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史志㊷抗击非典启示录丨“SARS危机”背后 中国媒体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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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 2020-03-10 10:00 40142

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17年。

这是“非典”留下的时间刻度。

2002年12月,在中国广州,发现首例非典型肺炎患者,之后,到2003年,在各个媒体上,“不明病毒肺炎”、“非典”、“非典型肺炎”、“SARS”等字样被反复提及,形成了“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

人们通过媒体,了解“非典”疫情的实时走向和影响,也通过非典,看到媒体的作用与角色。当年的疫情,更像是一种隐喻,它映射过往,照见现实。新闻媒体在抗击非典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取代、有目共睹,通过信息流通与公开,让谣言一次次被粉碎,通过重述历史,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些许成长与经验。

进步之余,也需思考,在面临重大疫情防控和应对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是否做好准备,能否兼顾科学、与时俱进?在媒介操作层面,是否以平静、客观、理智的报道去分析,引导舆论,相关机制乃至政策规定是否改善?我们不禁要问,SARS危机之后,媒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场“风寒感冒”

媒体如何讲好抗疫故事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非典是一场突然到来的疫情,打得人措手不及,更多人似乎只能通过照片和影像资料,去回忆当年的场景。

而对于记者或者媒体来讲,非典更像是一场“战役”,面对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突发公共事件,许多媒体摩拳擦掌,希望能够从中积累更多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2002年12月5日,“中国首例报告非典病人”黄杏初还在深圳打工,他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说不出哪种感觉,浑身乏力、肌肉酸软、鼻塞、头晕,就跟风寒感冒一模一样。

对普通人来说,小感冒一般到小诊所。到了诊所后,医生跟他说问题不大。到了12月8日,他感觉在诊所的治疗效果不好,就到医院去打针,13日的时候,一直没痊愈。

黄杏初有些慌张:小小的感冒,怎么可以持续这么久?16日晚上,他又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第二天病情加剧,呼吸困难,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那时,在官方媒体当中,并没有公开报道解释更多的病因,而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也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以免引起民众恐慌,到12月底时,关于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流传。

查阅当时的官方记录发现,当时,医院、CDC以及广州河源当地四家媒体主要负责人讨论了应对措施。方法一是通过电视台向市民讲解病症情况及相关预防方法,当地的日报、晚报、“乡情报”等,则全面报道有关病情、市政府所要采取的措施等。

此时,与疫情同样疯传的,还有谣言。诸如“食盐可治疗肺炎”“吃野生猴子脑花感染”等信息,迅速占据内容市场,并有甚嚣尘上的架势。

这当然是不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常识在此时变得尤为稀缺,媒体的作用也就体现出来。如果缺乏及时报道,那么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危机、改进工作时,就会出现滞后,反之,媒体和政府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那么整个社会机制也能良性运转。

以《中国青年报》在当时开设的“非典时期的怕与爱”栏目为例,他们试图以一种澄澈的历史理性去看待这一事件:“承认怕,说明人们开始习惯于真实,习惯于面对真相作出理性的抉择,承担个体的责任;而媒体的这种“坦诚”,将使民众对媒体和政府产生越来越强的亲近和信任感。”

疫情爆发

在一线求证事实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在自己写的一本书《幸福了吗?》这样写道:“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事实也证明,大道新闻发不出,小道消息满天飞,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更容易使公众恐慌,谣言四起。

在当时,坊间有句话叫做“大道不行,小道横行”。如果民众了解到的疫情信息越少,就越不能对疫情做出及时应对,反之,如果媒体发布信息的渠道越广泛、信息自由流通的程度越高,谣言产生的几率就越小。①

稍有记忆的人都会记得这些话,“谣言比瘟疫还可怕”、“谣言猛于灾”、“XX可怕,谣言更可怕”,上述种种,越发地深入人的内心。

可问题在于,受硬件条件所限,许多地方还未达到如今这样电脑、手机全方位普及的层面,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内陆、西北地区等小县城、村庄,人们接触的官方报道,要么是电视机、收音机或者报刊书籍,要么就是村口的大喇叭,接触媒体的渠道限制,也不断滋生着谣言。

而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更有利于人们直观地看到数据和了解现状,继而应对接下来发生的种种突发情况。在当时,老百姓不仅需要专家采访的新闻,还需要来自疫情一线的报道。人们所熟知的钟南山、王志、隋笑梅就是在SARS事件中“临危受命”,被人们所期待。

比如王志,就是中央电视台派出的首批赴广州疫区一线采访的记者,也是第一个带给观众来自“非典”病房镜头的电视记者。

之后的数月,他采访了包括钟南山、李立明、王岐山等“非典”时期的重要人物,人们希望从这些人物的讲述中,获得一些启发和预防的方式,因为“专家的讲述往往要比普通民众道听途说更有力。”

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言,去一线,表现得是既记者的专业水准,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向公众传播他们需要的常识只是一级信息,更为重要的,是看能不能提供比单纯的客观信息更多的、具有人文立场的内容。媒体需要提供的不仅是信息,还有对信息的分析。”②

SARS的经验也在不断提醒,媒体的快速透明报道,不仅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反而是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媒体的透明,也将政府、官员和科研学者,从医务工作者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起手来,共同“战疫”。

2020年2月18日,武汉推进拉网大排查。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面对疫情

信息要自由流通


或许,17年前的“非典”危机,让媒体收获了很多教训,但教训同样也是经验。2003年,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发表过这样一个观点,“是非典让媒体回归了本位。”

17年后,同样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发现,防谣止谣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信息如空气一样自由流通。即,人们对防疫信息的渴求,从侧面再证随着时代进步和传播环境的变化,信息自由流通的必要性。

很直观的一点在于,“白衣天使”就是在当时,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那是因为,关于非典的报道中,有关医务人员的电视镜头和报纸图片,都是很感人的,媒体想尽量从这样的描摹中,还原一个真实的疫情救助现场,既来自于宏大叙事背后的人文切口,也来自非典本身的巨大震撼力。

可以说,这种角度之下的报道,试图规避不完整信息所产生的风险,也算是媒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应对策略。然而,在海量的信息当中,温情与关怀必不可少,但出于理性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

2003年抗击非典战役过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是,信息公开立法被快速推进,中宣部下发《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若干规定》,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在不断提升。

正如白岩松在回忆当年身处疫情漩涡中的《新闻会客厅》说得那样:“越是突发和忧患时刻,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③

很多清醒的人士已经意识到,媒体要做的,是通过传播真实、权威的信息,用专业的方式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但如果要表现专业,首先就是要深入一线,在集纳各方信息过后,权衡利弊,然后站在媒体自身的角度,形成报道。这一步如果能够做好,信息的公开透明就会成为现实,而公众也能进一步增强科学与防护意识。

参考文献:

①从失语到喧哗:2003年2月—5月国内媒体“SARS危机”报道跟踪,《新闻传播与研究》

②非典成就央视?——王志从未感觉被社会这么需要,《新周刊》

③白岩松,《幸福了吗?》节选,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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