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双城志：文化同源⑱｜诗评家吕进：川人久在渝 巴蜀融半生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罗惟巍 邢曣月 杨渝 剪辑 李强

1939年出生在成都的吕进，从位于成都后子门的川西实验小学毕业后，又在成都七中读了六年，然后到重庆上大学。此后，命运的各种际遇，把他留着山城，一直生活至今。从奔跑在平原上的成都少年郎，到坐镇重庆的全国重要诗评家、文学教授，吕进的人生、文学地图，既有成都的血脉，也有重庆的滋养。他的大半生，真正是巴与蜀密切交织无法分开的大半生。

如今虽已年逾八旬，吕进依然清晰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成都七中读书的往事细节。学校有4位理科教师颇受欢迎。学生们编了一首顺口溜：“真物理，假化学，熊代数，唱几何”。“真物理”是指姓曾的物理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调到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假化学”是指姓贾的化学老师。“熊代数”非常有个性，上了熊老师的代数课，不需复习，一切了然于心。“唱几何”当然是几何老师，他是咏唱着上课，唱到重要地方，会说话：“注意，这里很重要啊！”他的咏唱，会使人分外清醒。教语文的是白敦仁，一位明代文学专家，教的《木兰诗》等古代名篇，吕进至今也能背诵。“有一学期开学，我家太穷，实在缴不出学费，白老师是班主任，我的妈妈找到白老师。家境并不宽裕的白老师立即说：吕进的学费我缴了，这个孩子不能耽误，他将来必定有出息的。”读高二时，白老师奉派去波兰华沙大学中文系任教，吕进写了一首诗赠师:“遗憾自己不能长出翅膀/在天海里划着，为你送行/我将一颗爱心付与一弯明月/送老师到密兹凯维奇的国境。”往事历历。吕进感慨，“成都就是这样一座生我养我的城市。”

吕进（左）与诗人洛夫（中）、大解（右）2016年在成都

关于成都，吕进有很多温馨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四川分成川西、川东、川北、川南四个行政区，成都是川西的首府。川西文联只有一家刊物《川西说唱报》，吕进去投稿，得到署名“茜子”的编辑来信，约他面谈。他兴奋不已，“这可是我崇敬的诗人啊。”川西文联在布后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吕进，找了好久才找到编辑部。编辑们大多下班了。茜子一惊：“你是吕进？”他大概没有想到作者是个小孩子。然后就拍着吕进的脑袋：“找不到布后街？你问警察叔叔就行了嘛！”30多年以后的一天，已经在重庆的吕进，接到茜子从成都寄来的挂号邮件，是诗稿，并给“尊敬的吕进同志”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介绍自己，求教。吕进赶紧给他回信，“我就是当年那个投稿的小男孩啊，你不用这么客气，你可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呢。”

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读书的吕进，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高教局”（西师），也就是留校。“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生接受着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双重熏陶了。”

吕进（右）与作家黄亚洲在重庆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对于这个历史节点，吕进心情复杂，“既兴奋，又不舍。兴奋是，重庆于今，站在了更快发展的平台上。但是，巴渝文化难分难舍。川渝学者长期携手合作，情谊深厚，对于重庆市的直辖，大家还是有些复杂之情。”直辖前夕，四川省正开展第七届社科评奖。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组由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为组长，吕进为副组长。评奖完成以后，最后一次午餐，大家都来和吕进这个重庆来的评委依依惜别，气氛有些感伤。评委们大多是老朋友了，常常一起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们说：“吕进，难道以后你真的就不参加了吗”，“以后就看不见你了，哎呀，这还真的不习惯呀！”

虽然行政规划让重庆与四川分开，但两地的人和事，却彼此勾连，绵延很长。1994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达文件，组成《四川百科全书》编委会，着手这项工程。由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秦玉琴、副省长徐世群担任编委会主任，重庆市副市长窦瑞华等人为副主任，吕进担任总主编，“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总主编负责制”。

这部《百科全书》一共29卷，300万字，成渝许多院士、著名学者都出任了自己学科的分卷主编。1995年6月13日开编，在快要完成的时候，重庆将要直辖了。有人建议，把即将付印的《四川百科全书》封面上的四川地图改改，去掉重庆。吕进坚决不同意。他说，“以后再版时可以修订，也应该修订，但是现在不能动。如果改动，我这个主编就是重庆的，那就说不通了，这是历史啊。结果，大家一致同意不做修改。”

由于巴与蜀，成都与重庆，有太多的紧密联系，无法分割。以至于在不少没了解清楚情况的外人看来，有时候还会分不清楚。吕进就曾遇到过一个有趣的案例：有外国人以为西南大学在成都，闹了一些笑话。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吕进收到一封发自重庆人民宾馆的信。拆开一看，是韩国著名汉学家李炳汉的中文信。李炳汉是汉城大学教授，中国古诗的研究专家，吕进在1991年日本九州大学的一个会议上相识。在信中李炳汉说，他到四川大学讲学一周，时间安排太满，主人又一直陪着，所以没有能够去西南大学看望吕进，现在已经到了重庆，真是遗憾，特写信问候。拿到信的吕进一惊，立即给人民宾馆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的确有一位韩国客人，但是他今天早上已经搭乘轮船离开重庆了。

封面新闻：巴与蜀唇齿相依，彼此相望，并称巴蜀。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巴地的蜀人，您认为，巴与蜀，有哪些共性？

吕进：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区域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最相似的就是：不管四川还是重庆，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巴蜀文化自古以来是建立在“山高皇帝远”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文化新潮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它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异质的“希奇”东西，并且从中吸取养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的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封面新闻:  您对巴和蜀的了解都很深。就像双胞胎也有差异一样，关系密切的巴蜀文化，也有各自的特色。

吕进：是的。在文化上，四川和重庆很难完全划开，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川渝是一家。但是细细观察，也有区别。《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区别。四川和重庆属于同一个区域文化，这个区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 巴国多为穷山恶水之中，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在山里不可能种田，以狩猎去获取食物，和野猪老虎之类的搏斗，所以巴人性格火爆，重群体讲义气，急躁爽直。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重庆、合川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成都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版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天府之国，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衣食无忧，就有功夫读书，从事文化活动，“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蜀地文风兴盛，多出相才等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李白、杨慎、苏东坡、郭沫若、巴金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字。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四川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实现川渝共建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

封面新闻：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行政划分的变化，并没有阻断川渝两地的文化联系。您的体会如何？

吕进：巴蜀从古及今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重庆）和蜀（四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的几所知名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文化就是人化。在文化领域，四川人、重庆人是交错的。四川和重庆在文学上是不分你我的。拿作家来说吧，李白、陈子昂、苏东坡、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杨牧、张新泉、阿来、吉狄马加的确是四川人，但是马识途却是重庆（忠县）人。我为诗人梁平的评论集写的序言题目：《梁平：三面手与双城记》，第一句就是“梁平人生的地理坐标和我恰好相反，他从重庆去成都，而我这个成都人却在重庆生活。”所谓“双城记”就是说梁平是“蓉漂”的重庆人，梁平有部诗集就是《巴与蜀：两个二重奏》，他新近推出的诗集《时间笔记》就是“双城记”的诗歌版。

在重庆，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沙鸥、余薇野、李钢的确是重庆人，但是邹绛、梁上泉、穆仁、傅天琳却是四川人。重庆近几十年有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红岩》，作者杨益言也是四川人。成都的《星星》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在诗坛享有威望，不少重庆诗人就是《星星》培养出来的。我担任过多年《星星》编委，虽是挂名，也引以为荣。《星星》创刊40年的时候，重庆已经直辖，但是《星星》仍然特邀我为《星星》的《四十年诗选》写了长篇的评论文章：《不惑风采：<星星>及其<四十年诗选>》。重庆很多诗人是《星星》培养出来的。可以说，巴蜀在文化领域方面，完全是交叉互融，扯不开的。

吕进与吉狄马加（右）、晓雪（左）

封面新闻：您长期工作生活在重庆。关于与成都作家的来往，有哪些难忘的往事？

吕进：上世纪80年代，我邀流沙河到西南师范大学搞讲座。听众坐满大半个礼堂，可能有一两千人吧。流沙河开讲不久，人就呼啦啦地走了一半。我后来给流沙河说：“别太得意，很多人其实是好奇，哪是想听你讲诗，是来看你的模样的。所以我为新诗研究所想出了一个创收的好办法，把你关在铁笼里，卖门票，不就有经费了吗。”流沙河哈哈大笑。

最近去世的成都诗人木斧常到重庆，来新诗研究所开会。他最后一次准备来重庆是2014年，已经83岁了。他拿着新诗研究所的“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的邀请书独自上了火车，坐定以后，才发现把开会时间看错了，要下个月才开会，于是又赶紧下车。以后，年事高了，就再没有到过重庆。

封面新闻：我们知道，经济跟文化密不可分的。在当前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您认为，除了在经济上融合，两地在文化上，或者说在文学创作方面，应该有怎样的交流或合作？

吕进：四川和重庆的文学都有魅力和张力。我是“书生谈书，屠夫谈猪”，我觉得在新诗创作上，川渝完全可以强强联手，把巴蜀打造成举国羡慕的诗的“天国”。四川有深厚的文脉，这里是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蜀人陈子昂、苏东坡、杨慎都是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大家，“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现代，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蜀中五老”发挥了全国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就有三位：周克芹、王火、阿来。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诗人杨牧、吉狄马加是全国文学奖得主，张新泉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新中国创刊的第一家诗刊《星星》每个月在成都出版上旬刊、中旬刊、下旬刊，团结了众多朋友。

近些年，四川成功举办多次大型国内和国际的诗歌活动。再回头看重庆，这里也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草堂，来到奉节（古之夔州），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生涯的高地。他用心血和忧思写下的430首“夔州诗”，占了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成为杜诗的巅峰。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的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 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 “竹枝词”的故乡也在三峡。“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峡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骑牛唱竹枝。”

重庆也是公认的新诗重镇。诗人黄亚洲曾经有诗句：“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吴芳吉是站在新诗和旧诗的交叉点上的重庆诗人。可以说，他是重庆最后一位旧体诗人，又是重庆最早一位新体诗人。他的《婉容词》赢得的巨大的艺术反响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都是重庆新诗的早行人。新时期以来，傅天琳、李钢获得全国文学奖，傅天琳、李元胜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家新诗研究所诞生在重庆。在诗歌上川渝不应分家，不能分家，巴地连接蜀土，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领军之地。我相信，巴蜀联手，成渝联手，共同打造成中国新诗的中心和圣地，这是绝对值得期待的辉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