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登科
/名家简介/
蒋登科 罗乐/绘
蒋登科，四川巴中恩阳人，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期刊社副社长，现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承担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项目和其他项目多项，出版诗学著作10余种，另有散文集、散文诗集各一种。
由于在大学做老师，时常写点小文章，偶尔还出版一些和专业有关的书籍，因此，和一些朋友聚会的时候，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你好厉害啊，写了那么多文章，出了那么多书！”“你有篇文章写得真好，我反复读了几遍，对我影响很大！”
听到这样的赞美之词，我自然要礼貌地表示感谢，但更多的是警觉和反省。大家都喜欢听好话，不过，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话是不是真话、实话。对我来说，这种话好似“耳边风”，听了就听了，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该干嘛就继续干嘛！
有些朋友在拥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之后就喜欢回避自己的出身，生怕别人知道他来自贫寒，这似乎有辱他的光辉形象。我则相反，从来不回避自己的出身，从来不回避自己的不足甚至缺陷。有时想想，一个大山里农民的孩子，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这中间必然有属于自己的奋斗和坚守，为什么要回避呢？人生之路的宽与窄，在我的经历中有着特殊的意味。
我的家乡在四川东北的大山里，进出都得走山路，爬坡上坎成了习惯。离家最近的场镇叫恩阳，有近二十里山路。小时候，土地还没有包产到户，父辈都要参加集体劳动，根本没有节假日之说。除了交公粮，卖一些土特产，他们很少有机会去赶场。孩子们的机会就更少了。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早上为全家做好早饭之后，才能走路去上学。周末，更要帮家里做一些事情，放牛，割草，晒粮食，反正没有耍过。
当时的场镇分为当场天和冷场天。我记得，最初的当场天是每周一次，定在星期天。每逢当场天，四面八方的乡亲都汇聚在场镇上，带上各种各样的土特产品销售，街道上非常拥挤，也很热闹。父母有时也要去赶场，他们卖节约下来的小麦、大米、蔬菜、辣椒面，甚至还卖过稻草，除了为我们凑学费，还要买回一些日常用品。
父母去赶场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想去，有些孩子因为父母不同意他们同行，哭得死去活来。在他们看来，街上热闹，有好吃的，好玩的。其实，赶场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去的时候得帮父母背东西，十几里山路走得人腰酸背痛，肩头都磨得红肿了。街上确实有好吃的，小饭店里，白糕、麻花、包子、馒头、面条随处可见，但那不是农村孩子可以随便吃到的，除了钱少，关键是没有粮票，有时看得人直流口水。我的父母还好，只要带我们赶场，他们一般都会带上几两大米，用粮食直接兑换食品，只需要很少的加工费。
在当时，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似乎不公平。农民种了粮食要交公粮，城里人很便宜就买到了，而农民在城里吃个饭还有这样那样的规定。在星期天，农村的孩子几乎都要为家里做事，有时甚至是饿着肚子做事，而和我同龄的城镇孩子，到了星期天什么都不用做，三三两两地在街上四处游荡，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玩具。城镇多好啊，下雨不用走泥巴路，家里还有电灯，道路干干净净的，想下馆子也走不了几步路……我从心里羡慕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拥有这样的自由自在！
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能不能最终得到改变，能不能够离开山乡，成为“城里人”，但是，在幼小的心里，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比我当时的日子更好的生活。我不敢说城市孩子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目标，但有了参照，或许就有了沿着山路走向马路的内在动力。
这种情感的变化，我没有对外人说过，甚至没有对父母说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任何事情，任何目标，在没有最终结果之前，都不要对外张扬。我觉得，张扬之后而最终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那是很丢人的事情。
直到现在，我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到曾经走过无数次的老街走走，每次都感觉到不同的新鲜，每次似乎都可以找到儿时的记忆。或许是因为那座小城，是我朴素的梦想生长和出发的地方。
我们那一代农民的孩子，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读书。
读书首先要有书可读。我从小就读过高山、小路，读过山林、田野，读过风雨、泥泞，但恰好在读书的时候，却没有可读的书。
刚上小学那个学期，盼望已久的“新书”根本就没有到来。老师买来粗糙的纸张，装订成册，为我们每个孩子抄写了一本“书”。从那以后，我就珍惜每一本可以阅读的书，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
大舅是小学老师，家里订阅了多种儿童报刊，还有收藏的其他图书，当然主要是各种教材。每到假期、周末，我都要到他家去呆上一段时间，从早到晚读，读完了所有的报刊，连《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大书也要从头翻看。
当时，每个生产队都订了一些报纸，放在队长的家里。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去队长家里要来一些废旧的报纸，对每份报纸几乎都要从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生怕漏掉了有趣有用的内容。
上高中的时候，我在新华书店偶然见到一本文学常识类的图书，定价是7角2分。当时的书店不像现在，读者即使不买书，也可以在书店里安静地读完。当时的读者是不能碰书的，售货员最多从柜台上拿出来给你看看，翻翻目录，只有买回去之后才属于自己，才能阅读。我当时特别渴望得到那本书，于是暗暗下决心要凑钱买下。父母当时每周给我5毛蔬菜钱加零花钱，几乎没有什么剩余。但为了那本书，我硬是在几个月之中，尽量只吃家里带来的咸菜，太冷的时候最多买一份没有蔬菜的“玻璃汤”泡饭。在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去书店看看，担心别人把书买走了。经过了一个学期的节衣缩食，那本书最终属于了我。我至今还可以回想起拿到书时那种兴奋的心情。
相比于当时城里的孩子，相比于现在的孩子，我中小学时代的学习生活确实是很单调的。但是，从无书可读到自己到处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知识，拓展了视野，尤其在写作方面获得了一些积累。
也因为小时候无书可读的原因，我后来特别喜欢书。我的微信是这样介绍自己的：读书、教书、写书、评书、编书、出书、卖书。我后来从事的工作，从西南大学的新诗研究所，到期刊社，到出版社，都和书有关。我还先后两次在重庆市获得了“十佳读书人”称号。
我的一些朋友想到我家里坐坐，我一般都不会同意，因为家里太乱了。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书太多，书房里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客厅、卧室到处都堆着书。其实，有些书真的没有认真读完，有些书只是翻了翻目录读了前言后记，有些书也可能不会再读，但是我就是舍不得将它们处理掉，因为它们是书，大多数都凝聚着作者的心血，说不定需要的时候，我还得重新将它们找出来。更关键的是，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估计这一辈子是改变不了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外语系。在当时，这个专业很吃香，但我并不是很喜欢。原因很简单，来自大山的我，连字母都没有学过几天，基础很差，想要学好，确实很难。因此，在我遇到吕进先生之后，我就下定了决心，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转专业报考研究生，学习自己喜欢的中国文学。
后来有朋友说，我放弃了外语专业，有些可惜。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并没有放弃，只是选择了自己更喜欢的专业。人生之路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或者说工作和自己的兴趣达成了一致，那才是真正的幸福。为了梦想和幸福，不断地放弃一些事情是必然的。
在几十年的人生中，我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热潮，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波澜壮阔。每一次潮流中，都有一些朋友坐不住了，下海、挣钱，最终开上了豪车，住上了别墅。曾经也有人动员过我，但认真分析之后，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个天赋，好像对挣钱也没有特别的兴趣。我和一些朋友说过，我在物质上很容易满足，只要吃了这一顿还有下一顿煮稀饭的米，我就不会去考虑挣钱的问题。事实上，因为有稳定的收入，过上踏实的日子还是没有问题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不思进取，但我不这样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还不如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坚守在自己喜欢的教学岗位和诗歌领域。我深知，作为农民的后代，没有家学渊源，底子薄，积累少，也没有什么的过人天赋。我的理论思维能力不强，很多时候都对各种天花乱坠的理论感觉头疼，也不知道那些学者是怎样把各种理论堆积起来，然后加到了看似并不深奥的作品上的。而我，只能从一首一首的诗、一本一本的诗集和刊物读起，慢慢读，反复读，读出了一点感觉，就写一些短文章，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写出自己对作品的感受。我尽量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揣摩作品的生成过程，尽量在脑子里把长期以来阅读过的东西进行比较，由此来看看哪个高哪个低，哪个好一些哪个差一些。
在这个圈子里呆久了，就认识了很多前辈和朋友，也带了一些不错的学生。在一些场合，我听到过朋友对我的好评。很多时候，我都只当这些是客套话，一笑置之。我多次说过，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诗歌这个圈子里，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只能做一些小事情，不过，我一直坚持着做小事情。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我想，在余下的岁月里，我还会坚持下去。
在我看来，放弃和坚持应该是人生的常态。我的家乡有一句俗语叫“艺多不养家”，说的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做，最终可能什么都做不好。人的一生中，面对的诱惑太多，如果每次面对诱惑都淡定不了，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短短的一生中，能够坚持做好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人生就应该算是完美的了。
这些年回到家乡，我对小时候见过的很多东西都有了不同的感觉。小时候见过的那些高山，在见过了更多的高山之后，突然觉得它们像是一些小山包；小时候见过的大河，在见过了长江、黄河甚至大海之后，我突然觉得它们像是一些小溪。人生之路的宽敞在很多时候是从狭窄处拓展出来的。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视野的不断拓展，人生的格局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种格局，无关金钱，无关地位，而是和生命的通透感密切相关。看透了这些，人生之路自然宽敞。
评论 1
njzzyzm 2019-09-01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