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侯志明：我们曾经这样过年

侯志明/文

过年，是中国人头号的传统节日。从记事起，我似乎就对这个节日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敬畏。

我出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的一个小山村。在童年的记忆里，永远是冬天的皑皑白雪、春天的肆虐风沙，夏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汗滴。那里和外界联系极少，一年中除了平平淡淡的日子，很少有什么新鲜事或者大事发生。就连偶尔驶过一辆汽车、拖拉机，都会惊动全村的男女老少倾巢而出，到路边观看。在这样一个地方，过年，就成为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因此，那些细节、那些快乐、那些滋味，基本是刻入身骨、融入血液、相伴成长的。

过年，因为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每家每户甚至每个人都要做很长时间的艰辛准备的。比如做新衣、做好吃的、大扫除等等。这些在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我们小时候，像我们这样一个7口之家，再加上爷爷、姥爷等，就算每人只做一件新衣裳，完全靠母亲一个人，就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这些容空再说，今天只说一切准备停当后过年的一些重大活动和细节。

贴春联是过年前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家家要做，除了那些当年有过世的亲人的家庭，一般是在除夕的上午。贴春联前是写春联。在我的印象中，买春联贴是城里人的事，农村人都是自己买了红色、黄色、绿色的纸来写。即使自己不识字也会拿了纸让别人写。那时村里少有的识字人也把给别人写春联当做一项义不容辞的事。

我们家，我的父亲、伯父都是识字人，我就见过他们给自己和村里的人写春联。后来孩子们大了，多多少少都读了点书，这任务就由孩子们做了。我们兄弟姐妹们都写过。我记得我们家有一方砚台，圆形的，带盖儿，农村人用的笨碗那么大。每年用时，父亲就会从西屋的房梁上取下来，擦洗净，交给我们。墨是买的，不是如今的墨汁，多是固体的块状。用时需在砚台上倒了水慢慢地磨。这活儿是许多人干不了的，比如性急的人，爱干净的人，闻到墨香却觉得臭的人。因为要写很多，所以也算一个苦力活。就我们自己家，大大小小就要写20多幅。3间正屋，门上、窗户上都要贴就需要6幅，还得配6个横批3个斗方。还有粮房、牛圈、马圈、羊圈、猪圈、鸡窝，还有大门的里外，还有马车上等等。加上亲戚们的，加上不识字的邻里、村人，需要写好几天。说好几天，实际上是好几个晚上。因为白天活多，家里小没地方。晚上搬个小桌子，点个小油灯，就可以写，写好了放地上慢慢干，冬天家里温度低，写好的对联干的很慢，有时候需要小心地用嘴吹干。那时候，真正的难处不是这些，而是肚子里没有货，手头又没有书，不知道写什么。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的广播电台好像都了解我们的难处，那几天会天天播放春联，而且是反复播，让你记。我确实是靠了收音机才勉为其难地完成的。因为是自己记，也常有记错的时候。比如人家的对联本来是“天增日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写出来的却是“充满乾坤富满门”，好在意思没大变，也就马马虎虎过了。这幅自然是要贴到正门的，还要配上“出门见喜”的横批。

有时难的是根据不同的场合写不同的内容，比如，羊圈的对联，我记得大多数是“大羊年年生，小羊日日增”。大门上的对联多数时候是“门前车马非为贵，家有子孙不算穷”，在车上要贴“四通八达”，在房梁上要贴“抬头见喜”等。还有的其实难称对联，比如有的人家给爷爷奶奶的门上贴的是“过大年里响大炮，爷爷抱着奶奶笑”，还有一些完全是抄毛主席的诗，比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但我写得最多的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那时我真不懂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和春节有什么关系，只知道村人们都这么些，我也便写了。

写春联闹出过的笑话不多，但贴春联的笑话就不少。我一个不识字的远亲，请我写好对联后自己去贴，结果把“大羊年年生，小羊日日增”横批“六畜兴旺”贴在了家门上，就成了全村的笑话。还有一个不识字的孤寡老人，过年时来不及找人代写春联，就用碗底蘸了锅底黑在红纸上印了几个圆圈贴在了门上。这是听大人们说的，我没有亲见。但至少说明，在我们老家是无春联不过年的。

贴春联在我们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因为那时春节的气温基本在零下二十或者三十几度。要先用白面粉在锅里煮浆糊，煮好后趁热刷到墙上去，而且必须一个人刷一个人贴，还必须同步，否则浆糊一冻，对联就贴不上去了。虽然贴好春联，总是被冻得手脚麻木脸红鼻子痛，但看着满院花花绿绿起来，有了过年的气氛了，还是很高兴的。

记忆比较深刻的是跑大年。这是起自除夕一早的事，也是孩子们的事。这天一大早，所有的孩子们都要穿上最好的衣服，三五成群地约了，挨家挨户地跑。跑去干什么？当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展示自己的新装，希望得到人家的夸赞。去了谁家，谁家的主人早知道孩子们的意图，也就不吝赞美之词。夸完了，还要给每人送上几块糖，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快快乐乐地去。也有的主人家爱开玩笑，专门说谁谁谁的衣服不如谁谁谁的新，不如谁谁谁的好，惹得孩子们互相攀比后哭鼻子，甚至回家去和自己的父母打闹。因为是逗孩子们玩的，谁家的大人也不会介意。

上午的跑年直到跑完所有的人家才告一段落。这时已基本接近中午，各自回家吃饭。晚上掌灯后还要跑。不过这次跑的目的，是展示自己的灯笼好不好,展示自己的口袋里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比如，谁的口袋里糖多？谁的口袋里除了糖是不是还有花生、瓜子、柿饼、红枣、黑枣等？ 记得有一年，我穿了新衣服去跑年，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把新裤子划了一个铜钱大的洞。到了别人家，那家的主人非要说我穿的是旧裤子，任凭我怎么解释。惹得我回家好一顿哭闹。晚上再跑年，我忐忑不安，不去吧又想去，去吧又怕别人说我的“烂裤子”。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发现柜子里有一双新皮鞋（后来才知道是姥姥给母亲——她唯一的女儿买了多年一直没舍得穿），我灵机一动就偷偷穿到了脚上跑了出去——尽管很不合脚。而且到谁家总把脚抬得高高的，生怕别人看不到。和女孩子不同的是，好多男孩子除在别人家展示自己的新衣服之外，还要展示随身携带的鞭炮的多少，还要展示自己拥有的烟的多少。在我们小时候，过年，男孩子的烟是特许的，理由是他们要点鞭炮。

试想，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白雪覆盖了的村子里、在沉寂的让人心慌的平淡日子里，忽然出现了这样一支穿红戴绿、花枝招展、笑声朗朗的风景，那该是多么让人感染、陶醉、兴奋和难忘啊！这些，现在看来真的是幼稚，幼稚的可笑也幼稚的可爱。但快乐也恰恰蕴含在这些幼稚可笑和可爱里。

谁说不是呢？否则，又有什么值得我们记住呢？

在我的记忆中，过大年从来没有和生旺火分开过，据说这是祖制。

生旺火，虽然是正月初一凌晨的事，但除夕中午吃过饭，家家户户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件事是由父亲完成的。他先要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在院子当中搭一个木架，再在木架上把麦秸杆堆放上去。他要竭尽所能地把旺火堆码得高大、稳固，还要好看。这大概要花去他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为什么过年要生旺火？年长后，我曾经问过父亲，他只说祖辈传下来的，是祖制，图吉利！后来我又查过资料，意思基本和父亲说的一致。过年生旺火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风俗习惯，主要在山西、内蒙古等地。但发源地应该是内蒙古。因为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居不定所，需要经常在野外点火取暖、煮饭，形成了古人对火的崇拜。生旺火最早可以上溯至汉代，并逐渐渗透到风俗民情之中，并赋予了祭奠祖先、驱邪、喜庆的意义。因为当时大多是烧柴，柴和财同音，也有发财的寓意。旺火点燃后熊熊燃烧，火势旺盛，所以取其意叫旺火，也预示着人们的运气、家族的运气也会一年旺盛。

生旺火可能确实和祭奠祖先有关吧，我记得父亲在做完准备后，便会穿了新衣服去上坟。上坟也是有讲究的，不但要准备很多烧纸，还要准备过年吃的各种吃食各一小块，还要准备几支烟，准备一点酒，反正是过年活人吃的都要给逝去的人准备一点。

上坟回来，天基本黑了，我们要做的事便是掌灯。不但院子里、大门口要挂大大的灯笼，包括粮仓、羊圈、牛圈都要挂灯笼。有的人家还会把灯笼绑在长长的木杆上，高高地插在大门上，不但全村可见，连邻村也可见。塞北山村的除夕夜很黑很黑，但有了家家户户这些灯笼也就变得灯火通明了，年的氛围一下子就浓了起来。灯笼挂好后，要放第一轮爆竹，大人们告诉我们这是安神的爆竹。安了神，就不能大声说话，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也不能洒水到地上。每隔一个多小时再放第二轮爆竹第三轮爆竹，直放到凌晨两三点点燃柴火生起旺火。

我稍大后的一年，偷偷问过母亲，安神是什么意思？母亲告诉我，就是把财神爷等各路保佑我们的神请到了家。我又问为什么所有的房间都要点灯？母亲说神要到各处看看，黑了找不到地方。我问为什么不能在地上洒水？母亲说，怕把神光（方言，滑的意思）倒。我还是不太懂，接着问，神长什么样？和人一样吗？在哪儿？神也走路吗？为什么看不到？看不到的神怎么能光倒？母亲答不上来便会啧怪我多嘴，并悄悄警告我，“别乱说，小心让神听到割你的耳朵。”我还是没害怕，问神有刀吗？是不是和我们的杀猪刀一样？看见母亲真的恼了，我便不敢再问，悻悻地走开了。我尽管确实不明白，但也只好糊里糊涂地服从，按照大人的要求去恭恭敬敬地做。我想我虽然不明白，但我既没得罪母亲也没得罪神吧！现在回过头来想，许多事完全没有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恰恰是因为神秘而使人记忆深刻，回味久长。

生旺火，大约是凌晨两至三点。但那时既没有计时的手表也无闹钟，就只好看天上的星宿。我记得，接近这个时辰，不管多冷，父亲总会一直站在院子里看星宿。时辰差不多了，他便会回到屋里，一个一个把我们推醒，一边推，一边说，“北斗星已经下去了，启明星已经升起来了，起来吧，该生旺火了”。我们便一起起来，穿好外套（这一晚是不能脱衣服睡觉的）。在我们穿扮的过程中，父亲会先把堆在院子中的柴火点燃一部分。其实我很理解父亲的心思，那是怕我们从热乎乎的屋里出去到零下几十度的外面冻着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等我们到齐了，父亲会把柴火撩拨旺，然后把早已帮在棍子上的鞭炮交到子女的手里，让他们自己去旺火上点燃了放。此时，母亲会拿每人几件衣服呀、腰带呀、背心呀到旺火上烤，那意思当然是说旺火烤过的来年都旺。这个过程，因为太冷大约只能持续十多分钟吧。然后母亲便会从旺火上引一把火，进到屋里，烧开水煮饺子。而父亲，在爷爷在世时，便会先到爷爷家里去叩头。叩完头，才会回家吃饺子。一生中父亲只带我去看过一次叩头，那时虽然小，但印象很深，至今难忘。

除夕夜吃饺子也有讲究，那就是要在饺子里包硬币。谁吃到谁就是这个家里最有福气的人。这当然是孩子们的把戏，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在硬币吃出前，惹得孩子们不管吃的多饱，一直要抢下去。

初一上午，还有一项活动是记忆深刻的，家乡的父老把它叫做迎喜神。这也是一个相当隆重的活动。村里所有的人从家里出来，基本聚齐了，便会敲锣打鼓向喜神所在的方向进发，还要赶上村里的牛马。出了村，会在一个开阔地停下来，继续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有的孩子淘气，便会在牛或马的尾巴上拴了鞭炮点燃，看那些小牛小马在爆竹声中疯也似的狂奔，便在开心的欢笑中结束了仪式。

当然，在我的记忆里，过大年绝不仅仅是这些内容，还有隆重的上香、敬黄标、迎财神、送穷土、唱大戏等等，而且所有人对这些似乎都有宗教般的虔诚。

吃好的，当然也是过年的重要内容，与如今不同的是，那时的吃食大都是自己生产自己制作，体会得到来之不易、物力艰辛。

这大概就是我忘不了的年的味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由小变大，由大变老，蓦然回首，发现记忆中的这些内容几乎荡然无存了？怎么回事呢？不知道。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说这些年同样过年就没有味道了？我的回答是“有”，但这味道几亿人基本只有一个了。不是吗？穿的是机械化生产，品牌都是那么几个，谁家自己动手？吃的也是大规模标准化配方式填鸭法的公司化的生产，连地地道道的农民都不事种养，而且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到一家店一个品牌的面条连放几粒花椒、几滴酱油、几根面、几克水、几克盐都定了量。前些年还要你到超市选，这几年，一个微信送到床头，连送饭的人都标准化了，难道还能有什么不同味道？

给长辈请安祝福的叩拜磕头成糟粕了，村村自己组织的民间演唱被一阵风式的送文化取代了，最能体现春节风味、甚至是因春节而诞生的烟花爆竹禁放了，迎喜神也早就变成了迎圣诞老人，走亲戚串门子、挨家挨户的拜年已经装进了微信红包、根本无需见面……我们的年还有什么呢？是不是丢失的太多了？还能记住什么又能传承什么呢？

当然，无论味浓味淡，年总是要年复一年过下去的。但年毕竟是中华民族一个头号盛大的传统节日，如何赋予这个最隆重的节日以丰满的现代意蕴和保留更多的历史优秀文化，让人以一种宗教式的虔诚自觉参与其中，也许不只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或者大而空的倡导。那样，我们能记住的，或者说被感染、被化的，就不只是童年的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