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上天入地”改善一线教师状态 “改变了教师，也就影响了孩子”丨70年70人·教育⑨

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欧阳晨雨 北京报道

9月10日清晨，北京天色微亮，天空翻起了鱼白，朱永新照例起了个大早。

当天是全国第35个教师节，作为全国民间教育改革发起者——新教育实验发起人，他的团队将在人民大会堂领取国家基础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他静静地坐在电脑前，此时此刻，内心挂念着远方的一线老师。

很快，一篇“致新教育同仁信”迎着朝阳出炉。信中，朱永新没有花笔墨赘述新教育实验成果，而是流露出对一线教师生存境遇的关注。他相信，“教师不仅可以过上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而且就应该成为幸福完整的代言人”。

从大学教授到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再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职务的变化从未改变他对“幸福完整生活”理念的实践和追求。

他是国家领导人请进中南海座谈的专家之一，曾参与起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同时兼具草根情怀，长期深耕教育教学一线，能完整叫出全国数百位一线教师的名字。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上天入地’，所谓上天就是为国家的教育决策贡献智慧，入地则是把自己关于教育的一些想法和思考，变成实践。”言谈中，颇有豪迈气势。

“教育应该让所有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包括实施教育的人。”

提到朱永新，“新教育”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这是朱永新于2000年发起的一项民间教育改革行动。彼时，39岁的他是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刚上任两年，就把目光投向了基础教育领域。

世纪之交的中国，素质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当年6月，国务院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

“减负”，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我觉得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都在一线发生，必须在一线解决。”朱永新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入地”。“真正的学问在田野，真正的研究在校园。”

而促使他走向改革破冰的道路，是他在多个场合都反复提到过的一本书。“1999年，正好读到了《管理大师德鲁克》这本书，德鲁克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他和自己的父亲去看望他的导师熊彼特时，熊彼特说，仅仅靠理论和知识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

朱永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仅仅是发表更多著作，不能够改变现实，那你的理论就是个相对空洞的理论，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

何谓新教育？朱永新欣赏的一位实用主义教育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朱永新拓展了它的意义：教育应该让所有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包括实施教育的人。

当全社会的目光都集中在如何解放学生时，他另辟蹊径，主张以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职业认同为起点，提出教师成长模式。

“改变了教师也就影响了孩子。要通过专业阅读，让教师站在大师的肩膀上，通过专业写作，成就一大批优秀教师。”

虽然掌舵着长江经济带重镇的教育事业，朱永新并没有利用手上的行政权力，把新教育作为工作抓手，自上而下的进行推动。

他也不是没有留恋。“政府的推动力和号召力远非民间能比。”但他担忧的是，“如果没有真正得到一线教师的认同，很容易造成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局面。”

作为非官方的民间教育变革行动，每一方阻力都像一面墙，需要一个个推倒、重建。例如：缺乏研究和推广人才、没有足够经费、学校不认同等等。

在固有的国家课程体系下，新教育实验从夹缝中起步。他用略带一丝无奈和悲壮的语气鼓舞士气：“我们是带着镣铐跳舞，但总比不跳舞好，新教育就是要跳出一个相对精彩的镣铐舞！”

洛阳市副市长陈淑欣认为，新教育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最好抓手。

2002年，“新教育实验”从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起航，提出了五大行动，分别是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培养卓越口才、聆听窗外声音、建设数码社区。

营造书香校园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学生和老师一起读书，读经典也读学科。

知名教育家李镇西是朱永新的博士学生，新教育开始之初，他和朱永新一起开始设计、规划新教育实验，需要一个实验基地。最终落脚点选在了成都，在武侯区教育局的支持下，李镇西来到武侯实验中学担任校长。

李校长给老师们写了一封公开信——《敢问路在何方》。在信中，他给老师们谈新教育实验、谈师生的幸福生活。慢慢的，老师们开始接触新教育，进行新教育的实验。

2002年，朱永新拿出自己的稿费，创办了旨在探讨中国教育、推进教育改革的民间教育网站——教育在线。朱永新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资源共享、互帮互助促成教师成长。

网站一开通，就受到一线老师的追捧。短短一个月，注册会员就达到5000人，远远出乎他意料。朱永新经常在线解答老师们的问题。

在推广和实践中，“新教育实验”逐步走向全国，在不少区域内全面推进，有些地方推进力度还非常大。洛阳市副市长陈淑欣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新教育，她几乎走遍洛阳所有区域，游说区长、局长推进新教育实验。她认为新教育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最好抓手。

面对反对的声音，作为一名标准行动派，朱永新没放在心上。他说，只要去做，就一定会有成效。

新教育实验从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遭受质疑，也曾遭受批评。朱永新记得，有一年，广州一位大学教授公开写信批评新教育。也有严谨的学者质疑新教育，称“这么大规模，怎么可能深入？”

朱永新总结了一下，批评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教育实验规模太大；第二，牛吹的太大。“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提出打造扎根本土的新教育学派，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为素质教育探路。”

朱永新挺住了。在内部会议上，他强调：“新教育实验不是一个严格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新教育遵从的思想和理念已经过几千年教育检验，例如书香校园建设，它来自伟大的教育家，不需要检验。”

关于“旗帜论”的反对声，作为一名标准行动派，朱永新更没放在心上。他说，只要去做，就一定会有成效。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九个坚持”，其中一项坚持就是“扎根中国教育大地办教育”。

此后不久，教育部公布了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朱永新教授主持的《“新教育实验”的教学改革实践》荣获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这无疑是对朱永新和他的团队多年坚持的最好肯定和褒奖。

“经过这么多年坚持，我不敢说我形成了学派，至少形成了一定特色理论体系，拥有一大批实验学校追随，同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教育著作、教育家、优秀教师。”目前，全国有160多个区县教育局、5200多所学校参与新教育实验，成为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一支重要民间力量。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睡觉的时间很少，大年初一从白天到晚上都在读书、写作。”

有人说，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冲突的。朱永新同时兼具两种身份，游刃有余。

他有多重身份：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还曾担任过苏州市副市长，同时还是教授、博导。很多人好奇，如此多的角色之间，他是如何转换协调的？

朱永新把功劳归结于自己的专业背景。“很幸运，我研究的是教育问题。”

1993年至1997年，朱永新做了5年苏州大学教务处长，开始往教育管理方向转变。后来任副市长期间，又刚好分管教育。“应该说，我对教育的理解，帮助我把副市长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强大的专业背景，造就了一名学者型官员，而官员这个身份又有助于他发现问题，并通过行动解决问题。

正如开篇他提到的“上天”。“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我提交了上百份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提案和建议，有一些被采纳了，这是我和其他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朱永新笑了笑说，“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睡觉的时间很少，大年初一从白天到晚上都在读书、写作。”不管参政议政的工作有多忙，朱永新都没有放下新教育实验的工作。每一年，他会奔走在全国各地，考察100多所学校的教育工作。

正因为他的多年坚持，新教育实验从一所学校走到5200余所，从一个老师的改变，促成了无数老师的改变。

“我们每天都看得见老师的报喜，听他们讲述成长中的故事，只要有他们在，中国的教育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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