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闻成都 | 名人信札记③ ​巴金与大哥 幸存的四封信（下）

————————————————————————————————————

李尧枚和四个女儿

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图片由李斧提供

1930年，是李尧枚人生的转折点。祖父死后，他做了“承重孙”。

按照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如长房长子比父母先死，那么长房长孙在他祖父祖母死后举办丧礼时要代替长房长子（即自己的父亲）做丧主，叫承重孙。

承重一个封建大家庭，本应有钢铁之躯、铿锵之志，奈何李尧枚只是一个柔软的灵魂。

祖父死后，大家庭彻底分家解散了，田产收入减少了。不能坐吃山空，还得想办法增加收入。

金融投资的风险

为了填补开支，李尧枚开了一个新书店，叫“启明书店”，从上海进货，但是抹不开情面用了三叔的儿子，结果经营不善，亏本收摊关门了。心太善良的李尧枚，甚至替合伙人承担了亏损的费用。

经济上的窘迫已使李尧枚难以应付，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很快来了：不到四岁的儿子李国嘉，患脑膜炎死掉了。儿子的去世，也标志着他“在儿子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的前程”的愿望落空了。

命运，就此急转直下，一寸一寸扼住李尧枚的咽喉。

此后，李尧枚精神抑郁，偶尔还出现过精神错乱的现象。

压在李尧枚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然是经济问题。李尧枚给巴金的第四封信里，显出他的窘境：“我一定要寄点钱给你看电影，不过要稍缓几天，这几天有点窘。”

其实，已不只是窘，而是产生了财务危机。因为身体不好，李尧枚已辞去电灯公司的事。

如何转变当前的窘境？接受过新思潮的李尧枚，毅然卖掉田产转入早期的金融。当时，在军阀统治下的成都，谁都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李尧枚也希望用贴现的办法取得较高的利息。

李尧枚的金融投资，初期小有成功，远亲近邻们都托他代为投资。投资总会有盈有亏，但李尧枚总是把盈利给别人，亏损自己摊，找李尧枚投资的人多了起来。

但不久，李尧枚害了一场大病。等他病好后，才知道好几个银行倒闭，投资的钱损失了一大半。

二十多页的遗书

回到家里，李尧枚趁夜深人静拿出票据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又把票据撕碎了。

第二天想起来，字纸已经被倒掉了。

所有的财产，这一房人赖以活命的财产，完蛋了，洗白了。

埃利亚斯·卡内蒂说：“痛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如果那火花熄灭，他就毫无价值了。”

火花，本来包含着希望，但最后一个希望破灭了。

清醒后的李尧枚，觉得对不起投资人，也对不起热爱他的亲人，他要以死承担全部责任。

他企图自杀，但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毁掉。

第四次写下遗书后，李尧枚做了最后的安排：借自己的生日，请全家人看了一场戏，以示惜别。

二十多天后，一个有雾的清晨，李尧枚走了。一个小女儿睡在他身边，而他已经身体冰凉。

2002年春，李致写下《终于理解父亲》一文，描述了那个悲伤的清晨，“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人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

——半个世纪以后，大姐才向李致讲起父亲当年有多么爱她：

父亲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对她有很大影响；父亲爱带她出去玩，买糖果招待她的小朋友。

她永远记得，一九二九年的中秋节，父亲从上海回来，她在大门外玩，父亲一下轿就摸了摸她的头。

李尧枚的远行，是无法言语的悲痛与损失。好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亲戚朋友都觉得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似的。就连街坊近邻，包括摆摊卖花生橘子的小贩，提篮叫卖香油卤兔玫瑰大头菜的小生意，都出声叹息：“你家的大少爷真是个好人，多可惜！”

李尧枚离去两个月后，巴金才接到了二十多页的遗书：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

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

从《春梦》到《激流》

李尧枚离去时，恰是巴金的《激流》写到第六章，“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

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巴金独自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巴金痛苦、愤怒，不肯认输，“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

回到宝光里的家，巴金拿起笔写下了《激流》的第七章《旧事重提》，他向封建旧家庭开战了。

这部《激流》，正是巴金经典作品《激流》三部曲中的《家》，而取名《激流》之前，这部作品叫《春梦》。在上海《时报》连载时，巴金写完“总序”后，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

1928年11月，从法国回国途中，巴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到1929年7月，巴金与大哥在上海相见，闲谈中，巴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李尧枚极力支持。后来李尧枚回到成都，巴金又在信里讲起了《春梦》。

1930年3月，李尧枚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 (它)写成罢。怕甚么罢。”

从1931年到1940年，巴金写完了《激流》三部曲。回忆这十年的写作，巴金始终牢记最大的敌人——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

1980年，整整50年过去了，时年76岁的巴金先生记忆力大大衰退，但他的脑海里依然是“大哥消瘦的面貌至今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公寓，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

青年时代张和卿和李尧枚

在海外的家族后人

奋斗、孤独、黑暗、幻灭。

坚强、勇敢、叛逆、新生。

生活的激流奔腾向前，带着《家》的孕育和成长，也带着“家”的血脉交融，在海外开枝散叶。

波特兰，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是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仅次于西雅图的第二大城市。因为气候特别适宜于种植玫瑰，也称为“玫瑰之城”。

在李尧枚孙子李斧心里，波特兰有瑰丽与美艳，而成都有温暖与柔软——这里不仅有90岁高龄的父亲李致，更有李氏家族的百年风影。

李斧，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90年在美国罗德艾兰大学获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执教至今，现为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终身教授。他长期致力于家族史的发掘整理，在北京潘家园，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抑或是托朋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寻访家族长辈的史料。他常在飞机横跨太平洋时，完成一篇篇家族史考略。

正因为李致、李斧父子的努力，巴金家族许多真挚感人的故事才得以呈现。

1992年，李致带着一份特别的礼物——《家》的连环画，飞往美国波特兰。

《家》的赠送的对象是上小学的孙女珊珊，也正是通过李致的讲述，珊珊对太爷爷巴金更感兴趣了。后来，珊珊给太爷爷写了三封信，出人意料，太爷爷回了一封短信，勉励珊珊学好中文。

7岁的珊珊到学校，把太爷爷给她写信的故事讲给小朋友听。有小朋友又把故事带回了家，甚至小朋友的父亲打电话到李斧家里求证：“巴金真的是珊珊的太爷爷吗？”

其实在这之前的1985年，一岁多的珊珊在上海见过巴金，不过，珊珊对太爷爷感觉有点陌生，合影时，她将头扭向了一边。至今提起这张照片，李致、李斧父子俩都还觉得有趣。

此后，1997年在杭州，2001年在上海，珊珊又见过太爷爷两次。直至2005年巴金先生去世，珊珊专程从纽约飞抵上海，与巴金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

三次短暂的相见与相处，给成长中的珊珊留下了什么？她用英文翻译了《家》的前八章，以此对太爷爷的致敬与念想。她的翻译，也得到了巴金先生好友、著名翻译家杨苡的认可。

百年弹指，深情眷眷。生命是一条美丽而曲折的幽径，但我们一直在追赶阳光。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说：“一直用睁开的双眼眺望，只为寻找自己，然后努力生长，力争成为森林。”

内心坚毅，努力生长，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开拓者。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李致、李斧编选的《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四）

小弟弟：

连接你好几封信，知道你一切情形，但是实在没有空复你。很使你失望，实在的对不起呵！望你原谅。自从回来，再没有比去年冬月腊月忙的了。忙到腊月二十把我的胃病疼一切发了，好不扫兴。但是事实上不容许我安静，只好撑着病体与他(它)奋斗了。把幺妹的事办完，年也完了，所以病也没有好。这两天事情到(倒)少些，精神却委顿了，所以你的信只是一封一封的接着，没有精神与你写回信，只怕你要疑我把你忘了。

读了你二月六日(邮局戳)的“我对于生活早就没有一点兴趣”一段，不觉使我异常悲痛，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之一人，奈何！来函谓“哥来函……未及弟痛苦于万一也”。

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弟都忘却兄了。唉！《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 (它)写成罢。怕甚么罢。《块肉余生》（《大卫·科波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

我一定要寄点钱给你看电影，不过要稍缓几天，这几天有点窘。

代出版合作社收的账，他们答应阴历年底交付。成都的习惯，三十晚上给钱，都算漂亮的。那(哪)知到了初一都不给。问他们，他们反说我的怪话。现在钱他们决定是不给的。我只好将收条寄上，请你转交，并代答歉意。你有空吸点新鲜空气，最好早上早一点起，去到小咖啡店喝一杯热牛奶，于你很有益。希望你听我这一个小小的要求罢。

以后你写什么东西，务请你将他(它)的名字告诉我。出版时你签名给我一部。我把(它)汇存着拥抱着，就像我的小弟弟与我摆龙门阵一样。这个要求，想来总可以允许罢。我的小弟弟。

枚 三月四日

（注：原信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信件无标点，文中标点为李致后来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