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双城志:文化同源⑯|移民研究专家陈世松:移民文化是助推成渝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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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 2020-05-12 07:30 107297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摄影 刘牧雨

清乾隆中期,在成都府简州镇子场(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打拼多年的生意人巫作江,觉得钱赚得差不多了,想回家好好孝顺父母,以弥补多年在外无法事亲的遗憾,把赚到的钱财“悉载东归”,回到重庆府永川县王家坪(今重庆市永川区王坪镇)老家。巫作江满以为父亲巫锡伟会很高兴,没想到遭到巫锡伟狠狠的批评。

雍正十三年(1735),住在嘉应州长乐县(今广东五华县)的客家人巫锡伟,带着妻子吉氏和几个儿女迁徙入川,最初落脚在重庆府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一个叫大草坪的地方,没多久又迁到永川县王家坪。一辈子都在打拼的巫锡伟认为,巫作江应该继续在镇子场打拼,家里还有5个儿子可以尽孝。巫作江返回镇子场,把家安定下来,“遂一意经营。”巫氏家族,在后来100多年里成为镇子场的一大巨族,巫家的“大夫第”至今仍在洛带镇上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上的“巫大夫第”二进门。黄勇 摄影

在移民研究专家陈世松看来,成渝双城,山水相依,文化同源,移民文化是川渝历史文化的共同特色。在历史长河中,成都和重庆分别在历次移民大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移民文化是历史留给四川省和重庆市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陈世松研究员在家中书房接受封面新闻专访 黄勇 摄影

由于移民、人群相互间的流动交往所形成的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碰撞、融合,推动了川渝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带给巴蜀地区的创造拼搏精神,至今仍成为两地居民共同的文化禀性。巫氏家族从重庆到成都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佐证。传承和弘扬巴蜀移民文化精神,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个不可缺的重要路径。

四川盆地介在青藏高原与江淮平原、川西高原与云贵高原之间,是连接黄河及长江的重要通道。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因素条件,使得巴蜀地区成为一个有利于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熔炉。

在中华文明的成长过程中,四川盆地就像一座水库一样,吸纳着四面八方的来水——多元文化。而从中国内地人口流动的历史走向看,四川盆地是最具有向心吸引力的地区,它因此又被移民史学者称为最佳的“定居地‘收容器’”。

巴蜀地区是中国的一大移民区,古往今来人口迁移活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区的人口,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复杂,情况纷繁。

按照移民史的常识,在一个地区内的所有移民活动中,必有部分移民活动时间最长、迁移规模最大,在大地理空间展开,其影响最为显著,这样的移民趋势就是所谓的移民高潮。

在从秦并巴蜀至民国时期,四川盆地内曾经掀起过5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高潮:第一次在秦汉时期,第二次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在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第四次在元明清时期,第五次在抗战时期。

在这5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无论是自秦汉以至唐宋的人口自北向南移动,还是元明清以至抗战时期的人口自东向西移动,成都和重庆都是两大移民人口的聚居中心。

川渝地区在5次迁徙潮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了吸纳各省籍人口、汇聚各色文化的重要的角色,均在历史上发挥了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等多种文化功能,其在中国移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任何一种大范围的地域文化,都不可能是一个源头,都具有一定的多源融合的特点。但四川盆地因为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入川所带来的汇纳百川的文化特色,表现得特别突出。如享誉中外的川菜、川戏、川话、川茶、川酒、夏布、折扇等,其形成背景都离不开人口的流动交往、文化的碰撞融合。

坐落在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长江边的重庆湖广会馆,原本是清朝历史上湖北、湖南等省籍在渝商人的聚会之所。这一建筑群(包括禹王宫、齐安公所、广东公所),是目前已知全国城市中心区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坐落在成都洛带古镇上的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是目前巴蜀场镇上保存最为完好的移民会馆建筑群。如今,两地的会馆建筑群,均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重庆、成都网红打卡的著名旅游景点。

这些由成渝民众共同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作为移民运动的产物,无不打上鲜明的兼容的文化烙印。如今,移民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已成为成渝历史文化的亮点和特色,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认真总结、继承发扬。

对话专家


【专家简介】


陈世松,生于1940年3月,四川三台人,祖籍福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1958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63年考取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68年分配至成都市龙泉驿区工作,1978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研究。现为四川省社科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蒙元史、中国古代史、四川地方史、移民史、客家文化。主编《四川通史》《四川客家》,撰有《余玠传》《蒙古定蜀史稿》《宋元战争史》《天下四川人》《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等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川渝民众共有“麻城孝感乡”祖先记忆

封面新闻:在以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川渝两地移民史上,共有的祖先记忆是“麻城孝感乡”,这是怎么回事?

陈世松:以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川渝两地民间,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只要说到移民问题,70%-80%的人都会提到“麻城孝感乡”。

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

“孝感乡”原本是湖北黄州府麻城县下的一个地理概念,后来之所以成为川渝民间一个具有“共同祖籍”意义的共同文化符号,自有其历史演变过程。它与元明之际发生在成渝地区若干重大移民活动,以及明清易代后巴蜀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前者,即发生在成渝地区的若干重大移民活动,举其大者就有:

针对宋末元初四川普遍存在地荒人稀的局面,元朝决定抽调军队在成都平原开办军事屯田区,大批军事移民聚集在崇州一带从事开垦。在各种名号的军事屯田单位中,就有来自湖北“孝感乡”的番号。

元末天下大乱,湖北随州人明玉珍率红巾军入峡购粮,乘四川内部空虚,一举占领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其部下几乎全是湖广人,尤以黄州府麻城县人为最。明玉珍称帝后,又在楚地大力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乡有组织地招徕、接纳了一大批湖广移民。

洪武四年(1371),明朝平夏后,为填补四川劳动力空虚,决定“迁麻城孝感乡之民,以实四川”。川东、渝西与富顺、泸州交界之地,遂成为孝感乡迁民的集中安置区。

随着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发展壮大,到了明末,成都城中“生齿皆黄陂孝感人”。此处的“黄陂”,当为黄州之误,明朝黄陂县隶属于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市),孝感乡属于黄州府麻城县管辖。

自明玉珍在重庆建立政权,开启有组织迁移楚人入川潮流,到了明末成都人普遍自称来自孝感,这表明孝感乡民填川之说,已经在巴蜀民间得到普遍的传播与认同。

关于后者,即经过明清易代后,四川社会环境与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朝在开启湖广移民迁川大潮前,对战乱后的四川盆地人口进行调查发现,“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现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为了与清初招来的新移民相区别,清政府在登记户籍时,有意将川渝本土居民统称为“土著”和“旧家”。

这些“土著”“旧家”,由于受明清易代中记忆断裂的影响,在清初重构世系时,在找寻不到确切祖籍来源地的情况下,出于从众心理和现实的需要,大多把自己的来源地归籍为麻城孝感乡。清初以来新迁入的湖广等省移民,由于势单力薄,为了“求荫自庇”,也多有将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麻城孝感乡者。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川渝地区形成了以“麻城孝感乡”为中心的同乡移居传说,由此形成了两地共有的祖先记忆。

党的十七大发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后,一个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地的寻根问祖活动,不约而同地在川渝两地民间自发开展。出于对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关注,川渝学界分别进行跟进,从学术理论和新闻报道角度提供文化支撑与配合。

在成都,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团队自2008年以来,启动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研究计划,并牵手重庆市和湖北麻城的学者,对川渝民众中的共有祖先记忆现象,开展田野考察和学术研讨活动,最终形成了《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的出版。

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

在重庆,《重庆日报》《重庆晨报》于2014年5月派出采访报道组,踏勘重庆10多个县市,并前往湖北麻城,行程4000多公里,开展了“君从何处来——重走湖广填四川迁徙之路”的大型采访报道活动。

川渝学界围绕“麻城孝感乡”共同祖先开展的这一系列文化学术活动,真实记录了两地民众对于共同的移民故乡的眷恋,是川渝文化同根同源的有力见证。

移民文化是促进成渝地区整合的重要力量

封面新闻移民的到来,是怎样促进成渝两地整合的?

陈世松:在巴蜀地区历史上,作为地域群体的巴蜀文化共同体,其主体部分就是由川东的巴人和川西的蜀人所构成的。而维系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则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通过血缘与文化的融合而形成的。

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历叙秦并巴蜀以来,蜀地的建置沿革变迁及其人物事件的兴革鼎废,指出:秦定巴蜀后,“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为秦言”;汉武帝“分南鄙为犍为,遂有三蜀之号”;后经刘备的蜀汉、賨人李雄的建号,以及唐玄宗皇帝的巡幸,在一次次外来移民进入四川的碰撞、刺激与影响下,成渝两地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唐朝“扬一益二”的格局中,成都府率先成为天下名镇,呈现出“人物繁盛,悉皆土著”的局面。在两宋时期,作为古代川东地区中心都邑的重庆,人口增长迅速,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有明显的发展,一跃成为巴蜀地区东部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

共同的地域生活,把巴郡和蜀郡连接在一起,使二者之间连体整合成为可能。

当多种成分来源的人口汇聚在盆地之际,为了与其他地域的人群相区分,出于“辨异”的需要,一种以“四川”地方高级行政区划命名当地群体的做法——“四川人”的称谓应运而生。

据考,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是目前最早提到“四川人”的文献。这表明,作为“他称”的“四川人”概念,在北宋末年已经出现。其后,随着元末、明初以来东南人口大批拥入四川盆地,作为“自称”意义的“四川人”概念,终于在明朝普遍流行开来。

清初以来,随着各省移民迁居川省,以及人口的加速增长,各州县出现了五方杂处,语言、风俗各异的格局。其后,在共同地域的影响下、同一文化的熏陶下、同一政府的统辖下,外来移民与土著在共同开发四川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增强了更多的共同性。正如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中所说:“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然一般固无异也。”

这种融合的趋势,到清朝中后期进一步加速。正如《锦城竹枝词》中所描述的,在一个家庭中,出现了各省籍贯混杂的情况:“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又如,抗战时期窦季良先生依据他对康乾时代迁入重庆的8个省籍(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浙江、陕西、云南、贵州)遗老的调查访问表明,“八省同乡早已与四川土著同化,通婚结好,共营商业,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居然土著了”,他们“在生活语言习惯上殊难辨认其为外籍人士,尤难辨认其为某省某府之人”。

这表明,经过清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洗礼后,凡是居住在四川盆地内的居民,不管是移民还是土著,不管住地在成都还是在重庆,他们都通通被投到由同一个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混合打制而成的大熔炉里。这样,山水相依、文化同源的成渝地区,终于整合在一起了。

发扬移民文化精神,助推区域发展

封面新闻:如何理解移民精神?在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快速推进之际,是否还需要移民精神?

陈世松:2013年4月的一天,应邀到重庆演讲的美国学者、《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教授,在讲述完他认识的“邓小平时代”后,忍不住提出一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四川、重庆产生了共产党的这么多领导人,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朱德、陈毅……”

时任重庆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周勇先生回答说:“川渝地区曾经太穷,所谓穷则思变,冲出夔门是当时很多有志青年的抱负;另外,重庆在清末时就开埠,是西南地区经济和交通的枢纽,是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还有就是,明末清初时湖广填四川,这里来了很多移民,移民有开创精神和兼容并蓄的精神。”

傅高义听后,很认同这种解释,认为移民精神的确很重要,“美国也是移民国家,移民有创造性。”

的确,川渝地区产生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如朱德、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陈毅、刘伯承、吴玉章、罗瑞卿等,他们的祖先都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从外地迁入川渝地区的移民。在他们身上,都拥有一种本地土著所不具备的移民精神。

移民精神作为大多数移民共同的灵魂和表征,渗透到移民的肌体里,是移民群体的精神品格、精神追求的体现。在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中,移民精神曾经给巴蜀大地带来了活力与激情。

移民精神是以移民对保守思想的破除为存在前提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最能体现移民的创造精神是什么?我认为,一是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二是勇闯天涯的冒险精神,三是敢于改良的创新精神,四是趋利求富的商业精神。

清初移入的客民,与清朝以前的巴蜀土著居民相比较,在人文品格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善于兼收并蓄,敢于创新创造。

他们以千里远徙的行动证明,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传统观念早已被他们抛在脑后,故能表现出一种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他们迁入四川后,勇于改良农耕技术,与时俱进,大胆引进玉米、番薯、烟草、甘蔗、蓝靛等新作物品种,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创新创造精神。

凭借在原乡所养成的较高商业素质和擅长商品经济的能力,客民们在促进商品经济活跃与发展上大多有卓越的表现,不愧是引领经济进步的行家里手。

他们的作为,不仅为重建天府、繁荣巴蜀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带动了自身家族的兴旺发达。移民精神在各个领域中的灿烂绽放,深远影响,其历史功绩早已载入史册。这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认真总结。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在快速推进。值此之际,我们完全有必要继承、发扬移民文化的兼容创新精神,让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发挥作用,用以推进成渝双城比翼齐飞,再展宏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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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2

  • 花生油~ 2020-07-20

    [得意]

  • 楊大帥哥 2020-05-16

    东北三省以及深圳不是才应该是全中国最大的移民区么?况且现在西部最大的移民城市是攀枝花吧?讲真,我小时候在攀枝花待了很久现在我也不会说四川话,身上更多的还是东北人的烙记。😂😂😂

  • 多丽丝 2020-05-12

    秦时期巴蜀文化反而遭到抑制 因为秦征服古蜀仅是需要一个地理位置优越又物产富饶的大后方,所以要对古蜀地文化加以改造,使其与本土文化融合。之后就有了向蜀地大量移民,统一文字,统一文化等行为产生。 其真正崛起应该是在汉朝 都江堰的建立 使统治者看到了巴蜀地区的富饶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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