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600岁的故宫 成渝80多年前合伙干了件大事！

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于推动未来发展、实现新时代新跨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巴和蜀更多的时候是一同进步，一同发展。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7月20日启动的“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评选活动，请跟随我们的视线，来寻找成渝CP背后的文化印记。

大慈寺

成都市中心闹市中，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刹。它修建于魏晋时期，就连玄奘也是在这里正式受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震旦第一丛林”之称。而在重庆的南岸，有一座著名的寺院慈云寺。与它一墙之隔的地方，有一座在重庆开埠之后修建的老建筑，瑞典商人安达森修建的仓库。

这两座建筑，看似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在80多年前，这两座建筑承担了同一项工作，共同作为中转站，保护了因抗日战争影响而南迁的故宫文物。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这些藏于四川和重庆各地的故宫文物，几乎完好无损。

2020年是故宫建成600周年纪念，而成都、重庆、峨眉、乐山……见证了故宫南迁的历程，携手一起守护了中华民族遗存的精髓，守护了中国的文物宝库。

前线告急 故宫文物分三路秘密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1933年，日军威胁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力倡文物南迁。1933年2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的19000多箱珍贵文物，为避免落入日寇手中，秘密迁徙上海。因为都由故宫博物院统一装运，统称“故宫文物南迁”。1936年12月移存南京朝天宫。

七个月后爆发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岌岌可危。于是这批珍贵的国宝再一次经历迁徙，分为南路、中路和北路，水陆交通并用，将国宝送入了四川和贵州。而1944年日军入侵贵州之后，藏于贵州的国宝又被转移到了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保存。

几十万件的故宫文物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之中，隐秘地在四川“岁月静好”，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才被安排重归故宫。

故宫文物南迁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保存中华文脉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保护了全人类共有的文明结晶的重大贡献。郭沫若的诗句曾经用“暴寇无由攘过海”概括了故宫文物南迁的目的，更用了“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赞扬了故宫人保护中华文脉的决心和毅力。而来自成渝两地的人民，甚至是外国友人也复出了自己的努力。

石鼓

北线入川 石鼓曾存放在大慈寺

国宝入川之后，先是在存放在成都闹市中的大慈寺的大雄宝殿和藏经楼之中。这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亲自选定的储存地点。

成都的储存地点，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选的。当时故宫文物存放时，因寺内僧众多，不好安置，便采取借用的办法，由故宫出一部分安置费，文物就存放在大慈寺的大雄宝殿和藏经楼的一楼、二楼。但是当文物来到成都后不久，成都也开始遭受日本战机的空袭，而且大慈寺附近的春熙路、盐市口等闹市区也曾遭到轰炸。

其中有一组文物具有特别的意义，那就是十个“石鼓”。“石鼓”是一组十个馒头状的花岗岩刻石，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1吨。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鼓，因此得名。它是最重要的金石学石刻遗物，它上面刻着的文字，后世称为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状若“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

眼看成都也不安全，马衡再次决定将北路文物继续转移至峨眉山。汉中文物转运成都的首批出发时间是1938年5月，最后一批运离成都前往峨眉是1939年6月。因此，文物呆在成都最长的时间长达13个月左右。但是，直到1939年6月，汉中的文物也没有来得及完全转运到成都。因此，未转运来蓉的故宫珍宝，有的便直接从汉中取道广元等地，直赴峨眉。

就在故宫文物撤离成都的几天之后，日本飞机27架轰炸成都，炸死226人，伤432人，繁华地段数十条街道被毁。前台北故宫著名研究员，曾参与过国宝入川工作的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第102页记载：“西面是一片火光，走出大慈寺一看，肩担抬着受伤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医院里去。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又听说春熙路一带已经炸光了，大火仍燃烧着。”他庆幸文物已经全部迁离成都。

护送国宝照片

几经辗转 抗战胜利后文物汇聚重庆

与此同时，中路文物在汉口短暂保存之后，1938年5月又一路辗转到了重庆。入渝的文物被分三处进行保存：第一处为川康银行，现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二楼仓库，共存放3830箱；第二处是南岸王家沱吉时洋行仓库，存放1814箱；第三处就是南岸的安达森洋行。

其中安达森洋行是一名经营鬃毛、腊肉和百货的瑞典商人的公司。安达森洋行一共有8栋建筑，其中有5栋是仓库。高大结实的仓库、方便运输的轨道，这些都成为故宫国宝避难于安达森洋行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于是，3694箱文物被藏在了安达森洋行的4座仓库之中。

安达森利用他瑞典商人的身份，当日军飞机盘旋在洋行上空时，就把瑞典国旗升起来、平铺在空地上，幸运地躲过了轰炸。

安达森洋行

1939年4月，日军对于重庆的轰炸更加疯狂，为保证万无一失，国宝再次撤离转移原本计划在重庆菜园坝勤德堂旁的山脚深挖一处山洞进行保存，但由于此处珊瑚坝机场太近，易遭轰炸，而且整个工程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建成。于是，马衡只能西出重庆觅地，最终选中了乐山安谷乡的一座寺庙和六座祠堂。

1939年4月，在渝国宝用船运往宜宾，再换船运往乐山。

1944年豫湘桂会战,桂、柳失守，危及贵州，保存在贵州安顺的，共计83箱故宫文物又于当年12月迁至巴县飞仙岩。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颠沛流离的国宝也将运回北平。但巴蜀地僻山险，又无铁路，只有先从重庆乘船到南京，再从南京转运回北平。因此，首先要把在巴县、峨眉、乐山三处的文物共计13427箱集中到重庆。故宫文物一直到1947年11月全部完整东下，集中到了南京。

至此，这一场跨越2万里、长达14年光阴的文物迁徙画上了一个句点。重返时再次清点，几乎没有损毁、遗失，堪称世界文物迁徙史上的奇迹。而川渝两地多做城市携手保护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文脉，必将成为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