学的问题，但张志沂却避而不见。

张爱玲憋不住自己出头，去和父亲谈，“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张爱玲《私语》）这里的“人家”，指就是黄素琼。

升学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局也越来越坏。张爱玲高中毕业时，淞沪会战在上海的市区和郊区爆发。社会经济事业全部停摆。市民们都在想法设法避难，张爱玲上学的问题自然也被搁置。据她的表妹回忆，张爱玲这个时候非常消沉，总是一个人呆着写写画画。

兵荒马乱中，张爱玲独自跑去黄素琼所住的饭店，准备留学考试，一住就是两个礼拜。走的时候，张爱玲只和父亲说了一声，没告诉孙夫人。

张爱玲回来后，孙夫人在震怒下扇了她一耳光。这一耳光打碎了张爱玲和继母之间表面上维持着的脆弱关系。

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张爱玲还手，孙夫人告状，张志沂当着众人的面，将17岁的张爱玲痛打了一顿，随后还将张爱玲软禁了起来。

软禁期间，张爱玲得了痢疾，却没人找医生给她诊治。保姆何干向张志沂求情，张志沂才瞒着孙夫人，给女儿打了消炎针。张子静说，要不是保姆何干，就没有后来的作家张爱玲了。

张爱玲想逃。保姆何干私下里帮着张爱玲和母亲黄素琼联系。黄素琼传话给张爱玲，“跟着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着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张爱玲《我看苏青》）

1938年农历新年前夕的一个晚上，尚未痊愈的张爱玲扶着院墙，偷逃出了禁锢着她的“封建旧家庭”。

不过这次出走，张爱玲并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信念，只是出于现实的考量。

逃出来后，张爱玲不识路，要找车载她去母亲那里。于是，她就站在离张宅不远的地方，和黄包车夫讨价还价起来。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注册信息。当中父母监护人一栏，张爱玲填的是母亲黄素琼（Miss Yvonne Whang）。

1938年，张爱玲逃出张宅，在母亲的资助下，开始为留学做准备。

但想要出国学习，张爱玲需要比以往付出更多努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节约外汇，收紧留学政策，甚至一度限制留学生出国，只有考上国外大学奖学金或者补助，无须购外汇的学生才被允许出国。

母亲黄素琼为此也下了极大的功夫。黄素琼是个理想远大但身无所长的世家少奶奶，维持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全靠变卖嫁妆。张爱玲逃家后，她又要负担张爱玲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但为女儿的学业，黄素琼不惜高薪延请外籍老师，给张爱玲补习较差的理科。

倔强的张爱玲不负母亲的厚望。1939年，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伦敦大学的入学资格。

然而战争的阴云已经覆盖欧洲大陆。她要上的伦敦大学的校舍被军队征用，老师和学生也被疏散。

张爱玲留学英国的计划又泡汤了。而且此时中国沿海地方的重点大学、优秀教授等等教育资源也随着抗战爆发，迁入内地。张爱玲只好改道香港。1939年8月29日，张爱玲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选修英文和中文。

她后来对弟弟张子静说，港大告诉她，成绩优秀者可以保送英国的牛津大学。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杨玉峰感觉，“张爱玲不太喜欢香港大学，尤其是她不太喜欢中文……我的感觉是她本身就是想到英国去留学的，不希望留在香港。”

张爱玲在香港3年，彻底告别了大小姐的生活，过上拮据的苦日子。黄素琼财力有限，只能支付张爱玲在香港的一些基本费用。张爱玲深刻体会到钱的压力，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销。她为了剩十几块的船费，拒绝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闹得全院沸沸扬扬。

“她在港大发愤读书，拿了两个奖学金。母亲当时也不宽裕，她靠奖学金节俭生活，尽量不动用母亲那笔钱。”

“她后来那么重视金钱，生活力求简朴，就是‘香港经验’如影随形带给她的‘惘惘的威胁’。”

这段时间张爱玲只顾发奋中止了写作。只是在刚进入港大的时候，张爱玲为了赚钱，才参加上海《西风》杂志的征文比赛。凭借着锋芒毕露的《天才梦》，她获得了名誉奖第三名。但这个结果，张爱玲很不满意。

张爱玲从香港大学肄业时的成绩单。图/香港大学档案中心

1940年1月， 女作家张廼莹为躲避重庆的轰炸，来到香港，获得短暂的安稳得以创作。张廼莹的笔名萧红，当年秋她开始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呼兰河传》。

然而枪炮如梦魇般尾随而至。1941年底，日军进攻九龙，香港沦陷。萧红在病中辗转于香港岛上各家医院。1942年的1月22日，萧红病重不治，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合上了双眼，年仅30岁。她去世前曾留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此时，在据圣士提反女校不到两公里的香港大学里，22岁的张爱玲冷眼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她刚刚拿了两个奖学金，眼看来年就要毕业，战争却再次截断了她的去路，

1941底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学业从此中断。半年后，张爱玲好不容易抢到回乡的船票，但因与父亲反目，她有家不能回。母亲黄素琼又在国外失联，只好去和姑姑张茂渊同住。但不巧的是张茂渊也被公司裁员了，经济一下子困顿起来。

但张爱玲还是想完成最后半年的学业，“至少拿张毕业文凭”，无奈之下，硬着头皮回张宅找父亲张志沂。

这是张爱玲和父亲此生最后一次见面，总共不到10分钟。张志沂答应提供学费。随后，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转校考试。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张爱玲的国文课没有及格，只能降级读国文初级班。

两个月后，张爱玲再次从圣约翰大学辍学，成为职业作家。

张子静说，姐姐一直被一股“惘惘的威胁”追逼着：

被迫逃离“封建家庭”，两度辍学，无法实现的留学梦，还有“和胡兰成缥缈的情缘……从她青春时代开始，每一阶段的理想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

据张子静的回忆，张爱玲辍学原因是多方面的。缺钱是一方面，张爱玲学习生活费用一直是母亲在承担。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爱玲就与母亲失去了联系。

另外一方面就是沦陷的上海，教育水准大跌，“没有几位好教授，引不起她上学的兴趣。”

1942年春末，张爱玲回到上海，寄居在姑姑家。此时姑姑不仅失业，投资也失败了。加之1941年以后，上海物价飞涨。为了生活，张爱玲在回沪后，很快开始给英文报纸写稿，赚取稿费。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的叙述，当时中国出版业85%以上都在上海，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此外在上海“孤岛“时期，大批有名望的作家不是出走就是韬光养晦，给初出茅庐的张爱玲留了一片空白的舞台，

“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1943年1月，23岁的张爱玲为综合性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撰写的特稿“Chineses Life and Fashions“和12幅插图出版后，吸引到出版界的目光。这篇特稿后被张爱玲改写为散文《更衣记》。

4个月后，张爱玲创作的中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受到著名编辑周瘦鹃赏识，并发表在他所编的流行刊物《紫罗兰》上。在随后的两年中，张爱玲迅速攀上个人写作生涯的高峰，成为上海滩最红的作家，实践了她“出名要趁早“的诺言。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香港大学复课，张爱玲的奖学金还在，还可以回校继续学业。但她没有回香港，觉得港大说毕业后送牛津进修“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即便留学成功，去了一个尚处在战后困境中的国家，意思也不大。

“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本文参考《张爱玲年谱》、《我的姐姐张爱玲》、《重读张爱玲》、《一九四九以后 当代文学六十年》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