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双城志：文化同源⑬｜袁庭栋：我们是舀一碗水吃一碗饭的亲兄弟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4月，大雨后的成都青城山，山色余鲜。80高龄的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从一片青绿的山墙中走来时，手捧大件快递，脚步稳健。

但凡谈起四川民俗、巴蜀文化，袁庭栋是绕不开的当代学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袁庭栋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介绍四川历史文化的文章；1991年，袁庭栋应出版社邀请，出版了《巴蜀文化》一书。这是第一本论述广义巴蜀文化的专著。

由于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袁庭栋近年鲜少接受采访。但封面新闻一说起成渝双城共生、文化同源话题，袁老先生立刻声如洪钟地回应：“这个话题很重要，我愿意和你讨论一下。”

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

“这要从我的个人经历说起”，袁庭栋道。

1940年，袁庭栋出生于四川绵竹。1957年，16岁的袁庭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历史系。这是袁庭栋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从此他再没有离开成都。

这一时期，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正掀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巴蜀史和巴蜀文化的讨论。先是1958年，考古学家冯汉骥等发布了有关四川船棺葬的发掘报告；1959年至1960年，四川大学学报连续刊登了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历史学家对于巴蜀文化的讨论。

徐中舒教授全面阐述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他指出四川在先秦时期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文化区，与中原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蒙文通教授也认为巴蜀的文化并不是过去认为的兴起于西汉（文翁兴学），而是自古就很发达。

重庆巴人博物馆馆藏的巴人船棺。图据重庆晚报

这是继1940年代“巴蜀文化”首次被提出以来，时隔20年，学界再次对先秦时期四川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此次研究将“巴蜀文化”从单纯考古学概念往更广泛的文化概念上，又推进了一步。

不过这一时期对巴蜀文化的认知，依旧还是以考古遗存为主。由于出土的文物较少，文献梳理困难，甚至有学者认为，巴蜀文化的说法不能成立。

2000年成都商业街一建筑工地发现大型战国船棺葬。图为考古人员正在为独木棺开棺。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漆床是中国同时期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漆床。封面新闻资料图

“在我读大学的年代，那个时候认为早期的巴文化和蜀文化是差别很大的两个文化体系。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课，最关键的证据就是船棺葬。”由于当时重庆地区出土的以冬笋坝为代表的船棺葬“又大又多又典型”，当时便认为这是巴人的墓葬，是巴文化的典型遗存。

2000年7月29日，时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的陈云洪接到一个市民打来的电话说，商业街工地挖出来一大块古木一样的东西。陈云洪和同事的第一反应，感觉这可能是船棺。他们奔赴现场一看，真的是船棺葬，年代大约为战国早期。

这距离1954年在川北、川东地区发现船棺葬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原本认为是船棺葬是先秦时期巴文化的典型遗存，结果成都平原也大量发现，进一步从考古学上证明巴与蜀密不可分。

成都蒲江战国船棺墓出土的“巴蜀图语”印章。 封面新闻资料图

“成都很多人不清楚，我们成都的蒲江发现了很多船棺，双流、郫县、彭州、都出了船棺，我的家乡绵竹也出现了船棺。”袁庭栋特别强调说，“道理很简单，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盆地，用四川话说就是在一个碗里舀饭；我们都饮一条长江水，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怎么分得开？”

“（本科）毕业以后，我很多同学就跑到重庆去工作了”，袁庭栋说，尽管当时成渝间只有一条绿皮火车线路，单程要坐一个晚上，但两个城市来往非常密切。

那个时候，袁庭栋的兴趣点还不在巴蜀古史上面。1962年，袁庭栋写成了《张献忠传论》一书，又考上了徐中舒教授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古文字学。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年级，成都人不是最多，而是重庆人最多，因为重庆的中学生比成都多。当时我们成都的大学和重庆的大学文工团是要互相观摩的，体育代表队是要互相比赛的，那个来往是相当勤。”袁庭栋回忆道，“去重庆就像走亲戚一样”。

清末，成都东大街。摄影/T.C.Chamberlin

不过即便是血脉相通的亲戚，性格也大不一样。“过去有一个顺口溜，叫做‘重庆崽儿砣子（四川方言指“拳头”）硬，成都姑娘儿嘴巴狡（四川方言指“伶牙俐齿”）’，很典型，说的就是重庆和成都两地人性格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不一样，除了表面上地理气候、生活习惯以外，袁庭栋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重庆是近代四川最早对外打开门户的地区，是西方近代文化最早大规模传入的地区。”

就像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说的，近代中国开埠从沿海到长江，从下游到上游，逐渐深入内陆腹地。19世纪末，重庆本地经济文化比成都更早地遭受到西方的冲击，也更早地开始了工业化和近代城市化的进程。

20世纪初的重庆朝天门码头。图据上游新闻

“所以真正的老重庆人他早上起床的时间比成都人平均要早半个多钟头，街上走路的速度，大概比成都人要快个百分之十到十五。这是我认真观察过的。因为工厂要求他第一必须上班；第二不能迟到，第三不能早退……这背后是制度问题。”

不过，就在重庆成为东西方交流通路的同时，成都也依然是长江上游的文化以及商业活动中心。在重庆市场被洋货充斥的时候，成都的土货则行销南北，药材等甚至能大量出口西方。成都以及周边乡镇的集市、茶馆、客栈作为百姓们日常聚集的场所，汇集了成都平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奇不有，由此而形成的茶馆文化，至今依然散发着巨大的影响力。

因此，人们惯常觉得成都要比重庆更休闲。但是这个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成都龙泉驿的茶馆。摄影/Carl Mydans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四川省内从稚龄学童到退休老汉，从三轮车夫到大学教授，不分年纪无论职业，甚至不论男女是否爱好体育，只要你起一句“阳光照耀着全兴的旗帜”，马上就会有人和你唱和。

这是中国职业足球队第一首队歌，也是老甲A球队全兴队的队歌。每逢周末，一大票重庆球迷就会包车长途奔波数个小时到成都看球。往常说什么都“不存在”的成都人，突然也如山城百姓一样热情似火。

那几年，成都人和重庆人有着共同的周末记忆。成都体育中心所在的人民中路，总是被热浪般的成都话和重庆话挤爆。他们最爱喊的一句话就是，“川队，雄起！”

当年喊遍大江南北的“雄起”。四川日报资料图

四川球迷对职业运动的热情以及成都体育中心连年保持的超高上座率，令国内外观众对成都这个“内陆”古城刮目相看。袁庭栋回忆，由于成都长期以“熊猫”作为城市名片进行包装，以至于有外国客商来成都考察前，以为成都是座“山林城市”。

“雄起”旋风乘着世界第一运动的高速列车，让成都的知名度以极快的速度上升。成都趁热打铁，接连承办了如世界杯外围赛等数个国际型赛事。

袁庭栋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成都的节奏开始逐渐加快。“成都的外资企业增加了。”从近代开始重庆先打开它的大门，从工业开始起飞；然后成都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也起飞，逐渐两个城市的节奏趋同，生活方式更加接近，“现在成都和重庆双翼齐飞。”

成都城市风景 图据视觉中国

重庆城市风景 图据视觉中国

采访中，袁庭栋语气很重地说了三次，“巴蜀文化共性大于个性”。袁庭栋认为，无论行政区划怎么变化，成渝（巴蜀）在文化上是不分家的。这里面有历史的因素，也是地理所限。四川盆地地形封闭，孕育于盆地之中的巴蜀两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文化圈。

“在历史上的确川东是以巴族为主，川西是以蜀族为主。这个巴蜀的概念，既是民族概念，也是地域概念，也是行政区的概念。”但这两族只是盆地内同一文化的两支。

从出土的文物上看，湖北宜都红花套、毛溪套曾出土一组新石器末期的陶器，如长柄豆、小平缽等，有学者认为这是“巴人文化”遗存，但这批器物和广汉中兴出土类型几乎完全一样，显示出早期巴和蜀的高度关联性。

春秋战国时期，川东和川西出土的船棺葬已说明，盆地内文化的一致性。这一时期陶器、铜器的基本组合和纹饰特征在盆地内也都普遍存在，证明它们都属于同一文化。

秦汉以后数千年，多次大量的移民入川，带来的新习俗与四川本地文化结合形成了新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汉文化。

据蒙文通的研究，四川的文化有它的独特性，比如儒家学说最初在四川并不流行，“蜀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酷好文学”；而且四川百姓信仰也与中原不同，而更亲近楚的道家学说；此外四川古代还有研究天文、灾异算卜的传统。如汉武帝时，巴郡的落下闳创制《太初历》影响后世千年历法；成都建城之初也有对应北斗七星的七星桥。

袁庭栋编辑的《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袁庭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历史编辑时，编辑了一套重量级著作，即“巴蜀文化研究丛书”。这套论文集囊括了上世纪40年代以来包括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任乃强、邓少琴等历史大家对四川古史的研究成果。

“这些论文集应该说是（巴蜀文化）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老师们都只提巴蜀文化，从来没有把巴蜀文化分家。因为自秦统一巴蜀以后，四川盆地之内长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体的。”

据袁庭栋的研究，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以移民文化为载体的‘兼容’”。

比如以成都话、重庆话为代表的四川方言，就是明清时期以湖北话为基础再融入其他方言，而形成的。川菜、川戏、川酒也不完全是四川本土特产，而是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后出现的。

对话专家

袁庭栋，男，巴蜀文化研究学者，民俗学家。出版有《话说四川》、《巴蜀文化志》、《成都街巷志》、《天府的记忆》以及《张献忠传论》、《古代职官漫话》等各类著述30余种。

封面新闻：您早年跟随徐中舒、蒙文通等老一辈历史学家学习，上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关于四川文化的文章，90年代初又写了《巴蜀文化志》，您认为巴蜀文化有什么特点？

袁庭栋：学术界的先辈在上世纪40年代第一次提出巴蜀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因为当时候在成都白马寺出土了一批文物，与中原遗物不同，很典型，于是在40年代的时候有一股研究巴蜀文化的热。后来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编了5本论文集，编的就是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邓少琴、任乃强，他们的第一批研究成果。但是他们都只提巴蜀文化，从来没把巴蜀文化分家。

我在读大学读研究生那个年代（上世纪60年代），有的老师认为巴文化和蜀文化是差别很大的两个体系的文化，最关键的证据是什么？就是船棺葬。船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当时，重庆地区出土的以冬笋坝为代表的船棺又大又多又典型，就认为它是巴文化的典型遗存。

2017年，成都青白江区双元村发现了近200座春秋至战国时期的船棺墓群。封面新闻资料图

但是没有想到改革开放过后，成都平原出的船棺比重庆那边还多。当年，成都商业街修食堂的时候，地下发现了一个遗址，挖开过后，发现是全世界最大的船棺葬遗址。这之后不久在蒲江又出土大量的船棺，这些都在成都平原范围之内。巴文化的代表遗物，在成都平原大量出现。单从这一件事就能说明，实际上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共性大于个性。

从历史上来讲，的确川东是以巴族为主；川西是以蜀族为主，这个巴蜀的概念，既是民族概念，也是地域概念，也是行政区的概念。

但是自从秦统一巴蜀以后，在我们四川盆地之内，长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体的，完全是共通的。

封面新闻：那么从近代以来，两地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袁庭栋：我1957年考上川大到成都，那个时候也有点知识了，有点文化了。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们班上成都人不是最多的，重庆人最多。因为重庆比成都大，中学比我们多。那个时候，成都和重庆两地学校的文工团是要互相观摩的；我们两地学校的体育代表队是要互相比赛的，那个来往是相当勤的。我们毕业过后，我很多同学都是在重庆工作。我们到重庆去，那就完全跟走亲戚一样。

我（19）63年第一次到重庆。成都人和重庆人的区别，有个最典型的顺口溜，叫做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的姑娘儿嘴巴狡。这是一个性格问题。但性格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背后文化的深层次的东西。

重庆是近代四川最早向西方打开门户的地区。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川江航运；还有一件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就是设租界。当时只有设了租界，外国人才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做这样做那样，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正因为有了租界后，重庆开始设厂。

重庆有三个时期形成的工业。一个清末就开始有了；第二，民国时期。抗战的时候，把全国的重工业：比如机械、钢铁、化工等等，基本上全迁到重庆，重庆成了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第三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重工业城市。

由于这么一些原因，重庆有这么多工厂，它是近代文明的一个标志。真正的老重庆人，他早上起床的时间比成都人平均要早半个多钟头。街上走路的速度，大概比成都要快个10%到15%。这都是我观察过的。因为工厂要求他三条：第一必须上班；第二不能迟到；第三不准早退。这个制度背后就是文化。所以成都过去和重庆比，看起来更休闲一些，更舒缓一些。

重庆直辖以后，有人提出不再说巴蜀文化，要改为巴渝文化，更进一步还要把川菜改为渝菜。成都也有人提出西蜀文化的概念。我从来是反对的。

因为巴蜀文化是一个系统，方言是一样的，习俗是一样的，我们的长辈的发式是一样的，服装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行政区的划分就把文化系统的这么一个血脉就分开了。行政区划和文化系统完全是两回事，不能等同。

行政区是可以变的。但是文化不同，文化它是有传承性的。这种传承性在短期之内是很难改变的。在我们四川盆地当中，同样是巴蜀文化这么一个系统，我不敢说几百年几千年变不变，在短期之内，它是不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划分，而成为两个文化系统的。

封面新闻：站在历史的角度，如何看待成都和重庆两地之间的联系呢？

袁庭栋：古代的我们就不说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要写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四川的历史，成都和重庆怎么能分开？

五四运动的时候，四川省学联理事会在成都，领导人是张秀熟。大革命时期全川发动了几次武装起义，都是一个省委领导，刘伯承等领导人是在全四川活动，四川省委的领导机关，或者在成都或者在重庆，不固定，但是都在四川盆地之内。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历史说清楚，就不可能把成都和重庆分开。

抗战8年，四川是全国的大后方。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设在重庆，但是全四川的指挥中心设在成都。很多事情都是一起做，一起干的。比如现在各种地方都在说，抗战时期四川贡献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兵源，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三分之一的军粮。这个四川都是要包括重庆在内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机关是南方局，南方局在重庆。从成都（经长江）出川，也必须要经过重庆。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咱们四川省委就设在重庆（1946年，周恩来宣布中共四川省委在渝成立），重庆领导成都，这个怎么能分开。

我们要把这些历史大事件理清楚，成都和重庆都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来做，才能出一个最好的成果。

成渝高铁动车组从成都东站开出。封面新闻资料图

封面新闻：刚才您讲到重庆在近代首先打开门户，从工业开始起飞，这么多年来您观察到成都又有哪些变化？

袁庭栋：成都的节奏加快，还有生活习惯的改变，甚至生活方式的改变，我认为改革开放初期还不明显。1992年以后，成都的外资企业增多，中外合资增多，近代企业管理制度普遍。很多年轻人原来哪里上班迟到一会儿么来头（方言：没关系），现在我在高新区某某公司上班，要打卡，那是一分钟都不敢晚。这就是制度带来的变化。

最近这20年成都上来了。为什么？因为这20年至少有三大变化。

通讯，一部手机改变了世界，现在我们在成都和旧金山通话，和你在北京和旧金山通话难道会相差一秒吗？没有任何差别；

第二、交通，成都现在是全国第四大航空港，还有那么多高铁、高速路，今天我们要去外国谈生意，从成都出发或者上海出发，有差别吗？

第三、我们的优势出现了。这20年来，最发达的产业是IT。全国唯一的电子科大在成都，成都还有60所高校，科技人才比例很高。所以近20年来，我们能超过很多城市，成为新一线城市之首。

重庆这几年也是发展很不错，它本身就有强大的机械工程制造工业基础。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天府之国，农产品、劳动力优势都有，原来的所谓交通通讯的劣势把它去掉了过后，我们的发展真的不亚于沿海城市。成都和重庆可以说是双翼齐飞。

封面新闻：您觉得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现在联手有哪些优势？您如何看待两个城市的未来？

袁庭栋：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了，过去成都到重庆，我们那个时候只有成渝铁路。早上上车，晚上擦黑才拢。汽车好的跑两天，差的跑三天。

那个时候飞机也不方便。我坐过到重庆的飞机。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成都到重庆坐飞机很快，一个钟头多一点。但是重庆机场是白市驿机场（已于1990年停止民用），从白市驿进城比成都飞重庆时间还长。

现在成都到重庆，铁路是3条，而且都还是高铁或动车；高速路也是3条。成都到重庆，只要一个半钟头，我们当年是11个钟头。这个变化真的太大。

成都和重庆的关系也是一样，交通使距离缩短了，还不只是缩短了城市和城市的距离，更是缩短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人心和人心之间的距离。现在要说团结，要说协作更加方便了。过去我们说去重庆“团结一盘”，可能要三天：来一天，去一天，再开一天会。现在你上午在成都开了会，到重庆去再开个会，转来成都还没下班。所以说双城要携手共进，客观条件太好了。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的分工和协作了。从我们搞文化的来讲，我认为巴蜀不分家，我们应该共同携手，一是交流成果，二是能不能合作起来干一件大事，搞一些大项目，反映我们大四川整个历史文化。

比如编“四川通史“是不是应该把重庆合起来一起编？还有完整的人物传记需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历史大事件需不需要梳理？小型的，成都和重庆自己搞就行了，但是大型的，我一直希望成都和重庆可以合起来搞。

川渝两地饮食习惯非常相似。封面新闻记者 杨涛 摄

我举个例子，川菜。川菜产业是就业人数最大的一个产业。以成都为例，6万家馆子，平均一个馆子20个从业人员，这就是好多岗位了，它背后带动好大一片产业链。

川菜也是社会商品零售额最高的产业。川菜要发展，要进步，绝不能成都说成都的，重庆说重庆的。因为老一辈（厨师）他们是通的。

现在各地有一些菜式上，烹饪方法上有一些地方特色，很有必要共同来取长补短。我还记得，2002年，《华西都市报》推出“倾力打造川菜王国”系列报道，响亮喊出“四川人为全世界人民煮饭”、“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川菜王国’”的宏伟构想，在社会各界和餐饮业界掀起巨大反响，成为川菜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重庆餐饮界的朋友一下就响应起来，到成都来开了一次大会，我参加了，大家一起讨论川菜应该大发展、必须大发展、怎么大发展。我希望这种会议，这种协作，以后随着成渝双城战略能再多一些。

用我的话来说，我们都是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兄弟，舀一碗水吃一碗饭的亲兄弟。“亲兄弟一定要团结，要合作，要携手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