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史志㉒文艺繁兴启示录丨百年前普通人如何扛过瘟疫？文学家笔下“大写的人，向死而生”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910年秋，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鼠疫出现在俄国境内。后经满洲里蔓延至中国东北。哈尔滨一个叫傅家甸的区，疫情最严重。当时哈尔滨华洋杂处、中东铁路开筑后，俄国的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以护路队名义出现的军队，纷纷来到哈尔滨。人口刚过十万的哈尔滨，大部分是俄国人。共两万多的中国人，聚集在傅家甸。他们多为来自关内的流民，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出苦力和做小本生意。从老城的旅店开始，疫情和恐慌正在蔓延。

面对这种状况，清廷派出由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举荐的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伍连德通过尸体解剖等一系列科学手段，判断此地流行的是新型鼠疫——肺鼠疫。而且这种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在冰雪连天的哈尔滨大地，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对患病者厉行隔离，调动陆军实行封城，及至焚烧疫毙者的尸体。由于这一系列的科学防范，这场鼠疫最后被控制住了。其中伍连德力挽狂澜，遏制疫情有头功，是不折不扣的“鼠疫斗士”。

伍连德

不管是2003年非典，还是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人们都会想到伍连德。想到他在百年前的斗疫方法，如今依然会沿用。比如建立隔离病房，决定封城，征用场所，大批量加工口罩等等。

历史也没有遗忘伍连德的功劳。作为近代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候选人的保密期为50年，此消息2007年才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正式披露。

2009年，在哈尔滨生活多年的黑龙江籍女作家迟子建，在那场东北鼠疫暴发100年后，查阅伍连德等人抗疫壮举之时，还想知道：恐怖的瘟疫突袭时，那些没有被历史详细记载的平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她相信，在灾难的重压之下，一定还有生命的潜流，有爱，有温暖，有人的七情六欲，还有茶余饭后的谈笑。

她想知道更多、更细，想把这些普通人写进小说里，让更多读者知道，他们如何被瘟疫改变，又是怎样在灾难中重生。

迟子建

写历史题材小说，对真实发生过的重要事实，不容马虎。迟子建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并仔细消化。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被她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她的视野，搭建起小说《白雪乌鸦》的舞台。她让官员于驷兴、医生伍连德等历史人物在小说登场，但并未施重墨。

拨开时间烟尘，她“找到”了善良而懦弱的马车夫、旅馆掌柜王春申一家，忍耐而又幸运的翟芳桂，可恨而可悲的翟役生，高贵而孤傲的陈雪卿，急公好义的商人傅百川，机灵而又活泼的喜岁，至孝的秦八碗、漂亮的俄国演员谢尼科娃……以及那些漂亮的、丑陋的、温婉的或者泼辣的女人们。

这是一群普通市民，一场谁也没有预料的大灾难突然袭来，把他们的生活瞬间推到了地狱的边缘。面对着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威胁，人性深处的本质都毫无掩饰的暴露出来，有自私，也有狭隘，有麻木，更有大义。

伍连德发明的口罩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防疫最高指挥官伍连德专门设计了一种双层纱布口罩，用于隔离病患。这种口罩也被称作“伍氏口罩”。迟子建在小说中描述了当时人们做“伍氏口罩”的场景。“女人们接着做口罩去了。她们每做好一只，就往纸箱丢一只，像放飞雪白的鸽子。只是这些鸽子都折了翅似的，飞不起来。可是现在口罩奇缺。傅百川便利用他的绸缎庄，在原有的缝纫机的基础上，又添置了两台，高价雇佣几个缝纫手艺好的女人，大批量加工口罩。傅家甸两万多人，短短一周时间，几乎人手都有口罩了。这种白纱布的口罩，十二层厚，中间遮住口鼻的地方宽大，然后渐次狭窄，直到过渡到两根细带，在脑后一系，就能严严实实地遮着大半张脸。大冬天的，男人们戴着棉帽，女人扎着头巾，再武装上口罩，街里一走，即便熟人相遇，也往往认不出来。”

从1910年秋冬开始，哈尔滨鼠疫直到1911年春天之前结束。根据可查资料可知，当时只有2万人的傅家甸疫死者竟达5000余人。当迟子建通过史料回到了100年前，回到狭窄、阴暗、尘土飞扬的傅家甸的小巷当中，看到人们遭遇鼠疫时的悲惨境况，“压抑的气氛把我压得有点透不过气来。”

如何有意义地表现灾难和灾难中的人，考验每一个写作者。一味将苦痛转移到纸上，并不是上策。放下史料，离开书桌，迟子建徘徊在松花江畔。她发现，有一些垂钓者，他们不被江上建桥工地噪声所扰，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安闲。这时候她明白了，普通人的淡定，在历史的深处，一直茁壮成长，没有湮灭。正是这束人性坚韧之光，带领人们穿越层层风雨，活到当下，也将一代代走向未来。而就在此时，她终于找到了写作这部《白雪乌鸦》的主基调。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里提出，一个意识到自己本真存在的人，生命的过程其实是“向死而生”。中国传统经典中对“死亡”的论述较少，尤其是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堵住了很多人对死亡的深思。这导致中国人对“死亡观”这个话题较少论及。但海德格尔却提醒我们，意识到“向死而生”，人往往更能真实地感受到自我的强烈存在感，活出意义来。

百年前经受鼠疫威胁着生命的傅家甸普通人，用实际行动活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除了年轻果敢的防疫总指挥伍连德，民众们也在加入斗疫之中。比如王春申的孩子因为出水痘误以为鼠疫而被隔离死去，但他却没有被打垮，而是加入危险性很高的尸体抬埋队。周济一家主动承担为隔离人群做饭送饭；商人傅百川竭尽全部的人力物力，使得自己的生意大受影响；谢尼科娃母女唱歌募捐…… 人在灾难中迸发出来的勇气与坚韧，令人刮目相看。

迟子建用她温情的文笔表达了这种活力，“死亡就是这样，它以巨大的威力镇压人，让人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地做它的俘虏。可一个俘虏受虐的时间久了，也会反抗。”一段时间的死寂后，阴气沉沉的傅家甸，又有点还阳了。卖烧饼卖糖葫芦的，又穿街走巷地吆喝起来了，尽管那吆喝声不如从前的清亮；崩爆米花的，又守着一炉炭火，蹲伏在榆树下了，虽然他的生意并不如炭火那般热火;开面馆的，也把收回的招幌挂出来……人们似乎看透了，既然鼠疫防不胜防，随时可能赴死，索性如常过日子，轻松一点。也就是说，要死就活着死。女人们觉得不能在家等死，该剪鞋样子的又剪起了鞋样子，该绣花的又绣起了花。

一场灾难，淬炼出对生命、生活最真的珍惜。王春申到街上买了两斤苹果。苹果的价格，比前一段要高出三倍。王春申掏钱的时候，没太犹豫。“他突然想明白了，店主虽然多赚了他几吊，可万一过几天他染上鼠疫，难逃一死，那钱等于白赚；而自己想省下的几吊，现在看来是钱，万一他也不幸染病了，那钱跟废纸又有什么分别呢……”

在灾难面前，除了科学的力量帮助人们度过难关以外，一个个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坚韧，不屈和乐观，不经意地形成了一股向上的力，带领人们抗过了这场瘟疫。

扛过寒冬，就是春回大地。小说最后一章“回春”，熬过了鼠疫，傅家甸的生活又开始了。于晴秀在一个雨天没撑伞出了门。她漫无目的地走着，任雨水淋着，最后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榆树下停住脚步。她用手摇晃了一下榆树，榆树就把叶片上挂着的雨珠，尽情倾洒到她身上。别处下的是小雨，于晴秀在树下经历的却是暴雨。她感慨吟道：“万木皆春色，唯我枝头泪。”然后放声大哭。这是她失去亲人后，第一次敞开心扉地哭！”

泪水落地，抬头仰望，树上终于又有新绿了，南方的鸟终于又回来，又在傅家甸的街市里开始在叫了……

春天，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