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公主想离婚,为何这么难?

东方网_历史_今日关注 2020-04-26 08:54 34394

原标题: 历史剧|《清平乐》:公主想离婚,为何这么难?

古人曾有过“愿世世无生帝王家”的感叹,生在帝王家未必就是幸福,反而有时会让寻常百姓家的不幸变得更加不幸。最近热播的剧集《清平乐》的原作小说,就是根据历史上的真实事件——福康公主的婚变——演绎而成的。婚变的事情大大小小古往今来不少,但此事由于主角身份特殊,在朝廷中引起了争论,并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北宋历史上的许多名臣——如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先后与这起事件产生了关系。他们两人留下的“日记”,为还原这起事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然而这两人记载的立场之间又有张力,使得这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剧中的福康公主从连夜“回娘家”到“奉主无状”

关于福康公主的婚变,最易找到的记载是《宋史 公主传》。内容大略如下:

“玮朴陋,与主积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门入诉,玮皇惧自劾。谏官王陶论宫门夜开,乞绳治护卫,御史又共论主第内臣多不谨,帝为黜都监梁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应为梁怀吉)一辈十余人。后数年不复协,诏出玮于外,主降封沂,屏居内廷。久之,复召玮,使为驸马都尉如初。英宗立,进越国长公主。神宗治平四年, 进楚国大长公主。熙宁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

显然,当时福康公主与驸马李玮关系非常恶劣,以至于福康公主某天半夜奔回皇城,叩门告屈,驸马惊恐,主动请罪。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续长编》),这事发生在嘉祐五年九月的某一天。

但是,谏官、御史的关注点全不在公主受了什么委屈至于半夜跑回娘家,而是抓住宫门夜开这件事不放,或认为公主和宦官的关系有失谨慎,最终处分了公主身边的一众宦官。根据《宋会要辑稿》,这一事件以后,公主的内侍都被换成了年长谨慎者,并且不准与驸马过多接触,这也算是保护公主的方式。但是,事实是公主与驸马依然“数年不复协”。宋仁宗只好再次下诏,使李玮到外地做官,又降了公主的封国,同时将公主隔离在内廷,两人似乎是“分居不分家”。

奇怪的是,之后一段时间,李玮又被召回,仍然做他的驸马都尉。公主一度下降的封国等级,也在英宗、神宗年间得到了提升。看起来这件事似乎得到了平息。然而,到了熙宁三年,福康公主突然去世,年仅三十三岁。而李玮被贬陈州,罪名是“奉主无状”——事情就这样以福康公主的不幸死亡画上了句号。而“奉主无状”四字,则会让人联想李玮是否虐待了公主。只可惜,《宋史》里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载。

司马光:是公主的错,然后他们离婚了

至于《续长编》对福康公主婚变的记载,大段内容摘抄自司马光的私家记录《涑水纪闻》。

剧中的司马光

宋朝的士大夫多有做私人记录的习惯,现在一般称为笔记小说。这些记录有纪事为主的,如司马光《涑水纪闻》;有日记,一般称为“日录”,如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有读书笔记,如洪迈《容斋随笔》;还有游记,如陆游《入蜀记》;也有平生手泽,由他人编辑成笔记形式,如苏轼《东坡志林》。和今天的人写作博客文章相似,这些笔记都为当时发生的事留下了痕迹。虽然号称是私人记录,但是有很强的公共性质,写作的目的就是使之流传。

在《涑水纪闻》里,司马光对公主婚变之事做了详细记录,并写下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司马光认为,两人失和,首先是公主看不起李玮,“玮貌陋性朴……(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视之”。又因为公主身边小人——主要是公主的乳母韩氏——的挑拨,关系更加恶劣。梁怀吉等内臣是公主身边的旧人,公主非常宠爱他们,一次公主和他们一起饮酒,被李玮的生母杨氏看到,公主发怒,出手打伤了杨氏。因此才引起了外界的喧哗。

《清平乐》剧中的李玮及生母杨氏

司马光还记载,由于朝廷将梁怀吉贬到了外地,引起公主的激烈反应,“或欲自缢,或欲赴井,或纵火欲焚第舍”,这都是为了胁迫皇帝,要求他归还梁怀吉。皇帝不得已,才只能召回梁怀吉。但是公主还是厌恶李玮,从此不肯再进入宅院的内院卧室,只肯呆在客厅里,昼夜都不睡觉,行事如同癫狂:“或欲自尽,或欲突走出外,状若狂易”。她身边有人将这些事上报了皇帝,皇帝才作出了一系列对公主及其亲信的处罚。

这里,司马光摘录了嘉祐七年三月皇帝所下的制书,其中说,当初是因为公主看起来很聪明,所以才让她下嫁,没想到竟然如此有失体面,如果公主不能在别人家安分生活,那怎么能对社会有好影响?(“苟不能安谐于厥家,则何以观示于流俗”,)于是将福康公主的封国由兖国公主降为沂国公主,而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改建州观察使,依旧知卫州。

司马光还提到,公主回到宫禁中生活之后,皇帝多次派人安抚李家,并且赏赐重金,传话说“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于是李玮的兄长李璋上书,托称自己家配不上公主,希望离婚,皇帝就允许了他们离婚。由于失和是因为公主的过错,所以没有处罚驸马。

总之,按照司马光的记载,一切都是因为公主宠爱内侍,不尊敬夫家,并且受到了奸人的挑拨。至于公主与李玮的“离绝”,也是仁宗暗示,由李家提出,仁宗允许。

看起来,一切都由公主挑起,以皇帝申斥公主结束,都只是皇家内部的事,仁宗也留下了深明事理的形象。

不过司马光没有提及的是,仁宗皇帝的立场本是偏向公主的,当时处罚公主,是群臣“围攻”之下无奈的结果。而“围攻”公主的领袖,正是身为谏臣的司马光本人。

被“围攻”的公主和铤而走险的母亲

当时群臣“围攻”公主的奏状,被集中收集在《宋名臣奏议》中。由于宋仁宗天性宽仁,欣赏直言敢谏的大臣,所以当时的言论环境非常自由,大臣们批评的矛头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准皇室乃至皇帝。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一个人指责驸马,所有的大臣都将矛头指向了公主乃至皇帝。

在婚变事件中,言官对公主的控诉点,起初主要集中在公主深夜入宫,夜开宫门,破坏了皇宫门禁制度。一系列弹劾之后,皇帝将公主的骄纵归结为身边内侍的教唆,因而把公主身边包括梁怀吉在内的内侍都贬去他处。不久,仁宗因为公主的反抗而不得已召回梁怀吉,此事被言官发现,又掀起了新一波的弹劾浪潮。

时为谏官的司马光是这几次弹劾的主力军,他先写了一篇奏状,将矛头指向公主身边的宦官,认为皇帝不该为了安抚公主而召回宦官梁怀吉与张承照,这些人“罪恶山积,当伏重诛”,皇帝宽容,将他们放走,朝廷内外的舆论才平息,现在才几个月又召回,人言可畏,不利于管教公主,也不利于皇帝的名声。针对公主的种种失控举动,他还援引前朝的故事,暗示公主有这样的举动,一定是受到了身边人的挑拨,要皇帝应该效法前人,重罚公主身边的小人,以管教公主。

过了几天,司马光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奏状批评皇帝对公主的教育,文中将太宗之女“献穆公主”与福康公主对比,阐述公主教育的重要性。献穆公主就是剧中已经登场的“魏国大长公主”,下嫁北宋国初大将李崇矩之孙李遵勖(有说法认为他是济公的先祖),但她成婚后“贵而不骄”,从未嫌弃夫家,而是生活俭朴,尽力相夫教子,温顺而“不妒”,最终得享令名,司马光认为,与太宗相比,仁宗没有教导好公主,使她养成了骄纵的脾气,对此事是有责任的。

《清平乐》剧中一闪而过的魏国大长公主(谥号献穆公主)

之后,李玮降职外任、李玮的生母杨氏搬出公主府第的命令下达以后,司马光又站出来,坚决反对让驸马外任。他奏道:皇帝你让李玮做驸马,本来是为了给李家施以恩宠,皇帝你当初就尝过母子分离的痛苦,现在怎么害得李家母子分离?驸马如果有过错,公主也应该被降罪!这里说到仁宗让李玮做驸马,是为了弥补仁宗不能奉养生母的亏欠,这一点在众多史料中都提及,也是当时朝中大臣所共识。这确实是针对仁宗的一记杀着,终于促使皇帝作出了申斥公主的决定。

围攻公主的不止司马光一人。当时的左正言王陶、殿中侍御史吕晦、知谏院唐介、监察御史傅尧俞等等,都参与过对公主夜开宫门、皇帝驱逐驸马、召回公主内臣的弹劾。对于皇家的这次挑战,成为了他们心中共同的光辉往事。司马光为吕晦撰写墓志,特别提到了吕晦弹劾过公主这件事。而苏轼撰写关于司马光的重要传记《温公行状》时,也特别提及了司马光弹劾过公主。可以说,仁宗朝的这些名臣,几乎都将冒犯龙颜、攻击公主,当成了自己不畏权势、敢言直谏的勋章。事实上,这群大臣豁出一切地帮忙管教公主,并不是真的心疼驸马,而是想要借挑战皇帝私情之机,促使皇帝成为他们心中的符合儒家典范的明君。

在群臣的炮火下,宋仁宗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只有一个人无条件地与公主站在一起,为公主不惜铤而走险,这个人就是公主的生母苗妃。

苗妃是仁宗的乳母许氏的女儿,后来成为了仁宗的妃嫔。据《续长编》记载 ,公主精神陷入不安定之后,苗妃认为需要拯救自己的女儿摆脱婚姻。她就和另一位妃嫔俞充仪合谋,在公主府安插了亲信内臣王务滋,试图找到李玮的过错,好让公主离开这段婚姻。但是李玮做事谨慎,王务滋毫无收获。王务滋便提出,她们可以向皇帝请求旨意,赐死驸马。

苗、俞两妃子先后两次向皇帝请命。第一次,皇帝默然不答。第二次,曹皇后在侧,见她们开口,便说:皇帝当初让李玮做驸马,正是为了章懿后,这种事怎么能做呢?曹皇后身边的内侍任守忠也在一旁帮腔称是。于是驸马躲过一劫。

也许是苗妃这样出格的举措,让皇帝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终于,事情就发展到了《涑水纪闻》里记载的离婚阶段,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当时,正当盛年的司马光对离婚的决定表示无法理解。他上奏说:公主既然已经嫁人,就不能久居内廷,还是应该跟李家人住在一起。内廷不是公主可以久居之地。住得久了,就再也不愿意回到李家了。为了给天下做表率,公主必须和驸马在一起。

此时出来劝谏的也不止司马光一个人,还有之前与司马光一起弹劾过公主的大臣龚鼎臣。他引用《周易》中“睽”卦上九爻,和宋仁宗说,公主和驸马之间只是婚姻中都会有的小打小闹,以后一定会和好,“待其疑亡则志适矣”(“睽”卦上九爻为“匪寇,婚媾”,对应《象》传中说“群疑亡也”)。

在这些大臣的“要求”和“预言”下,福康公主和驸马似乎真的和好如故了,刘挚为龚鼎臣做墓志铭时,说宋仁宗觉得事情被龚鼎臣说中了,很高兴。这件事就变成了他的功绩。根据《宋会要辑稿》,公主与驸马结束分居,是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的事,这场分居一共只持续了几个月。

就在众人都以为得偿所愿,“公主与驸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过几年,就来到了故事急转直下的结局。

是孝女,还是一个疯女人?

福康公主死了。

她与驸马复合之后没有几个月,仁宗就去世了。养子宋英宗即位,不到四年,就轮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之后转眼就到了熙宁三年。这正是公主第一次逃回皇城的十年后。正月九日这一天,年仅三十三岁的福康公主——此时已经是长公主了——突然去世。

论起来,福康公主是神宗的堂姑,并非亲姑。但是,神宗的父亲英宗在深宫寄养时,曾受过福康公主的生母苗贵妃的照顾,记载在《宋史 后妃传》中。从这层关系来看,他们的关系可能还是比较亲密的。之前的熙宁二年五月,公主曾经向神宗请旨,要更换翰林医官,神宗破格允许了。这一次得到公主死讯,神宗立刻前往公主府浇奠,之后急急忙忙叫来了中书,下达了对李玮的处罚。

这一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所作的日记《熙宁奏对日录》中。

据王安石的记载,当时宋神宗说:“玮都不恤长主”。他说,福康公主生病时,需要服药、看病,李玮都加以阻挠。福康公主死在正月,天气寒冷,她还要拖着病体,自己烧炭取暖,死时脸上可以看到炭火烧伤的痕迹,衣服和被褥上都爬满了虱子。又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神宗当时还当着大臣的面恸哭了一场,之后就撤销了上元节的作乐、朝会活动,命令宰辅都去给长公主上香。

这揭开了之前被强行降下的幕布的一角:福康公主和李玮的和好如初,恐怕只是谎言,或者表象。从这条记录,可以知道《宋史》中说李玮“奉主无状”不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福康公主在仁宗死后遭遇李玮的虐待,为什么不再次回到皇宫去?这其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英宗登基以后,仁宗晚年还在宫中的幼女不得不将宫室让出,给英宗的公主居住。福康公主实际上已经没有“娘家”可回,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司马光当初说公主不可能久住皇宫,竟然不幸言中了。但是,也正是因为强烈要求公主回到无爱的婚姻中,反而推进了公主的死。晚年司马光记公主事时对此避而不谈,也许是他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

《清平乐》剧中福康公主向上天祷告的感人情节

公主已死,需要为公主定谥。这是一个为福康公主翻案的机会。神宗提出,公主是孝女。于是根据公主年少时的孝行,下敕谥号定为“庄孝”。至于公主的孝行,可能是《宋史 公主传》中记载的事:有一次宋仁宗突然“不豫”,福康公主一直侍奉左右,光着脚向苍天祷告,希望自己可以替代父亲生病。

宋仁宗一生有过数次“不豫”,字面上是身体不舒服,剧集中表现为疑似心脏病,但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这时他往往说出人意料的话,做出人意料的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间歇性精神病。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仁宗一次最严重的“不豫”,是从嘉祐元年大雪的除夕夜里开始的,宋仁宗突然光着脚跑到了院子里向上天祝祷(后来民间传言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可能就与这类行为有关),之后一连好几天行为举止十分怪异,甚至指控曹皇后要伙同宦官张茂则杀他。此事引起了很大震动,曹皇后惊慌不敢出面,张茂则险些惶恐自杀,以至于只有几个宫人敢上前照顾皇帝。

但是,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间接否认了福康公主对仁宗的孝行,说福康公主“时已病心”,一开始根本不知道皇帝有病。如果公主出嫁前就已经发疯,那么不但公主的孝行不成立,后来的出嫁似乎也就成了一场针对李玮的皇家阴谋,这与司马光过去对公主的激烈批评又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宋代确实有多位皇室,包括真宗、仁宗、哲宗、光宗,都曾经有过类似精神失常的记载。如果公主真的也患有偶发的精神失常,那么单从公主的角度来看,这场糟糕的婚姻,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被皇室抛弃在外,强行婚配,又被虐待致死的悲剧,而公主那些骇人听闻的骄纵行为,也许只是一些值得同情的病理表现而已,那么,此前司马光对公主的批评,不就落空了吗?

王安石的记载对公主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司马光却总是要揭露公主的种种缺陷,这矛盾的记载让公主在后世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两人对公主的评价不同,也许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关,王安石当时“得君行道”,正依托宋神宗推行新法,与神宗正是如胶似漆,神宗对姑母遭遇的悲恨,自然会得到王安石的同情。而司马光反对变法立场坚决,加上从始至终参加过当年弹劾公主的行动,对公主本来就观感不佳,此时为了对抗神宗为公主施加的美谥,将她写成“病心”以否定其孝行,也是一种表达不同态度的方式。

宋代史学昌明,重视史料保存,正史记录过于简单,但还有《宋会要》、《续长编》这些正史的原始记录,大臣文集中的公文、笔记这样的个人记录,再配上墓志、行状等个人传记资料,仍然可以形成一张资料网。尽管由于政治风向加上皇家体面等原因,信息的客观性可能会遭到破坏,但是多种个人记录的存在,仍然可以帮助后来人了解过去。个人记录的“不客观”,和正史的不一致,几乎是必然的。即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的史学家、亲历事件过程的见证者,他们的个人记录中也无法避免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正史的冲突。毋宁说,越是有宏大叙事作为背景,个人记录就越有它的意义。

不幸的起源:落差极大的婚姻

在福康公主的故事里,公主的遭遇令人同情,群臣的谏议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推动一切罪恶的“幕后黑手”,那么,这个悲剧是否就无法避免了呢?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回头追溯一下公主不幸的起源。前文已及,这段婚姻是宋仁宗亲自安排,以作为对“章懿太后”一家人的补偿,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种补偿的动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宋仁宗要弥补自己孝心的缺憾;另一方面,他也想要借此掩盖李宸妃贫寒的出身。

章懿太后,也就是李宸妃的故事,在《清平乐》中也有演绎,不过对于章懿太后的出身、她和章献太后刘氏的关系仍然交代不够清楚。

李宸妃是章献太后刘氏身边的宫女,兄长名叫李用和。据《宋史 外戚传》,李用和年少时极为贫寒,流落京师,靠凿纸钱为生,后来得到了“魏王刘美”的赏识,才“奏补三班奉职”,有了个差事。

刘美是章献太后刘氏名义上的兄长,本名龚美。刘氏入宫前,是在民间打鼓卖艺的流浪艺人,就是跟着这位龚美卖艺。皇家为了掩盖这段往事,龚美才改名刘美,封为魏王。他们的刘,也成为了世家大族“彭城刘氏”之刘,家谱也被改成了名臣之后。

按正史的说法,李用和是被刘美从民间找到的。有观点推测这可能是刘家对李宸妃“借腹生子”的回报。不过,主编《新唐书》的史学家宋祁为李用和撰写的行状,留下了一条不一样的说法:李用和与刘美有“里表”,带亲戚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刘氏、李氏之间应该就没有民间想象出的“宫斗”关系,李氏自始至终都是刘氏的亲信,她一入宫就因为两家的亲属关系成为刘氏身边的宫女,代刘氏生子可能也在两人的计划之中。这更像一个《寄生虫》式的故事:一个平民女子打入了皇家,之后将自己的亲戚熟人都带进了皇宫中,一起发达。这体现出了平民阶层的进取心。

虽然仁宗亲政后,李用和以国舅身份飞黄腾达,他出身的家族,也变成了高门“陇西李氏”。但是,来自平民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这些习惯也影响到了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几乎所有记述李玮的资料,都会说到他“朴”“性朴”,这其实是“粗鄙”的一个婉转说法,就是说他出身卑贱,行为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

仁宗让福康公主嫁到李家去,也正是让自己出身贫寒的母族融入上流的方式。公主与李玮要离婚,仁宗感到难办,也正因此。

公主的婚事在公主七岁懵懂无知时就已经定下,当时李玮也只有十三岁,这显然是安排得过早了。仁宗还特别任命国子监的名师王逢为“陇西郡王宅教授”,给李玮当家庭教师,就是担心他们婚后合不来。

可是,对公主的宠爱,加上补偿李家的心情,又让仁宗对公主出嫁一事有了过度关注。

据《续长编》,嘉祐二年六月,仁宗要求将女儿封为兖国公主,并举行册封之礼。册封公主,是为了公主下嫁做准备,本来没有问题。但是行册封之礼,却并不符合宋代的“祖宗家法”。时为翰林学士的胡宿上书反对,认为本朝之例,册封皇子才有仪式,册封公主没有仪式,甚至之前仁宗册封楚国、魏国两位大长公主都没有仪式,如果要实行仪式,就僭越了位分。另一方面,公主受到册封,公主的母亲苗贤妃也有册封,公主有仪式而贤妃没有仪式,则女儿逾越了母亲,这也不符合礼制。仁宗这一次没有听从胡宿的意见,仪式就按照册封贵妃的规格举行了。

公主下嫁前,由于已经多年没有公主出嫁的先例,众礼官又对于婚礼究竟该怎么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公主下嫁不同寻常婚姻,古礼中以男方家庭为主动方的“纳采”“问名”都很难适用,官员们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由李家出面,准备雁、帛、玉、马,在皇宫东门举行形式上的纳采之礼。这后来被记载入礼典,成为后世公主出嫁的依据,但是这种仪式本身,就显示了公主和李家的不平等。

在正式出嫁之前,仁宗先为公主进行了册封大礼,一个月后,又为公主正式完婚。官方将公主下嫁称为“出降”,这个用词无疑进一步强调了公主的屈就。同时,整个婚礼费钱数十万缗,导致后世公主出嫁时朝廷都会为了拿不出相等的婚礼费用而发愁。

一场又一场的仪式,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婚礼,在满朝的凝视关切下增添了许多无形的压力。表面上仁宗对公主极尽尊宠,但公主被包装得越尊贵,“出降”带来的落差就越大。这也为公主后来的不适和不幸埋下了祸根。

婚礼三年前,宋仁宗就命人修建公主府第。至和元年(1054)十月七日,当时著名的宦官任守忠主持公主府第奠基仪式,为他撰写祝文的,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祝文说:

“《礼》崇下嫁,《诗》美宜家。惟筑馆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灵之来护,期不日以斯成。尚飨!”

引经据典,写出了仁宗对女儿婚姻的美好祝愿,只可惜后来都没有实现。

但是对于李家而言,福康公主的到来是一场灾祸吗?恐怕也不是。

南宋有一位高僧雪巢法一,根据他死后的塔铭《长芦长老一公塔铭》记载,法一年少时即气质出众,谈吐不凡,问之,“实出章懿太后家”,是李玮弟李瑊的后人。法一是因为厌恶家里锦衣玉食的生活才选择出家的。塔铭说当时李家已经俨然成为贵族:“承平百馀年,中外安富,而李氏勋戚之贵振天下,筑大第,建旄节,粉白黛绿充满后房,鸣锺列鼎而食。子孙奉朝请者数十人,朱轮华毂,相属于道”,由此可见,尽管李玮这一代仍然“性朴”,及至公主嫁入李家之后,他们社会身份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李玮的后人又如何了呢?根据神宗朝知制诰苏颂文集中保留的公文,福康公主死前还留下了遗表,为嗣子李嗣徽请官。李嗣徽是从李玮的长兄家过继来的,本名墦,过继之后改名嗣徽。(顺便说一句,福康公主的本名已不可考,《清平乐》原作小说中杜撰了“徽柔”这个闺名,可能是因为李嗣徽。)由此看来,虽然遭受李玮虐待,福康公主仍然牵挂着李家的子孙,恐怕也不能算作嚣张跋扈,翻脸无情。

这场不幸的起源,可能是宋仁宗试图弥合身份落差的方式。他是一位宽仁的皇帝,对亲情十分重视,但他表达亲情时,却又常常忍不住利用自己皇帝的特权。他想要补偿李家,却选择了公主下嫁的手段,赋予他们皇亲国戚的身份;他想要对公主好,却选择了赋予她逾越一般公主身份的特殊尊宠,反而加剧了公主心中的落差。也许在仁宗心里,先给公主一系列特权和荣宠,再将她下嫁李家,是既对公主好,又对李家好的两全其美之策,然而这最终造成了女儿一生的痛苦。这时仁宗再试图用特权来挽救女儿,群臣便不再依从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光对仁宗不善于治家的批评,也是有其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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