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疫 | 专访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疫情常态化防控考验精准与平衡

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人物名片

李海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援鄂医疗队队长。2003年，参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抗击“非典”队员中。2004年，随原国家卫生部医疗队赴印尼参加海啸后救援。

李海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援鄂医疗队队长 图片来源：中国网

据新华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6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例突破千万例，死亡病例近50万例。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29日接受央视采访表示，“上诉迹象表明，全球疫情第一波根本没有过去。防控措施稍微松懈，疫情就可能反弹，造成更大范围扩散。”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海潮29日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说，“一些国家疫情还处于高位时，（我们）很难独善其身。这种情况下，必须为常态化（防控）做准备。”

17年前，李海潮曾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抗击“非典”的一员。2004年，他随原国家卫生部医疗队赴印尼救援。今年年初，他作为北大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在武汉“战疫”60天，独立接管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B栋9层西区，救治重型和危重型患者。

他对封面新闻表示，目前北京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更加强调“精准”，“找到一个平衡点很重要。因为未来的常态化（防控）必须要有一些实战依据，经过科学推演，形成合理的监测和防控模式，再做决策时，就能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效益”。

核酸检测“混检”是为了提高效率

迅速扩大核酸检测能力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举措。

6月24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检测机构从98家增至128家，每天最大单检能力达40万人份以上。“如果按重点人群单检，一般人群混检方法，每天检测近100万人的能力是不成问题的。”

国家卫健委6月28日在官方微博上表示“武汉和北京都采用了所谓的混检方法”，并介绍“混检”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采样时将几个人，如3人或5人分别采样后，放至同一采样管中，这种模式也叫做“混合采样”或称“混采”，北京多数情况下采用这种模式；另一种则是在实验室检测时，将3人或5人样本取相同体积混合在一起，也称“样本混合”。

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北大第一医院驰援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等地，支持核酸检测。李海潮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表示，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的密切接触者都已隔离起来了。“现在是筛查，在外围区域，如果都是一份份检测，基数很大，可能每个人都会花很长时间，成本也会更高一些。必要性不大，所以我的理解，混检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国家卫健委解释，从科学角度讲，第一种“混采”模式不会影响核酸检测敏感性，后一种将样本混合检测模式，则对检测敏感性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是已知的。在现场采样中，如采用“混采”，要注意的是有序安排，如5人一组，每人持各自条码，采样时每采一人，将该人条码贴至采样管上，就可有效地避免采样可能弄混的问题。

李海潮强调，对发热门诊有症状患者、密切接触者等高风险人群，以及需要阴性检测结果出京办事的人员，还是应该采用单采单检。对低风险人群的筛查，可优先选择“混检”。

详细流调确保精准防控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社区卫生首席专家吴浩日前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这次我们更强调一个精准封控原则。武汉当时在特定条件下、特定时期，因为对整个病毒也不太熟悉，所以按下了整个的暂停键，这次我们不能，因为有很多好经验和模式可以运用 。”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6月30日通报，11日以来，北京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25例，在院324例。尚在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7例。截至目前，北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仍保持在二级，全市共有30个中风险地区和4个高风险地区。

李海潮说，“武汉当初的情况是病例数增长迅速，且全国多个省区都有来自武汉的病例，为做好防控，封城就成了当时切断疫情传播的重要措施。”他说，这次北京疫情情况相比而言“要好很多”，首个病例——“西城大爷”很快被确诊，“而且他详细回忆起了两周以内遇到的人，到过的地方。依靠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很快锁定了主要传播区域，（防控）目标就相对集中了。”

向着“理想”防控模型更进一步

世卫组织6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例达10021401例；死亡病例达499913例。

“一些国家疫情还处于高位时，（我们）很难独善其身。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常态化（防控）做准备。”李海潮说，“为什么要越来越强调精准？因为不可能将疫情防控措施始终保持在一个很高的强度，这对复工复产、对经济影响是很大的。”

截至目前，北京在院治疗的300多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绝大多部分是普通型和轻型，危重型的发生率只有约1%，未出现死亡病例。李海潮表示，“因为现在我们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对疾病的认识也深化了不少，可以使病人的治疗效果变得更好。另外，也要考虑其他的医疗需求，比如急性心梗病人、恶性肿瘤病人等，如果医院的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可能这些人出现危险的机会会大于新冠肺炎的危险，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公布的《2020年6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表示，北京本次疫情流行的新冠病毒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Ⅰ，排除动物病毒外溢和武汉流行毒株导致的可能性。

李海潮认为，目前对新冠病毒传播方式“仍在认识过程中”，比如这次“冷链”系统传播的可能，因此仍需要提高认识。在医疗方面，北京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动员能力更强，应对起来也更充分一些。“如果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其他地方出现类似的情况，怎么去处理？”因此，未来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清晰的指导原则。从武汉到北京，都在积累经验，“包括流行病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士，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可以建立起精准防控更为理想的模式，以便达到常态化防控时各方面工作的良好平衡。有了武汉和北京应对疫情的经验积累和科学探索，我觉得我们离理想的防控模式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