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遗事|1906年，第一个到日本寻访甲午遗物的中国人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王国平

1906年，甲午战争结束的第11年头。

这年夏天，一个叫程淯的年轻人受山西巡抚恩寿之命，“赴日本考查工艺医学”。

游历期间，他去了上野公园、浅草公园、靖国神社、帝国博物馆等这些在当时中国留学生日记中常见的地方。

程淯和他们不同的是，他利用参观之余，专门去看了当时陈列在东京的甲午战利品，还请了当地的摄影师将这些被日本掠去的甲午遗物一一拍照。

程淯，是甲午战后第一个到日本寻访甲午遗物的中国人。回国后，他将这些照片制铜版印入书中，这本书叫《丙午日本游记》。

程淯(约1867—1940)，字白葭，号白葭居士、皎嘉，室名苍苍葭室，江苏常州人。曾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在上海协助办理广学会。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还曾营救了康有为。

但长期以来，关于《丙午日本游记》以及程淯的事迹多被忽视，日前由钟叔河老先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的续编中收录了这本日记。关于程淯这次充满反思性质的东游考察，还将在下篇介绍。

程淯较少传世的照片之一。

“我国风俗器具之劣点，宏纤必列”

程淯拍摄的这些甲午遗物都是陈列在靖国神社，有来自当时清朝陆军的，有来自北洋海军的。

另外程淯还在长崎的诹访神社，也看到了来自镇远舰的遗物。

如今，程淯书中记载的遗物大部分已无法公开见到。

不过程淯拍摄的一对被日军从辽东掠去的石狮子，如今依然被放置在靖国神社的门口。

对于这对石狮子的来龙去脉，程淯当时并不清楚。但今天从日本《靖国神社百年史资料编》史料中可以发现，这是当时日军攻占海城时，在城内的“三学寺”获取的，当时日军在报告中用了“捕获”的字眼。

对于为何会去拍摄这些甲午遗物，程淯在书中说，自甲午战后，日本人将这些战利品展览到处宣扬，“一以恢张武功，一以激劝后起，先事后事，甚以用心之致密至此。”

而当时到日本的中国人，“大都因有关国耻之物，往往避道引去，或见而疾走，惧相对之无以自堪也。”

“然耻其小者，不耻其大者;耻于个人，不耻于人人，此不佞之所大惑也!”程淯说，惟知耻乃能洗耻也。

陈悦说，甲午战争结束后，日军曾将大量的战利品送到靖国神社。

从一张日本发行的明信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展览品有定远舰的舵轮，北洋海军的军旗，靖远舰的舰钟和铭牌，操江舰的舰长印信等。

除定远舵轮外，其他遗物如今也不可见。

除战利品外，程淯在上野公园以及帝国博物馆内还看到：“凡关于我国风俗器具之劣点，靡不尽态极媸(相貌丑陋)，宏纤必列。”

1934年日本靖国神游就馆举办“纪念日清战争四十周年”展览的明信片，上面就是来自北洋海军的“战利品”。

第二次到日本寻访甲午遗物已是1947年

在程淯之后，中国人第二次专门到日本寻访甲午遗物已是40多年后的1947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海军军官钟汉波接到国防部任命，委任他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一组参谋，办理有关接受日本赔偿军舰等事宜。行前3天，时任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南京召见了钟汉波，交代了一件事：“甲午战后，我海军失利，镇远、靖远两舰为日所俘，其舰锚、锚链及炮弹等被陈列在上野公园，是乃我国国耻。”桂永清要求钟汉波到日本后，“立即将之索还以除耻辱”。

据甲午史学者、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介绍，索求甲午遗物回国的过程并不顺利。不过经过努力，在日本默默忍受了近50年奇耻大辱的北洋海军镇远舰等遗物还是在盟军护送下，回到了中国。

如今这镇远大锚就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由于当时海军军官迫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未能将遗物全部寻到。

如今在靖国神社内还有一门旅顺要塞炮在公开展览，此外在日本各地不少神社和公园等地还公开展示着北洋海军的遗物，如平远舰的炮弹、定远舰的炮弹、致远舰的机关炮等等。

另外，在日本还有数方甲午战争时清军士兵的墓地。

陈悦曾多次前往这些墓地祭拜、考察。

陈悦说，这些墓碑上，姓名之前都有着一处犹如伤疤般的烙印，据说最初刻着的是“捕虏”二字，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听闻中国要索回甲午遗物，日方担心“捕虏”二字会刺激到中国，因此全部凿掉。

陈悦发现，日方在安葬时，这些清军士兵墓碑的设置有别于该墓地的其他墓碑，墓碑全部朝向中国，故乡。

甲午遗物解读：

程淯在《丙午日本游记》共甲午遗物照片共16幅，每幅均按日本展示的介绍文字进行了简单标注。封面新闻记者请甲午专家陈悦重新进行了辨认。

第一幅

在九段坂国光馆前。照片有几门跑四枚炮弹和一枚长管炮。

其中一门炮上的铭文为“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督造”，一尊铭文为“金陵机器局监造光绪甲申年十月三品衔江苏遇缺题补道刘佐禹三品顶戴道衔马格里”

“一等肃毅伯李”就是李鸿章。“刘佐禹”是金陵制造局首任总办，马格里英国人，后加入中国籍，当时作为洋匠为李鸿章督造枪炮。

陈悦说，这两门炮都是行营炮，是模仿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行营炮，清军陆军曾大范围装备该跑。

在地上一枚长管大炮，游记内未做说明。经陈悦辨认，这枚大炮是哈乞开斯机关炮，该炮射速较快，主要作为大中型军舰上的副炮，也充当鱼雷艇等小型舰艇的主炮。当时北洋海军的军舰上大量装备。

这枚哈跑遗物应该来自北洋海军。

第二幅

德政匾一方，在靖国神社游就馆内。

匾上隶书“克壮其猷”四个大字。同时还有“二品顶戴分巡奉天东边兵备道兼全营翼长督理中江税务加三级纪录十次奭大人德政。”落款“某营哨关等叩颂”。

兵备道是清朝的地方军队建制，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但实行的军政合一、军民两管。“分巡奉天东边兵备道”的衙门在丹东，“奭大人”就是奭良，他当时的地位就相当于丹东军分区的司令员和市长。这块匾是下面的人送给他的。

这位奭良(1851—1930)，有“八旗才子”之称。甲午战争时，日本第一军从朝鲜一直打到辽东，奭良在鸭绿江门户首当其冲。

甲午战后，奭良被革职，直到1902年“察其人尚可用，加恩开复原官”。

如今在丹东当地还有一块1892年镌刻纪念奭良惠民政绩的“奭公德政”石碑。民国时期，他参与修订《清史稿》，太祖、圣祖、世宗、仁宗、文宗、宣统六朝本纪均为其所辑。

程淯记载的这块德政匾应该就是日本第一军从兵备道衙门内获取的。

第三、四幅

石狮子一对，放置在靖国神社的竞马场。

根据游记的记载，这一对石狮子是从辽东原来的。雄狮底座铭文为“大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六日敬立”。雌狮底座铭文为“直隶保定府深州城东北得朝村弟子李永成敬献”。

当时程淯不知道，当初立象的李永成更不会想到，在这对狮子背后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据原《人民日报》记者孙东民介绍，这对石狮子如今就在就在靖国神社的门口位置：“雄狮右爪玩一绣球，雌狮的爪下和背上各有一只玩耍的小狮，两狮皆张着大口，依然极具动感。”

孙东民先生在2015年曾在文章中专门对这一对狮子进行了记述：

日本作家铎木能光曾于2005年6月引用靖国神社发行的《靖国神社百年史资料编》史料撰文说，1895年2月前后，日军攻占海城，把城内的“三学寺”充做野战医院，发现了寺里的石狮。

海城三学寺正门老照片。

当时军医总监石黒忠直会见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时，备述其寺里的石狮之生动。山县表示：“既如此，务必运至日本供陛下睿览。”之后，留守当地的奥保巩中将在与石黑、山县之间的书信往来中又谈及挑选石狮之事。奥保在给石黑的信中说称，寺院里的大石狮子像是新做的，不太理想;青石雕的狮子虽有年代感，可惜成不了一对;寺院大门外有两对青石狮子，但大小悬殊，只好选了形状好看的一只。此外还“选中了虽为白石所雕，但一对,有年代感的狮子。”

日本明治年间发行的《新撰东京名所图绘》记载，石狮是在“二十七八年之役(1894～1895年)在辽东捕获”。为此，当时“军中役夫组成狮子搬运组，打造坚车分运。其车后来分纳于诸社寺作纪念，有一辆藏于上野的大师堂”。

这3只中国石狮子在1896年运到日本，先是送到皇宫，明治天皇玩赏一番之后，将一对白石的石狮给了靖国神社。

程淯是第一个从中国专门来看它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