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指导，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我和祖国共成长”优秀文艺作品征集展示活动中的获奖作品，将在封面新闻上进行展播。
《朝阳里的大上海》共13000多字，作者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他今年已经96岁了。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封面新闻记者拨通了王火先生的电话。他告诉记者，这篇文章是在几个月前，他是用笔在纸上写出的。由于高龄，在近一两年内，王火先生身体并不好。中过风，得过肺炎，住院了两个月。“写完这篇文章，我就住院了。”但写作过程中，王火先生说，“是愉快的。”他回忆了自己在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前后，他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工作时的种种往事，以及他对新中国成立的激动心情。往事历历，王火先生文笔细致，感情真挚，读来让人感动。“写起来非常顺畅，因为很多事情我记忆犹新。”王火先生也强调说，“那真的是我的初心啊！”
全文展示：
朝阳里的大上海
□王火
一、解放的那种高兴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那时我家住上海成都南路99弄5号，靠近淮海中路。我在江湾复旦大学新闻系任助教。
江湾、吴淞一带敌军多，很乱。敌人高叫“死守”，实际有逃的打算。复旦大学有护校组织，我捐了一个月工资，但住在家里，怕出问题便不去学校上班了。
上海市内有些要害地点敌人建了许多碉堡，多数均无守军。有辆铁甲车停在成都南路上，当激烈的枪炮声传来后，铁甲车里的士兵就不见踪影了！人们都不上街，互相通电话互报平安。了解情况时谈的总是：“你那里解放没有？”“看到解放军了吗？”终于，5月26日下午接到朋友一个电话，告诉我：在浦东董家渡、周家渡、南码头一带渡江过
来的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了！……果不其然，次日淮海中路上就出现了许多解放军。他们毫不扰民，除执枪放哨警戒的外，全都席地而卧，看得出他们作战的疲劳和军风军纪的端正。很快，就看到市民们送茶送水进行慰问，又很快看到庆祝上海解放的男男女女游行队伍，叫着口号，欢欣鼓舞地在淮海中路上一群一群地出现。沿街用糨糊贴庆祝上海解放标语的人也越来越多……那真是激动人心的场面。
我急着将看到的情况回家告诉家人。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从沪西一带亲友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里已经解放了！从虹口打来的电话也说他们那里解放了！……我心里充满了安全而欢快的感觉，是用文字无法形容的！家门外的弄堂里很热闹，不少年轻男女正在自发组织腰鼓队和秧歌队，我的小妹妹也在那里“咚吧咚吧”练手艺！我陪着母亲上街看热闹，连平时不打招呼的陌生人，都笑着打招呼、谈情况。这时偶尔还能听到遥远处仍有零星的炮声传来，但很快就又消失了！我回家给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电话，没人接，我估计他一定很忙，但心里放心，敌人完蛋了！上海属于人民的了！
我从心里面佩服三野，自从淮海大战以来，渡江战役迅速就解放了南京，又如此迅速地拿下了上海，我真是无法形容的高兴！我揣测，明天以后，我一定会忙起来的！但我太兴奋了！那一夜，竟很难入睡，解放的快乐竟使我失眠了！
二、忙得不亦乐乎
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电贺上海解放，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二十七日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次作战中俘敌十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军破坏计划大都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5月31日，上海百万职工代表集会庆祝解放，纪念“五卅”和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地下党同志让我准时去开会，我激动而高兴地到了开会地点。“大光明”电影院是上海最高级的电影院，参加会议的有两千多人，华东暨上海市党政军领导陈毅、曾山、宋时轮等都出席了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推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潄石、市委副书记陈毅、刘晓、市委常委刘长胜和张祺等143人为上总筹委会委员。上总筹委会设在外滩中山东一路14号办公。我心里当时就猜测，可能我会到上总筹委会去工作了！那地方我熟悉，那幢大楼与江海关并列相望，中间只隔一条三马路（汉口路），江海关大楼上的钟声一敲，声音就清晰传来。果然，没过多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总筹委会文教部去报到并开始工作。
接到通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到江湾复旦大学辞去我的新闻系助教的职务。我是陈望道先生（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要我做助教的，现在党需要我到上总筹委会工作，我自然是要找望道老师说清楚，并取得他的同意。于是我到了江湾，并且到望道老师家里见到了他。因为解放了他十分高兴，我将要去上总筹委会工作的事告诉他后，他连说了两句：“很好！很好！”这当然就是同意了，他勉励我好好工作，并且表示对我做助教阶段的工作他是满意的，这当然是对我的鼓励。我请他代问蔡葵师母好，然后收拾了我的一些物件和书刊，告辞以后又赶回上海。他送我到屋外，握手时很有感情，我走得很远了，回头看时，见他仍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是六月上旬到上总筹委会报到办手续的。当时，上总筹委会已开过第一次委员会议，选举刘长胜同志为主任，张祺、朱俊欣、沈涵为副主任。我到文教部工作，文教部部长是纪康，副部长王若望，秘书黄任远，连我这个编审干事一共四个人。那时，干部大都下厂组织工作组到各个工厂去做组织工会等等的工作，王若望就不断下厂，很少见到他。那天早上我到了外滩中山东一路14号那幢大楼，见原来在这幢大楼里的国民党交通银行的工作人员正在做搬迁的收尾工作。
文教部在三楼，办公室宽敞明亮，可以看到黄浦江和江里的船只及外滩街边来来往往的大量行人。我以为自己到得很早，但文教部长纪康和秘书黄任远已经早坐在那里工作了。见到我，纪康同志很高兴，说：“你来了！欢迎欢迎，现在人少事多，加你一个，要当大将用！”他说话和蔼风趣，使我觉得亲切。他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中等个子，稳重老练，对人亲切，江苏泰州人。做地下工作时，他主编《生活知识》杂志，是周刊，颇有贡献。同他谈话，使我有温暖感，他对我的到来表示高兴，也调动了我的工作积极性。我说：“我不怕忙！能多干点工作我高兴！”他笑着说：“现在是百废待兴！我就开门见山给你些工作做！”说着，他拿起桌上一张纸条给我说：“我已经写了五件事：第一件事，你马上到电影公司去参加审查电影！上海有一百多家电影院，除杜美电影院放映苏联片可以不检查外，其他电影院放映的都是美帝以及国民党时期摄制的影片，这件事你过一会儿就去影片公司参加审查！把影片中反动的、色情的该剪的剪掉。停映不是办法，那会影响群众生活和市场繁荣的！”我心里想：这确实还不是个小事，考虑得真周到！纪康部长又说：“第二件事是编课本，要尽快努力提高工人的文化和政治思想，所以要马上选编一套工人文化课本。课文要浅又要有政治性，每课课文字数在十五到二十个字之间，小学一二年级的水平就行。数学课本和政治课本我们已有现成的，是从东北哈尔滨取来的。但语文课本要编四本一套，由浅入深，要尽快编写出来，时间由你自己掌握。”说着，他开抽屉拿出一本政治课本和四本算术课本给我，说：“这些我都看过，你也看看，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编出一、二、三、四册工人文化课本来，编成套，马上可以发到下边工厂里去使用。”
我没有编过课本，但上小学时读过课本的，心里觉得这件事一点不难办。我点头说：“好，我一定努力把这件事做好！”
纪康和蔼而高兴地笑了，说：“第三件事是华东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决定要搞一个工人广播节目，每天中午利用工人午休时间向工人广播。你去找电台的台长苗力沉同志，同他们商量怎样把工人节目创办起来。”我心里想，呵！事情确实很多，但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我虽是外行，但有电台的同志们，能播出工人广播节目，那该多好。我再忙，也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正这么想着，纪康部长又开口说话了：“作家黄钢同志送来一个电影剧本，题目叫作《团结起来到明天》，基本是以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去年举行‘二二罢工’斗争，遭国民党反动派暴力镇压为故事骨架。故事中有三位女工王慕楣、蒋贞新、朱云仙英勇献身，她们是为了反饥饿求生存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遭一千多名国民党反动军警使用武器及装甲车镇压。黄钢是有名的作家，他非要让我们看一看剧本并提提意见，你就抽空看一看吧！关于申九这个棉纺厂发生的这件惨案，你可能不太清楚，可以到上总筹委会找女工部和青工部的同志了解，其实这种审稿的任务也不该由我们做，但他已送来了，那你就看一看吧！”
我心里觉得纪康一下又布置了四个任务，担子的确不轻，但还没有超负荷的感觉。这时，秘书黄任远同志也忙起来了。艾明之来了，他要到上钢十厂深入生活来请求上总文教部开介绍信的。他刚走，叶露茜（杜宣的夫人）来了，要找纪康部长谈工作问题。叶露茜、艾明之等都是名人，所以我认识，见叶露茜要找纪康谈事情，我觉得纪康同我的谈话可以结束了，他布置了四大任务够我干的了。我就对纪康说：“您同她谈吧！”纪康点头，但又说：“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刘长胜同志的秘书还没有来，他要一个讲话稿，内容是关于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这讲话稿由你起草，他要找你谈话的，怎么写，写什么，他都会同你谈的。”这个任务使我感到有压力，但我点点头，心里想我太需要学习了，关于工会的、关于劳资问题的、关于上海解放后的问题和政策等等的，我都需要好好学习！我不懒，习惯于忙，也喜欢学习。但当时确实感到一下子给我五大任务，倒是我前所未有的重负，我该用刻苦努力来对待，而且要努力做好！
当天同纪康谈话并接受任务后，他问：“困难不？”我摇头说：“没困难！”我知道纪康部长是位地下工作者，他原名季寿祖，有很多化名，他曾经接受过美国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打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将上海工人呼声传播到国外（他后任上总副秘书长兼调研室主任、华东局典型厂工委秘书长、上电公司党委书记，以后出国在世界工联工作，以后又调回国内在中联部工作，1964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他因病逝世的消息）。他听我说“不困难”，似乎有点高兴，说：“困难肯定有的，我们一同来解决。”于是，我离开了他，赶快先到电影公司审查电影了。我去电影公司时，已经有华东局、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等等一些单位的同志在看放映的影片了。工作人员问了我的单位名称，让我在签名本上签了名写了单位名称，发了一张印制的意见表给我，说：“等一会儿这部电影放完了，请你写上意见填上表交给我。看完这部连放第二部，就请你看后再填第二张表。”我印象中那天看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拍的片子，有些黄色镜头，平时看电影是种享受，来审查电影然后填表，就很无趣了。我想，这事其实由文化局派同志来干就行了，文化局局长是夏衍同志，在座审看电影的有文化局的人。我并没有向上反映这个意见，但不久，果然把审查电影的工作交给文化局了，我也就不再去审查电影了。
这天，我回单位吃了午饭后，决定利用中午时间到附近的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找台长苗力沉。苗台长找来了谢林枫和铁云、王同志等几位同志来，他们都穿的解放军制服，都是从山东随军来的。
他们已经初步有了个方案：节目时间是中午，每天三十五分钟，开始曲和结束曲都用“咱们工人有力量”。节目安排由我们上总文教部定，并由我们供稿。节目内容可以讲历史，也可以表扬新人新事，这就需要发展和培养一批工人通讯员。通讯员由双方各自发展、培养，给他们讲些采访、写作的常识。我提了一点小建议，《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歌曲很好，但为适应上海工人，不如改一个字录音播出，把“咱们”变为“我们”，他们也都同意（后来播出时，工人对“咱们工人有力量”改为“我们工人有力量”是同意和满意的）。大家谈得很融洽。对于“职工节目”的内容，我们文教部可以通知各大厂的工厂发动群众提供稿件，我们也根据宣传需要写稿提供给电台，形式是多样化的，可以有问有答，可以写小广播剧，可以有快板、朗诵、诗歌、故事、笑话，也可以有政治评论、歌曲传授。我们的办公地点距离近，大家常常走动，互相多交流学习。这以后，我写过好几本工人广播剧，如《大家办公会》《美帝怎样侵略中国》《为什么发行新钞票》等等，不但在电台广播了，而且还印成了小册子出售，主要便于工人阅读。
人民当家作主了，工人阶级应当尽快提高文化，工人课本要编四册，我决定争分夺秒地完成这个任务。夜幕降临，我在家里的台灯下开始编写上海解放后第一套工人语文课本。我没有看过多少课本，但自己上小学时读过简单浅显的课本，我小妹妹当年的旧课本也还在，内容不可用，形式是可以借鉴的。我就用许多收集的报纸、杂志做参考。第一课，我用了《东方红》的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共十四个字。有了“东方”“太阳”“中国”，等常用的词，歌颂了领袖毛泽东。《东方红》工人都会唱，但文化低的工人不认识字，也不会写，课本第一课这样安排应该无问题。
第二课，我选的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共十六个字。有“苏联”“红军”“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六个词，简明易懂、易学、易记。第三课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十二个字。有“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三个词。第四课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共十三个字。有“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等词……这一夜，我睡得很少，但课本有了些基础。
第二天，我将劳动成果交给纪康。他说：“这么快？”我汇报了“五大任务”中的“审查电影”“职工节目”经办的情况，他点头表示可以，说：“课本我看看再研究！”然后我就去座位上从抽屉里拿出黄钢的剧本准备找女工部长汤桂芬大姐，再去青工部找范小凤听他们介绍申新九厂斗争的情况。我到二楼女工部，汤大姐下厂去了，我又到青工部，朝气蓬勃的范小凤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材料来说：“你看看吧！申新九厂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纱厂，但厂方对工人特别苛刻，去冬11月30日申九7500多职工终于发动罢工，要求发给配给品，按生活品指数发给年终奖金，结果被1000多名武装军警镇压，动用了铁甲车，开了枪，死了三名女工。”这使我想起当时我住处离淮海中路近，申九二二斗争前，一月二十九日同济大学学生罢课，被军警镇压打伤60多人；隔一天，生活困难的5000多名舞女集体游行到淮海中路捣毁了社会局，700多人被拘捕。工人、学生、舞女一同反对反动政府，客观上汇集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舞女在淮海中路上捣毁社会局，同济学生被镇压，我都是亲见亲历的。看了范小凤给我的那份材料，我又读作家黄钢写的电影剧本，我认为剧本写得好。向纪康同志汇报时，他点头表示信任地让我打电话通知黄钢来取剧本。接着他又对我说：“工人课本我仔细看了，基本很好，但我找一个小学教师看后提了些意见，有的意见我已改动，有的你再斟酌一下。现在正急需课本，你抓紧把课本弄出来了，政治上无问题，很好！你再仔细审一审，我就不看了，你负责发排、校对，印数先定为六万本，你就抓到底吧！”纪康同志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我翻阅书稿见他动笔改的地方有好几处，都改得非常好，对这位部长，我确是发自内心地升起敬意。
五大任务中最后一个任务--给刘长胜同志起草讲话稿也很快起草完成了。大约两天后的一个早上，纪康告诉我：“长胜同志要同你谈谈，关于他的讲话稿的事。”
我赶快拿了笔和本子上楼到长胜同志的办公室去。
长胜是位传奇性的人物。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系，派他携密电码回国送至中共中央。他化装为商人，历经艰险辗转跋涉，一年多才到达中共中央驻地陕北瓦窑堡，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他去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职工运动训练班主任，后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席，后来长期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他是市委第三书记，又是上海总工会筹委会的领导人。我见了他，他像一位长者似的和蔼，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要就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观点来讲一次话，对象是工会干部，他说：“希望此讲话能使干部和工人正确对待私营厂的资本家，也使资本家安心投资，发展生产，使已逃往香港等地的大资本家仍愿意回来投资发展生产，并拥护共产党。”
他拿一份文件给我看，文件的精神就是劳资两利发展生产。他说的话不多，但我却心里明白，头脑清楚。他叫我多从革命大处出手，以理服人。我说：“我努力写完，请您看了再指点。”他笑笑，幽默地说：“你是秀才！不要谦虚！”然后，我就回文教部办公室动笔了！动完笔，我又看文件，又回忆长胜主席说的话，就仔细地又作修改，并把讲话稿送给纪康同志看，请他帮着修改。纪康同志真是好！他点点头，把我的稿子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然后，我见他动了笔，有时用手握拳在自己额上敲敲。这中间，有些人来找黄任远办事的，黄任远有的自己处理了，有的就请示纪康。纪康不急不慌地同黄任远谈意见，都不耽搁改我起草的讲话稿。这个阶段，文教部正在增加人，需办手续。我见有复旦大学毕业的王善本、陈清泉，还有浙江大学毕业的杨孔娴等人都是高高兴兴地办手续，领取制服，填干部登记表等等。
办公室有点乱，但纪康部长安静地修改我的稿子，不受干扰。终于，他改完了，对我说：“不一定改得好，你自己再看看！”我接过他改完的稿，见改得不算多，但改得极好。我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部长！”他却说：“谢什么？这也是我的责任！”几天后，长胜同志讲了话，稿子全部在报上发表了。我看了很高兴，消息传出去，有人开玩笑地叫我“秀才”，像个绰号似的传开后，上总副主席朱俊欣，还有范小凤（青工部长）也来找我帮他们起草讲话稿，朱俊欣副主席的讲话稿作为任务我只好写了，范小凤的讲话稿我则说：“你讲话很有水平，用不着稿子都能讲得大家鼓掌，我怎么能替你写稿子？”我说的也是实话，她也就不勉强我了！
三、快乐地干革命
纪康同志不久后调动工作了，他离开上总文教部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典型厂工委秘书长、上海电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1953-1958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往世界工联任书记处书记，1958年11月他奉调回国到中联部工作。在他领导下工作的记忆是忘不了的！
纪康调动工作后，李家齐同志从上海总工会调研室主任调任文教部长领导我们。他上任后同我们第一次开会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身材修长，仪表好，讲普通话，但有上海口音。这时，文教部人数已经很多了，编审科的人尤其多。除我们原有的外，增加了王青（中央大学学运积极分子，到解放区后随三野来上海的）、彭学绍（烈属，原分到文教部经理部工作的，但他坚决要求搞编审工作，纪康部长征求我的意见后同意放他在编审科）。还有程之锡擅长美术，画连环画；叶春阳（擅长美术，后来是著名漫画家）以及张采凤、吴茵、叶立、王逸芬、徐锦兰（她是调来做人事科长的）、葛文遥（画家）、郁瑞芳（擅长印制工作）、石璞（擅长发行工作）、张厚润（编辑工作）、孔柔（孔子后裔，原在上总调研室工作）、钱敏（政治、文化水平均高，十分能干的干部）、黄履冰（老地下工作者，擅长经济、印制等业务）、钱沄、钱筠、王德义、王智慧、汪行素、钟水浩、章自强等等。
队伍大了，事就多了！李家齐同志第一次召集我们开全体会时，他带来了上总文工团的团长吴从云，并且给大家介绍说：“从云同志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干部，现在文教部的干部人数多力量大了，刚好市委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就是举办一个‘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目的是向上海工人包括人民，了解历史，了解党和上海工人的血肉联系，了解上海工人曾为解放付出过多少鲜血和牺牲，了解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应当如何珍视胜利果实，使工人和人民在胜利的欢乐中努力拥护党努力献出力量……”
胜利的欢乐在我心中是存在的！我每天工作虽忙但心甘情愿并不怕劳苦！原因就是我心中怀着对解放的大欢乐在工作的！因此，李家齐部长最后说：“大家现在都在干革命，工作有劳累，生活也比较清苦，但要我们心里为革命的胜利快乐，革命事业就一定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又说：“市委要我们办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我们立刻就开始办。办完后，我们这批人，也许还要有更多的重要工作要一起来做，那就是办一个上海劳动出版社！我们要用这个出版社为工人服务，提高工人的水平，开阔眼界，发展生产，使人民富强幸福起来。革命是苦的，但也是甜的！所以我们要快乐地干革命！全心全意，不松不懈！努力干一辈子！”李家齐同志后来做过上海市委的秘书长，他九十七岁时还同我通过信，字与文都好，他可能不知道，他到文教部当领导第一次给大家讲的这番话，我都一直牢记在心里。
吴从云同志调来文教部后，叶露茜去做文工团长了！吴从云率领我们这批人中的大部分，就投身到筹办上海工运史料会的任务中去了。要办这么一个展览，首先当然就是熟悉上海工运史，邓中夏烈士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就成了我们必读的一本书，同时，我们又大量寻找那些旧报刊及早年的党刊阅读学习。至少，我觉得对中国工运史是大家都重视的一件大事。
当时，我继续要负责与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安排职工节目的任务，也要常下工厂，与通讯员联系。那时蒋机还来空袭，最厉害的一次，炸毁了上电杨树浦发电厂，使全市工厂大部分停电停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时甚至提出要“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也想方设法让一部分工人离沪返乡去暂时渡过难关。但这问题不久就解决了，经我国与苏联磋商，由苏联调一部分超音速飞机来保护上海领空。一次，我正在路上行走，恰逢蒋机又来空袭，但遭到超音速战斗机的追击，将蒋机击落。从那以后，蒋机不敢再来空袭滥炸，电厂修复后继续生产。
冬天来后，抗美援朝开始，工人群众热情高涨，我们的工运史料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也紧张进行。这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张工人报纸--《劳动报》创刊出版了，一周出两期，一期四版。华东局和市委对《劳动报》是十分重视。将在延安办群众报的作家柯蓝调来做主编，柯蓝写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他和夫人王文秋一同参加创办《劳动报》，这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中后来有不少作家，如赵自、郑秀章、唐铁海、姜沛南等。他们提倡“劳动者写，写劳动者”，每逢周三和周六出版，四开四版。最初，创办时算上总筹委会机关报，写明与我们文教部编审科同在中山东一路14号三楼办公。当时五楼上一间大厅，他们在右边，我们在左边，但互不干扰。后来，《劳动报》并入《解放日报》社，迁离外滩，到汉口路309号《解放日报》社4楼，但报纸仍为上总的机关报，发行量大约七八万份。
这里有一个情况是很有趣的。当时，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我们上总文教部联合办职工节目，同时都培养了一批工人通讯员和作者。我们上总文教部编审科也培养和帮助过一批工人通讯员和作者。到后来文教部办了劳动出版社以后，劳动出版社不但培养通讯员、替许多工人中的作者出版书，同一大批露头角、有质量的工人作者联系是极密切的。空中播，报上登，再出书。统而言之，都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重视和培养及关心才这样的！像胡万春、孟凡夏等后来名气很大，都属于李家齐同志说的“快乐地干革命”！
筹办工运史料展览会的这个主意十分好。我有事都去找当时市委宣传部姚副部长和白彦他们，宣传部的欧阳文彬同志也像联络员似的常来了解情况传达意见。为办工运史料展览会，他们很重视。吴从云同志是个极有能力的人，点子多，办事有原则，有魄力，也有条理。工运史料重点放在中共一大建党后，包括“五四”运动前的重大斗争、大革命时期的重大斗争和土地革命时期的重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斗争……同时寻觅寻找访问老党员、老工人，寻找斗争时期有关的档案资料、书刊、照片、报章、武器等展览实物。大家的工作可以用“紧张”二字来形容，有时简直不分昼夜地干。我们到各个报社、图书馆……又到敌人的特务、司法机构找材料，包括审判档案、黑名单。黑名单就有好几本，有的还是敌人想给我们制造麻烦和混乱而故意制造的假黑名单。我们找了摄影师刘政同志拍照洗印，又派专人到苏北将1925年“五卅”运动中被日本人枪杀牺牲的烈士顾正洪的照片取回上海以便展出。此外，将牺牲了的著名工人领袖刘华、汪寿华、赵世炎、罗亦农、邓中夏、王根英、茅丽英、梁仁达等等烈士的照片、有关资料也收集整齐。也整理出了刘少奇、周恩来、李立三、刘宁一、刘晓、刘长胜等的照片以供展览。在准备展出的材料中，有些照片和物件是十分惊人的。例如上电杨浦发电厂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他那慷慨激昂的亲笔遗书和写给父亲的信，他那英勇无畏上刑场的照片，俱是《大公报》记者宣相权现场拍摄的，看了后使人敬重又使人感动，进而更加仇恨敌人。又如上海解放前夕被敌人捕杀的上海公交公司三位烈士：钟泉周、王元、顾伯康的血衣，可恶的敌人残酷地枪杀了他们。他们的衣服浸满血水，三位英烈的血衣用大皮箱装着，这是家属和厂里职工作为纪念保存下来的，看了使人痛心而又愤怒激动。我后来在这血衣展出时，亲眼见到有的观众掏出手帕来拭泪。
在收集1926年-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材料时，我们除查寻敌人的档案及文件、旧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当时的多种报纸书刊外，主要依靠当年参加过斗争的老工人及其家属，比如当时的英联船厂参加过武装起义的一位老工人带我到黄浦江边，他告诉我：“现在这儿成垃圾场了，垃圾堆得铺天盖地的。”但那边--他用手比画指点着说：“从前我们把一些枪和斧子埋在那里！但现在这垃圾多得这样，我也记不确切地点在哪儿了？你们看，挖不挖？我总想我没有记错，当年确是埋在这里的，但万一挖不出来，我怕对不起你们！”我考虑后，决定请厂党委支持，于是在太阳照得垃圾堆臭气熏天的情况下，厂党委派人加上老工人和我，全力挖掘，初先，老是失望，最后却真挖出一把烂了斧柄的斧子和一根烂得只剩枪筒的老式步枪。老工人突然哭了，哭得很伤心，我也被他哭得心里难过。他拭着泪说：“应该还有，但垃圾实在太多了，挖得这么费力，这样臭，万一再挖不到了呢？”我也觉得挖得艰难，好在已有一枪一斧，就同意了他不再挖的意见。后来，我要把挖出的枪和斧带回来，谁知他却说：“慢，我要到党委那里取点漆写几个字！”我们随他到党委，那里真有罐装的白漆和毛笔。他用毛笔沾了漆在烂了的木柄上歪歪斜斜写了点字。我细细一看，写的是：“老友，我把你送还党了！”这真是我未想到的，但我真的感动了，眼泪也流出来了！这使我眼前浮现出当年武装起义时工人的英武和后来遭到大屠杀的场面。因此，我们是带着革命感情来办这次工运史料展览会的。
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是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的大新公司三楼举办的，不卖门票，但观众如潮，看的人极多，效果极好。
后来，所有展品，由中央从北京派了人来将属于珍贵重要的带回中央保存，其余大批展品都交由上海总工会给工人文化宫保存并展出。这时，上海著名的东方饭店已交由上总安排。上总决定把它改造为“上海工人文化宫”。新中国成立前，东方饭店是个藏垢纳污之所，如今装修一新。当时，我将所有转交的展品一起点交给上海工人文化宫派来办移交的马椿年同志签名接收。后来上海工人文化宫特辟很大的展厅展出。看的人很多，但动乱年代据说遭到过破坏，详细情况则不甚了解了！
四、破天荒为工人办出版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些天，我们的心情就像办盛大喜事一样，头脑里都想着北京，想着毛主席，想着天安门，想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的盛况。
可惜那时我们没有电视，只能用收音机收听盛况。想象北京这时的热烈情况，用耳朵听了再凭想象使自己热血沸腾！
文教部里的同志兴奋地等待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下午三点，终于，当听到毛泽东主席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一刻，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还有人脱下帽子抛向屋顶。收音机里传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无比兴奋的欢呼声，那真是永生难忘的经历！比天还大的欢乐！
就在这天，吴从云同志对我说：“老王，告诉你件事，家齐同志同我说了，决定办一个劳动出版社。过去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为工人办的出版社，我们来干这件破天荒的事……”不久，根据当时上海百万工人迫切需要精神文化食粮的要求，上级决定成立劳动出版社。李家齐同志鼓励我们说：“你们这些都是骨干力量，以后成立了出版社，应当把这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来做……”他的话当时使大家很受鼓舞。
1950年春天，上海劳动出版社正式成立，文教部的编审科这时就演化成了劳动出版社的编审部，发行科则成了经理部。社长由文教部长李家齐同志兼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为吴从云，我先是编审部副主任，后升为主任、副总编辑。“劳动出版社”五字是当时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同志写的，质朴浑厚，刚劲有力。当时人员陆续又增加了不少。
劳动出版社是一个综合性的面向工人的出版社，出版物全部由劳动印刷厂印刷。除大量供应工人课本外，重视出版倾向工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读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多数工人文化水平都较低，因此出版物强调浅显通俗易懂，政治、时事、经济、历史、地理的读物均有。第一批出版的书中，除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的成果如《从“五卅”到大革命》《申九斗争》《不死的王孝和》等画册，以及《上海工运简史》等文稿外，还有宣传政策的通俗书籍《大家办工会》（“工人广播剧选之一”）、《美帝怎样侵略中国》（“工人广播剧选之二”）等。以后，又不断出版过配合婚姻法宣传的《婚姻法讲话》和配合镇反运动、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那时，工人普遍爱看连环画，劳动出版社就大量出版连环画，配合当时的形势，向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用新的连环画来占领泛滥的旧连环画市场。例如《欧阳立安烈士》《刘华烈士》《伟大的友谊》《中朝人民一家亲》等，当时每种印数都达几万册。劳动出版社先后出版的连环画近一百种，画家张文元、罗盘、董洪元等均是固定的作者。
当时，还出版一系列苏联长篇小说通俗本。最初，菡子同志把她改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通俗本交来出版，效果很好，影响很大，很受读者欢迎。以后就陆续出版了《炼钢英雄》《巴库油田》等苏联长篇小说通俗本。
劳动出版社当时很注意运用文艺形式占领文化阵地。因此，出版了“劳动文艺丛书”，其中有柯蓝、赵自的长篇小说《不死的王孝和》，哈华的长篇小说《浅野三郎》，戈壁舟的长诗《把路修上天》，阿章的长篇小说《红旗飘扬在黄浦江上》等。又出版了在工人中颇有影响的“工人文艺丛书”，先后一共出了一套六集，将当时上海涌现出来的工人作者中的佼佼者，诸如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郑成义、毛炳甫、孟凡夏、金云等的作品先后选入。在新中国成立国初期，这些工人作者既受到劳动报和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培养扶持，也受到过劳动出版社的培养扶持，后来又有不少工人作者成长为了著名的工人作家。在文艺类作品中，《上海工人诗选》及《红旗歌》越剧本、《工人阶级的旗帜》《苏联专家在新中国》等都颇有影响，有的还受到《人民日报》评价。
与此同时，劳动出版社还重视出版指导工会工作的图书，这类图书从怎样做工会小组长，到怎样做基层工会主席，以及介绍职工教育的经验等等都有；也有上总有关部门编撰的图书，颇受工会干部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劳动出版社在上总原文教部长纪康同志建议下还出版了一套极有价值的上海工运史料丛书。这套书由上海市委主编后交由劳动出版社出版，作者包括刘长胜等同志。当时定的原则是有一本出一本，先后虽只出了五六本，但都是有史料价值的书，受到中共党史和工运史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大约在1951年初，劳动出版社决定创办一个《工人》半月刊，这是向工人进行时事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工人》半月刊始终得到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每期第一篇文章总是由华东局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写的“宣传员讲话”，供各工厂企业的宣传员及时阅读使用。每期刊物清样除由社领导亲自审定外，都由我亲自送给华东局宣传部或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审定。去找他们，总是立刻得到见面并听到意见。《工人》半月刊，发行份数最高时达二十几万份，最低时也保持在十几万份，深受工人喜爱，当时在全国也颇有影响。
劳动出版社的领导同志很强调干部职工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同志们团结互助、任劳任怨、踏实苦干，编辑人员绝大多数对工作都是由不熟悉到熟悉，由外行成为内行的。大家最初在编辑工作中什么都干，不仅学会了策划选题、组稿、改稿、编稿、通联，也主动去熟悉校对、开本、版式设计、封面装帧、印刷等等出版方面的业务，使自己全面掌握编辑出版工作技能，成为行家，并为培养上海的工人作者做了不少工作。由于工人生产忙，到书店购书不便，发行方面的同志便不辞劳苦将新书及时送到各大工厂巡回出售，积极主动地向工人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劳动出版社成立不到三年，共计出书约四百余种（包括课本、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华东地区，甚至全国都受到瞩目。
1953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集中力量办好中央一级的工人出版社。为了服从大局，劳动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以吴从云同志为首，王善本、张京凤、黄复冰、孔桑及我等十八人均调往北京。吴从云同志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除一部分同志充实工人出版社外，大部分编辑人员在北京担负了出版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杂志（半月刊）的任务。劳动出版社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劳动出版社培养出来的多数人员，确实是把编辑出版工作当作终生事业在做在追求的，我们中有的后来成了中央一级和省一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的成了著名作家、美术家，有的成了报社的高级编辑……由于工作需要，有些同志转换了工作岗位，但始终保持着当年在劳动出版社工作时的良好作风。
如今翻出当年劳动出版社的出版物来看，不免粗糙或稚嫩，可是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不要小看过去的任何好的东西，我们是用过去创造未来的，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在上海的出版史上，劳动出版社的建立与贡献，理所应当记上不朽的一笔。
评论 1
崇英 2019-09-23
俅大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