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音量和广告语盛行的时代，李永才先生的诗似乎一直音响低沉，就跟他写诗几十年却倾向于蛰伏那般，显得很另类，很不合时宜。如果考虑到永才是个四川人，此等情形就更加令人惊奇了。要知道，四川人向来以大嗓门和雄辩著称。在这个大背景下，永才的低音量才显得弥足珍贵：
一场梨花，一场雪
连蝴蝶也放弃了
对斑斓的思考。我更看不清
什么才是真正的闲愁
（李永才：《某种剧情在延续》）
对音量的节俭，甚至高度吝啬，极有可能是自我修行的结果，更有可能是叶芝所说的那种“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使然，但更有可能出源于罗兰·巴特所谓的“心境的蜕变”。依照语言哲学家塞拉斯的精湛观察，心境原本就是一个语言事件，稠密，无声，却先在性地打满了符号的烙印。需要恭喜永才的是：他经由个人心性的神秘栽培，凭借自我修行，也通过对时间的体悟而发生的“心境的蜕变”，很是幸运地和汉语的羞涩品质接上了头。所谓汉语的羞涩品质，就是打一开始，我们的汉语就知道自己的界限处于何方，其限度又在何处，并且绝不冒犯限度，也决不僭越界限。这正是汉语思想的伟大觉悟：“知止而后有定。”不用说，“知止”正可谓羞涩的同义词，知耻则是羞涩的最低标准。由此，永才既碰巧，又似乎必然性地解除了四川人的大嗓门，但尤其是把意识形态和金钱崇拜带来的语言腐败，丢弃在乌有之乡，几无商量之余地。他因此有能力如是写道：
一些事物正从亲密的屋顶
雨水一样地流走
所有物理学上的形状
都在重新开始
（李永才：《雁江以北》）
很容易观察到，因为重新恢复了汉语的羞涩感，永才的诗句才有足够的能力低垂着头颅，身材苗条却身板硬朗，线条柔和而坚定，没有多余的脂肪或碳水化合物，唯余骨架和筋骨；而懂得羞涩的语言（或害羞的语言），则反过来给操持这种语言的人以深深的加持。所谓加持，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正好是难得的谦逊，罢黜了广告语的自吹自擂和轻佻浮夸。在这里，语言和人相互滋养，彼此成为对方的供养者；语言和人携手并进，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愈思考愈觉神奇，内心愈充满敬畏。谦逊和敬畏带来的，不是不说，而是尽量少说，但关键是要正确地说、得体地说。顺理成章地是：汉语的羞涩感给永才的教诲和恩典，乃是精确和准确，它首先建基于正确地说、得体地说——
风声过后，落叶沉默
一堆又一堆，被秋天抱在怀里
这些人间丢弃的纸币
足以见证，万物的清白
（李永才：《北方叙事》）
好一个“万物的清白”！它不但毫无油腻味和脂粉气地把事情说清楚了，还极为精简地充当了把事情说清楚的英雄，其态度和口吻显得既温润，又坚定。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诗歌写作上的精确性：“沉默”、“丢弃的纸币”等不动声色的语词，让事物迅速回到了事物自身，让事物自己开口说话、自己开口说出自己；“抱在怀里”、“见证”等洗尽铅华和褪尽脂肪的动作，则让事物在一个毫不留神的瞬刻间自动生成，但更让事物自动成为人爱抚的对象。在此，精确除了有力地回应、回报了汉语的羞涩感之外，还让永才得以触及到汉语的另一个秘密：它以诚为自身的伦理；诚才是古老的汉语随身自带的秘密武器。《中庸》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除此之外，《中庸》还有极为关键的表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人之“成己”，顶多算得上“诚”的起始，或“诚”的初级阶段；人协助万物“成”其为万“物”（亦即“成物”），才算得上“诚”之本旨，但更是“诚”的目的之所在。事情已经显而易见，没有“成物”，“成己”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物，人就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存在，类似于孤魂野鬼。很容易设想，被赋予成物之重任的人，一定是成年人，决非青葱少年：这正是古老的汉语打一开始就满是沧桑语气的根本原因。永才的自我修行让他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因此写道：
时令如此。忧郁之鸟
已逃离了，荒凉的旅途
又有什么旧人旧事
不可思议？
（李永才：《对物设问》）
羞涩中有沧桑，沧桑中有精确，精确中有诚，更有诚导出的敬。这情形，恰如牟宗三所言：“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没有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仿佛在敬的过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我们的主体愈得肯定。”永才的诗歌写作正是如此这般地充满了世俗味，满是人间烟火气，不装神，不弄鬼，质朴、本分、放弃了雄辩甚至四川话从娘胎处认领的幽默感，并以此呼应了汉语自带的伦理。
诚不但导致了汉语的沧桑感，还导致了悲悯语气。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那些被赋予成物之重任的成年人，一定是仁爱之人；因为天下万物尽出于己，所以，唯有满心满意的怜爱，才是成己以成物者们唯一正确的情感选择。有鉴于此，我们的夫子才主张“仁者爱人”。孟子才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张载无疑说得尤为动情，更有一种震撼人心、沁人心脾的力量：“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或许，这就是古老的汉语打一开始，就自带悲悯口吻的理由之一。永才因其自我修行，又一次颇为幸运地在潜意识的层面上，有可能搞清了这个问题——
像万物的快乐
在市井流淌。从锦江秘密的水道
流过一片落叶的伦理
窄小的巷子，灰暗的墙
除了音乐和咖啡，再没有堪称
苦难的东西
（李永才：《在玉林北路》）
山水的价格，已掉得
不及一枚落日
几株失序的白杨，还有多少东西
值得你抱怨？
（李永才：《对物设问》）
阳光明媚时，让一篮忧伤
挎在少妇的臂腕上
细雨缠绵时，让三月的鸟舌
以某种抽象的形式
在杏花春雨里，美而不妖
（李永才：《春又江南》）
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在永才那里，每一个细小、卑微、琐碎的事与物都得到了抚摸，得到了照顾——这源于汉语因诚而来的悲悯情怀。三十多年前，李泽厚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现代性的标志性因素乃是革命和启蒙，以及二者之间构成的奇异关系。在此之外，王德威极富眼力地加添了抒情这个新元素。在王氏那里，革命、启蒙和抒情，成为型塑中国现代性的三驾马车。陈世骧早已阐明过，抒情传统是汉语文学的精髓所在。但他没有指出的是，抒情传统存乎于汉语因诚之伦理而导致的悲悯语气和沧桑口吻。在古老的汉语思想中，应物而无累于物，直至在宥万物，任其无所驻心地自在生长，是圣人的境界。明道有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应物而有累于物，乃凡俗之人与万物相往还时必备的代价。《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作为老子心目中“大盗不止”的重要原因，也作为儒家的圣人，连孔子都不可能不被外物所拖累。除圣人之外的一切人等，都得以有累于物为货币，购买应物的资格，因为人生在世，焉能有不应物之理乎？随时间而来的智慧或心境的蜕变让永才心态低调，满是谦逊感，这让他在和万物打交道（亦即“应物”）时，得以保持既抒情，又有累于物的心理状态，只因为他知道，唯有有累于物者，才更可能是有情之人——
唐朝的残山剩水，刻骨铭心
现在的锦江还好吗？
此时此刻，西蜀的草堂
满园锦绣。不留一丝杂念。
有多少佳人，也敌不过
红杏枝头上的春意
而一朵梅花，喃喃自语
低调得无可救药
（李永才：《望江楼上》）
这种心态和这等书写，在日趋冷漠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宝贵。随便放眼望去，很容易看清：当下世界有无数人至少是倾向于应物而无累于物。其原因不在于他们居然是圣人，正在于他们本质上是无情之人。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情之人，既是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更是诗之为诗的最低限度。
《与时光伦理》李永才 著，时代出版社2019年9月
评论 1
北海之滨 2019-10-18
永才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