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些重要学校、文教机关、学术团体及科研机构也纷纷内迁。据史料记载，内迁大西南的高等学校共有50多所，其中内迁四川的有40余所，如迁重庆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成都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迁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迁乐山的武汉大学，迁三台的东北大学，等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经过辗转数地，最终也落户到李庄。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要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并设校在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常委的联合主持下，前后存在了八年零十一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教学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已成为近代教育史上一段馨香佳话。
梅贻琦
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先后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入蜀公干。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校务，并到中美庚款董事会接洽公务；走访沙坪坝中央大学、歌乐山中央研究院；又过泸州，转叙永，商洽西南联大分校事宜；再赴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并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三位毕业生的论文。随后转道成都，走访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顺便查看北大、清华两校的毕业同学在各地的服务状况；最后又回重庆；直到8月23日（梅贻琦、郑天挺）、26日（罗常培）先后飞回昆明。
79年前，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来到巴蜀之地公干，他们是如何出差，又是如何在工作之余游山玩水的？从他们的工作、游历细节，我们也可以窥见消逝的时光。
1939年，罗常培（右3）
民国时代，很多人都有记录自己的书写方式，那就是写日记。著名的学人日记如《黄侃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邓之诚日记》等，都因人物重要，时间跨度长，载记较详细，不仅成为“个人的生命史”（顾颉刚语），更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佐证，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位，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次入蜀，三人都有详细的日记。可惜三个人这三个月的日记，今天只有梅贻琦的是完整传世的，而郑天挺与罗常培这三个月的日记，都已付诸一炬，非常可惜。
郑天挺
郑天挺账单
曾像“老成都”一样 对美食很熟悉
所幸罗常培留下了据抗战时期这一段历时三个月的入川学术文化考察之旅，日记整理而成的《蜀道难》。
从引用李白的《蜀道难》为序言，罗上来就说，这一回饱尝了现代蜀道的艰难：“这次的旅程经过了东川、西川和川中、川南的大部分，行期延长到三个多月。所用的交通工具一共有九种：最进步的是飞机，最原始的是鸡公车，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小汽车、木炭汽车、酒精卡车，轮船、柏木船，黄包车，滑竿等等……”
《蜀道难》之第十三节，名“尝尝成都跑警报的滋味”，拿成都比北平，“到四川后所经过的城市，我最喜欢的是成都，因为它除去城圈子不很见方，街道稍嫌纡曲以外，有好些地方都像我的故乡北平。比如春熙路的繁华像王府井，玉龙街的风雅像琉璃厂，打金街像廊坊头条，少城像后门里头，薛涛井和陶然亭的风格相近，草堂寺和松筠庵的规模仿佛，华西坝一带简直是具体而微的成府或清华园，只有武侯祠的地方色彩特别浓厚，在北平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对照来。”
罗常培（1938年）
公干之余，他们也走马观花逛市井寻美食。罗常培写得好像自己是老成都一样“成都在许多好处之外，值得提一下的还有小吃和市招，比如像“姑姑筵”“哥哥传”之类，声名已经洋溢四川以外，自然用不着特别介绍了；就是像“不醉无归小酒家”“忙休来”“徐来”之类，先不用问他们的口味是否适口，单凭这几个招牌就够“吃饱饭，没事干”的骚人墨客流连半天的。甚至于一个卖豆浆的小铺也用“万里桥东豆乳家”七个字作招牌，未免雅得有点儿让人肉麻了。可惜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米珠薪桂的年头儿，“姑姑筵”一餐酒席就得四五百元，朋友们既然不敢轻易请客，我们更不敢贸然到这些地方去问津。倒是二十六日中午，佩弦约我们和新从兰州回来的徐绍榖全家到名不雅而物甚美的“吴抄手”去领略本地风光，我们却非常得到实惠。不过一碗山大菰面索价三元二角，物虽美，价未免欠廉了。此外，还有很著名的“黄胖鸭”和“赖汤圆”，可惜没抽出功夫去领略一下。”
到成都不可能不去逛杜甫草堂。27日上午，罗常培“从武侯祠出来，又驱车到新西门外余家桥去凭吊’浣花溪水水西头’的草堂寺，这个地方门禁得很森严，子杰掏出一张教育厅长的官衔片子来，守门的才把我们放进去，草堂三楹，中间供着杜工部，左右分祀黄山谷和陆放翁；堂后有杜像刻石三，黄陆像刻石各一，我对着这千古诗圣的故宅虽然有无限的’思古之幽情’，可是，要追慕当年‘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的遗风余韵，简直一点儿都领略不到了。”
冰心曾为该书作序：认为这是了解抗战蜀道旅途的必读书
《蜀道难》1944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四月上海再版。2008年，《蜀道难》被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第十卷。200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旅行散记文丛”，也出版有这册《蜀道难》。
2020年5月，中华书局对《蜀道难》再次整理出版单行本。负责该书整理和文本校订的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说，“《蜀道难》共分十七节，除首末两节外，中间十五节与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可彼此呼应。兹将相关内容附于每一节之后，互相对读，真可谓有身临其境者也。”
冰心曾为该书初版作序：“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兴一点不减。他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路见不平，他愤激而不颓丧；遇见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赏流连，乐而忘返。……我以为将来若有人要知道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还认为“这篇游记，显然不是一个回忆，一个心影，而是从他精密详细的日记里扩充引申出来的，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
成都、乐山、峨眉游历的报账单还在
俞国林几年前开始整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罗常培《蜀道难》收为附录，作为参考。最近，郑天挺家人在整理文件资料时，发现郑天挺当时作为财务总管记录下的梅贻琦、罗常培、郑天挺此行三个月的账目清单。这份账目清单计二十五纸，其中支付细账二十页（含一页游峨眉山）、报销总账二页、联大（分列梅、郑罗）报销总账一页、清华北大（分列梅、郑罗）报销总账一页、中国旅行社成都招待所发票一页。
穿越时间的烟尘，再来看这些账单，很是耐人寻味。其中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四日栏后面写着：“在嘉定峨眉、成都考察参观不支公费。”又，八月八日栏后面三人名下都写着67.50元，但是在表后注了一句：“自成都至重庆135.00元，以半数报账。”盖重庆至叙永（约250公里）为公干，因游峨眉而转道成都，自成都回重庆（约500公里）其路程多出一倍，故以半数报账。这份自律，令俞国林甚是感慨，“这份支付细账，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交通、住宿、餐饮、娱乐等物价，以及相同内容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甚至赏钱的多寡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像是一幅鲜活的画卷，铺展于读者的面前。”
住宿成都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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