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在中国教育史上，存续八年的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教学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已成为近代教育史上一段馨香佳话。这段佳话跟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位教育家的联合主持分不开，也融汇着很多为西南联大作出贡献的教师、教务人员的心血。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语言学家罗常培三人，先后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入蜀公干。
郑天挺
梅贻琦
罗常培（1938年）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校务，并到中美庚款董事会接洽公务；走访沙坪坝中央大学、歌乐山中央研究院；又过泸州，转叙永，商洽西南联大分校事宜；再赴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并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三位毕业生的论文。随后转道成都，走访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顺便查看北大、清华两校的毕业同学在各地的服务状况；最后又回重庆；直到8月23日（梅贻琦、郑天挺）、26日（罗常培）先后飞回昆明。
在西南联大三位教授的这次入川公干出差之旅中，巴蜀的人文、地理、历史，普通民众生活细节，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进入他们的文章中。
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位，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次入蜀，三人都有详细的日记。可惜三个人这三个月的日记，只有梅贻琦的是完整传世的，而郑天挺与罗常培这三个月的日记，都已付诸一炬，非常可惜。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罗常培之后将自己抗战时期这段历时三个月的入川学术文化考察之旅的日记，整理成一本书《蜀道难》。翻阅该书，可以看到时代的特色，巴蜀的风味，成渝在抗战时期的状态。
“我最喜欢的是成都，有好些地方都像我的故乡北平”
罗常培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为中国语言学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引用李白的《蜀道难》为序言，罗常培在自己的游记《蜀道难》中写道，这一回饱尝了现代蜀道的艰难：“这次的旅程经过了东川、西川和川中、川南的大部分，行期延长到三个多月。所用的交通工具一共有九种：最进步的是飞机，最原始的是鸡公车，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小汽车、木炭汽车、酒精卡车，轮船、柏木船，黄包车，滑竿等等……”
《蜀道难》之第十三节，拿成都比北平，“到四川后所经过的城市，我最喜欢的是成都，因为它除去城圈子不很见方，街道稍嫌纡曲以外，有好些地方都像我的故乡北平。比如春熙路的繁华像王府井，玉龙街的风雅像琉璃厂，打金街像廊坊头条，少城像后门里头，薛涛井和陶然亭的风格相近，草堂寺和松筠庵的规模仿佛，华西坝一带简直是具体而微的成府或清华园，只有武侯祠的地方色彩特别浓厚，在北平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对照来。”
公干之余，他们也走马观花逛市井寻美食。罗常培写得好像自己是老成都一样，“成都在许多好处之外，值得提一下的还有小吃和市招，比如像’姑姑筵’‘哥哥传’之类，声名已经洋溢四川以外，自然用不着特别介绍了；就是像‘不醉无归小酒家’‘忙休来’‘徐来’之类，先不用问他们的口味是否适口，单凭这几个招牌就够‘吃饱饭，没事干’的骚人墨客流连半天的。甚至于一个卖豆浆的小铺也用‘万里桥东豆乳家’七个字作招牌，未免雅得有点儿让人肉麻了。可惜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米珠薪桂的年头儿，‘姑姑筵’一餐酒席就得四五百元，朋友们既然不敢轻易请客，我们更不敢贸然到这些地方去问津。倒是二十六日中午，佩弦约我们和新从兰州回来的徐绍榖全家到名不雅而物甚美的‘吴抄手’去领略本地风光，我们却非常得到实惠。不过一碗山大菰面索价三元二角，物虽美，价未免欠廉了。此外，还有很著名的‘黄胖鸭’和‘赖汤圆’，可惜没抽出功夫去领略一下。”
1939年，罗常培（右3）
到成都不可能不去逛杜甫草堂。1941年5月27日上午，罗常培从武侯祠出来，又驱车到新西门外余家桥去凭吊浣花溪水水西头的草堂寺。“这个地方门禁得很森严，子杰掏出一张教育厅长的官衔片子来，守门的才把我们放进去，草堂三楹，中间供着杜工部，左右分祀黄山谷和陆放翁；堂后有杜像刻石三，黄陆像刻石各一，我对着这千古诗圣的故宅虽然有无限的’思古之幽情’，可是，要追慕当年‘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的遗风余韵，简直一点儿都领略不到了。”
《蜀道难》1944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4月上海再版。2008年，《蜀道难》被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第十卷。200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旅行散记文丛”，也出版有这册《蜀道难》。2020年5月，中华书局对《蜀道难》再次整理出版单行本。
著名作家冰心曾为该书初版作序：“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兴一点不减。他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路见不平，他愤激而不颓丧；遇见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赏流连，乐而忘返。……我以为将来若有人要知道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她还认为，“这篇游记，显然不是一个回忆，一个心影，而是从他精密详细的日记里扩充引申出来的，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
在彭家院子演讲，去歌乐山找吴文藻冰心夫妇
在罗常培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位教授从昆明到重庆，再前往叙永商议西南联大分校事宜，路途艰辛，诸多不易。他们先是住在重庆黄家垭口中央饭店。等待一周，坐上民生公司的“民文轮”号轮船。在日记里，罗常培记述道，“民生公司前年新造的船，官舱很干净。不过这一次正赶上有一支从前方调下来的队伍，要到乐山去休息，甲板上横躺竖卧的都是武装同志，简直挤得连走道都没有了。舱里非常闷热，外面又没有回旋的馀地，再加上“飞机”和“坦克”上下夹攻，这一宵压根儿没睡着！”
从重庆到泸州的船上，也有一段惊险的经历。“六月五日上午九点十五分，船开。太阳被乌云遮着，江上不时的吹来阵阵凉风，比在重庆那几天舒服多了。下午四点半船到江津，稍停即开。八点半刚到白沙还没靠岸，在朦胧的月色下，忽然传来紧急警报的消息。事后推算，这正是重庆大隧道窒息案发生的时候。昨晚上船以前，舒舍予、孙伏园约我们看川戏；假如船期晚一天，同时还有这个约会，说不定我们已经作了窒息鬼了。”
在这疲于奔命的期间，罗常培还抽着空儿，好整以暇地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第一、八月十一日上午，在警报声中，承音乐师资训练班班主任杨仲子和教务主任李抱忱的委托，让我到彭家院子去讲演一次。那天我讲的题目是“声韵和声乐的关系”，大意想说明国字的四声阴阳对于谱曲的重要性，四声阴阳虽然随地异其调值，但是谱曲子的时候总得依照一个标准，时下的抗战歌曲把“九一八”唱成“揪尾巴”，那就是念倒了字音的实例，末了儿又附带着说了一点儿戏曲音韵的源流。当我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有一阵敌机隆隆恰好从头上飞过，因为听众仍然很镇静的坐着不动，我也就不好意思“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了。”
在青木关所遇到的十天空袭让教授们很疲劳。所以他们从叙永回到重庆后，抽空儿到歌乐山去看好朋友吴文藻冰心夫妇，顺便休息几天，恢复恢复疲劳。吴、谢家的潜庐（1940年吴文藻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全家又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买了座没有围墙的土屋，冰心又将其叫作“潜庐”。）。
在《蜀道难》中，罗常培写道，“冰心虽然作了参政，招待朋友还是照常的殷勤。她的身体比在呈贡时稍微清减了一些，可是精神老是那么兴奋着，尤其在剪烛清谈的时候，她总是娓娓不休的越说越高兴。潜庐小而精雅，面对着嘉陵江，老远的望见星罗棋布的几堆房子，那便是沙坪坝和磁器口；兔儿山和云顶在它左右屏蔽着，一片浓绿的中间常常映衬着一块块的灰白色，那便是阔人们预备消夏或疏散的别墅；房后面还可以看得见高店子的市集，一条通磁器口的石板路，常常有坐滑竿或步行的人们像黑点般蠕动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除去松涛竹韵之外，往往还从隔壁的林家庙飘送过一两声发人深省的梵呗，越发显出山中清幽的趣味来。拿潜庐比呈贡三台山上的默庐，自然各有长处，不能强分好坏。不过，再要凭着默庐的窗口去眺望呈贡八景之一的“凤岭松峦”，那却时过境迁，比较不大容易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四个字配合的恰到好处！”
真是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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