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双城志：文化同源⑮丨阿来：川江一脉 润物无声，共同塑造“新川渝人”形象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李强 陈映竹 袁一瑗

“我看见眼中的闪电，额上的雨点/我看见川江舟子千年的血泪/我看见终身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但是几千年来/有谁来倾听你的呼声……”1958年，著名诗人蔡其矫在一次考察长江的途中，写出了这首名为《川江号子》的诗作。这首诗也成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名篇。

同样的江水，也进入到蔡其矫的诗坛好友白航的作品中。1956年初，担任四川文联创作研究组任组长的白航，被巴山蜀水牵动诗情，在《嘉陵江》中写道：“嘉陵江是我的引路人/曲曲折折/清清亮亮/穿透崇山峻岭/来到蜀国平原/便潇洒地散开去/流水声洗我青春的心/有船夫号子/涌进梦之幽谷/声声呼唤我/逐岁月远去……”

江水涌流，文脉不绝。 2020年春天，我们走进位于成都市红星路二段的四川省作协，在白航主力创办过《星星》诗刊的大院里，四川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正在办公室键盘上文思飞扬。我们请他谈谈自己居住的锦城成都，非常熟悉的江城重庆，谈谈他热爱的长江，谈谈两地交织的文学史。

阿来的思绪飘到了江上，听到了川江号子，看到了民国的李庄，看到了整个西南曾经为保存中华文化火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看到文学中的成渝双子星……

阿来说，巴蜀境内，山峦重叠，江河纵横，交通不便。大约在清朝中期，逐渐兴起号子，产生了专门的号子头（领唱号子的船工）。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在险滩与急流抗争的纤夫和川江号子，正逐渐淡出人们当下生活中。但那些回响在长江沿岸，三峡险滩的川江号子，随着“川江号子”这个词，沉淀成一个文学上的概念，见证巴与蜀的血肉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爱我川西坝子的一马平川，我也倾慕你从天到江的立体折叠。巴蜀并称，从古至今，影响绵延。在很多成都人的生命中，往往不会少了一段重庆经验。在重庆人的回忆里，也往往会有成都的身影。

现代文学大师李劼人，一生都与成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用“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完成了他的“成都诗意叙事”，彪炳文学史。郭沫若誉之为“小说的《华阳国志》。”巴金赞之，“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在重庆的两年实业奋斗，也融合进李劼人的小说中。但正是这样一位地道的“成都”作家，与重庆也有一份不解之缘。1933年6月，42岁的李劼人，应老朋友卢作孚邀请，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前往重庆，出任民生实业公司民生机器厂厂长。卢作孚于1925年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后来在战时撤退运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有着实业救国理想的李劼人很是受到卢作孚的倚重，但是最终与股东理念不合而辞职。告别了生活了两年的重庆，李劼人举家返回成都。之后他开始了专注文学写作的生活。在重庆的两年实业奋斗，也融合进李劼人的小说中。重庆与成都，在他的笔下，也形成了文学的交融。

从阿坝州来到成都工作生活已有20多年，阿来对成都的情感不可谓不深。他还专门为成都写了一本散文集就叫：《花重锦官城：成都物候记》。在他看来，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作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树。阿来说，“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既然我们身处如此开阔敞亮的自然界，为什么不试图以谦逊的姿态进入它、学习它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尽力去了解这个世界。

对于重庆，阿来也从来不见外。他多次去重庆参加文学活动，与重庆的作家、诗人也多是朋友。他还曾与作家张贤亮一起在重庆北碚，寻找张贤亮在几十年前的家族企业旧址，寻古探幽，感慨历史变迁。

封面新闻：作为一名从阿坝州来到成都工作、居住多年的作家，在您心目中，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城市，是怎样的关系？

阿来：在我这里，成都与重庆，或者说四川与重庆，其实一直都共处同一个地域内，文化上也一直彼此咬合。以至于如果让我非要把它们分出彼此来，其实非常难。当然，我也注意到，曾经一度，关于两地的差异，被刻意放大了很多。甚至，本来都是川菜系，为了区别彼此，把辣椒放得多少，口味轻重，都拿来说事儿。我个人认为，这有点过了。把这种小小的不同无限放大，是没多大意义的。 甚至一母同胞的双胞胎，都还肯定有不同之处。如果你要讲差异，那么差异就会没完没了。当然，这些都过去了。现在大家又开始讲共同点了，心又开始融合了。

封面新闻：在全国目前已经有不少区域一体化经济区，比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上海跟周围的浙江、江苏，也都是一小时高铁圈。在西南，成渝双城的融合前景，未来令人兴奋。您感受如何？

阿来：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就是会有一些区域，经济板块，尤其是地理、运输、交通各个方面，能够协同，能够同构，互通有无，就不需要各自割裂。比如现在港珠澳区域的同构，不光有大海的区隔，还有制度上的区隔，都在努力融合。在西部地区最有条件的就是成都和重庆，别的城市都相对孤立，比如昆明、西安，他们都相对孤立，只有成都和重庆，过去文化上本来就是一体。这些年我们有些人一些拼命做了一些，说这两个地方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都不成功。比如老百姓，大家还是觉得是一家人，一种语言，一模一样的饮食习惯，一样的历史传统。 所以这是最有条件的。尤其在西部，最有条件经济一体化，而且经济化的基础是它文化上的同宗同源，它的文化差异肯定比上海跟浙江、上海和江苏的文化差异还要小。

现在成渝一体化发展正当其时，中央出台政策支持，民间老百姓形成共识，我们文化要多做求同存异的工作。我注意到，中央的顶层设计出来后，无论四川还是重庆的官方，都在积极助推这个事情的发展。

封面新闻：长江串起来四川和重庆，流经的区域自然而然就有很高的同构性。对于巴蜀地区之外的很多人来说，四川和重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文化上还是一个整体。

阿来：对的。重庆以长江为自豪，但重庆的长江，是从四川流过去的。没有金沙江，哪有长江，对不对？嘉陵江是从广元流过去的。同一个水脉。在过去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是从汉中来也好，还是从四川到长安，水路都是同一条。

封面新闻：你是四川省作协主席，与重庆的作家是怎样的交流状态？你觉得接下来，如何更近一步加强联系？

阿来：现在重庆最活跃的那些作家，经常来成都。以前重庆还没有直辖的时候，他们经常到成都开会。后来虽然他们不来成都开会了，但两地作家还是经常互相来往，并没有截然分开。一见面还是非常亲切。两地出现了哪些好的文学作品，彼此都是第一时间知晓。

封面新闻：在近代史上，尤其是抗战时期，重庆曾经做过“陪都”，这也沉淀了重庆这座城市的一个历史魅力。但如果仔细考究，这段历史，重庆与成都也是联结在一起的。很多文化名人从沿海来到重庆，不少延伸到成都。而来到成都的，也往往与重庆来往密切。这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川渝文学的一个宝贵素材？

阿来：抗战时期，事实上，当时整个西南都是国家的大后方。当然，重庆当时是行政首都。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大学搬迁到重庆，比如复旦当时在北碚。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则搬迁到了宜宾，在李庄得到了庇护。成都作家岱峻就写了不少相关的著作，比如《发现李庄》《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等。尤其是《发现李庄》写得很好。武汉大学则深入到了乐山。抗战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来到重庆，来到李庄，来到乐山，将中国文化的诸多火种给予延续。这一块的确是很好的写作素材。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做出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又一次把成都和重庆推到合作共赢的新起点。成都和重庆，中国西部这两个同根同源的“兄弟”，现而今也成为两个活跃度都很高的“网红”城市。

封面新闻：关于重庆和成都人的性格特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直就是一个讨论热点。其实在川渝外的人普遍看来，巴蜀地区的人，更多的是共同点：语言幽默，灵动风趣。您如何看？

阿来：对，我觉得性格的细微差别，比如重庆人偏直率也好，成都人偏温和也好，都不应该被揪住，去刻意去夸大。这很没有意义的。人发明了语言，发明了文字，目的就是交流和沟通，是达到“同”。这是语言的本质。作为两个有差异的个体，在互动交流当中，其实完全可以互相学习。温和是好事，但不要偏于柔弱。难道不应该学习坚定一点吗？直率是好事，但也不要走向粗鲁。难道不应该试着说话客气一点吗？我们一点点互相学习、沟通交流，最后把这两边的优点融合起来，把这两边的缺点都克服掉，最后我们塑造一个“新川渝人”的形象，那不是很好吗。

封面新闻：关于成渝一体化的国家方面的顶层设计，目前主要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当经济、民生、交通等方面融合度高了以后，文学、文学层面的交流，我相信以后也会多起来，亲密起来。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或者想法？

阿来：我并没有什么具体建议。因为对文化人来讲，我们不负责去具体建一个工厂之类的。但是，我想提醒的是，我们在辨识多样性的同时，一定不要沉迷于此。我们也要致力于探究共同意识。当然，这个共同意识，就具体的作家而言，是靠每个人单独的个性化的书写来完成的。我相信，我们在打造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打造一种新的经过发展的、革新的、升级版的巴蜀文化性格，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巴蜀人民，一直很幽默，当我们兄弟齐心之后，我们就更幽默了。其实作为文学从业者，一定要明白：文学的一大功用正是，陶冶灵魂，抵达共情。我们都知道杜甫的一句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其实文学、文化正是这样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