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时期陶执卷女俑
文/李晓超 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
在考古人员眼里，一座古代墓葬，宛若一座历史宝库、一把神奇的钥匙，它的发现既可展现奇珍异宝，又能印证历史填补空白。1985年，西昌北山发现了两万平方米的火葬墓，经过考古专家的抢救发掘，惊人发现，这并不是普通的火葬墓，而是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
随着一系列的文物浮出水面，南诏与西昌之间无数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故事一幕幕重现，西昌是如何被南诏攻陷成为一座空城、大量移民给西昌带来了独特的火葬习俗、好战的景庄王在西昌离世……这些鲜为人知的千古绝唱在文物身上被唤醒，火葬墓背后，呈现出的不仅是南诏对西昌的影响，还反映出唐宋时期，西昌城里以白族为主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
火葬墓中出土的板俑
南诏野心勃勃挥军北上，西昌沦为一座空城
很多人都不知道，西昌曾经是南诏的领土，唐宋时期，南诏和大理国金戈铁马，驰骋云贵高原，新旧唐书和宋史都有光辉历史的记载。说起南诏与西昌之间的故事，就得先说说南诏和大唐之间的恩怨情仇。
公元859年，大唐朝廷一派动荡，沉迷于求道修仙的唐宣宗李忱，因服下方士的长生不老药，中毒驾崩。宦官外戚逮住机会，拥举骄奢淫逸的太子李漼草草继位，也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唐懿宗。
同年，远在云南的南诏王丰佑亦薨，段氏、杨氏等大姓势力扶持十六岁的蒙世隆接管了南诏，史称景庄王。
谈到蒙世隆的一生，只能用一个“战”字来概括。年仅十几岁便屡次请愿随军征战，继位之前的他早已统帅大军，战争对他来说无疑是获得权力的最好方式。
南诏原本就是蒙氏的天下，自建立起，共经历了十三代王，在这十三代中最富争议的，当属世隆，他的继位，让南诏连同周边地区都陷入了经年不绝的战乱。
宣宗新丧，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丧，却未曾向世隆之父悼祭，在给南诏的诏书中也未曾提到册封世隆一事，世隆心生不满，傲慢打发了唐使。见使如见国君，唐使在南诏受到委屈，回长安后自然免不了向唐懿宗告状，指责世隆狂妄无礼，不把皇上放在眼中。朝堂上，唐懿宗勃然大怒，决定不予册封世隆。
此时的唐朝已经进入了衰败的晚期，而南诏的经济、文化却持续繁荣，军事力量达到雄厚的地步。许多大臣开始劝世隆称帝，自己给自己册封，不做唐朝的藩属之臣。如此一来，年轻气盛的世隆更是坚定了反唐的决心。
公元859年，世隆在云南登基称皇帝，改国号为“大礼”，改年号曰“建极”，拒绝再向唐王朝进贡，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正式宣告破裂。
南诏从建立起，政局一度稳固。世隆继位后，日益膨胀起来的武力，立刻找到了出路——唐朝的边境成了掠夺、侵扰的对象；同时，他调动南诏各方力量，形成了强大势力与唐朝抗衡。
公元859年至874年之间，南诏为了维持统治、扩大疆域，多次出兵西昌，发起大规模的掳掠性战争。并以西昌为据点，把战争推向成都，先后在成都、西昌等地掳掠子女、百工数十万，以及数不尽的珍宝财物。
据文献记载，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成都以南，越巂(今西昌)以北，八百里间，民畜为空”。可见战争之残酷，西昌在当时沦为了一座空城。唐朝面对虎视耽耽的南诏进犯，根本穷于应付。
公元860年，南诏打败唐朝守军，最终占领了西昌。
公元876年，世隆仍以西昌为前线，亲自上阵指挥作战，但此时的南诏已不同往日，南诏军节节败退，世隆积劳疽发，一病不起。公元877年2月的一天，年仅33岁的景庄王在西昌去世。
有专家指出，景庄王的墓葬至今未被发现，如果发现，那将又是一番轰动的大场景。
大理国时期陶牵马武士俑
火葬盛行，南诏移民带来的丧葬习俗
南诏占领西昌后，带来了大量的南诏移民填补这座空城，同时废除唐朝在西昌的建制嶲州，改立建昌府。火葬的习俗，也就此在西昌开始盛行。
南诏是个十分奉信佛教的地方，其统治区域到达哪里便把佛教推行到哪里，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南诏的丧葬习俗也与中原地区有着不同，他们相信人来于尘也归于尘。明朝野史《淮城夜语》中对南诏和大理的丧葬习俗略有记载，段氏继承南诏疆土改国号大理，鉴于前朝王陵劫难，自此不再兴建王陵地宫。上至国王下至达官，死后一律仿效佛教之僧人涅磐，遗体火化，收骨殖保存于崇圣寺三塔地宫。
而普通百姓的火葬，更简单。
1985年9月—10月，四川武警三支队在西昌北山修建水池，挖到一些火葬罐，随即，他们通知了凉山州博物馆。紧接着，考古人员对西昌北山的火葬墓进行了一次抢救性发掘，在16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火葬墓150余座，这次发掘收获颇丰，为深入了解西昌的火葬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南诏时期的火葬方式，虽然简单，但也有它的独特之处，墓的分布十分密集，墓葬的间距一般不超过1米，间距最小者仅20—30厘米。每座墓葬的位置没有很明显的规律。火葬墓的墓坑均为圆形竖穴土坑，坑的直径深浅视所埋入的火葬罐的大小而定。火葬罐置于坑中，有两套罐(即罐中另放一罐)、三套罐，但大多数为单罐。部分火葬罐的外周或两套罐的罐与罐间隙中，等距离的放置五个陶板俑。火葬罐放人坑内后，就近用土或火葬后的木炭屑掩埋，个别火葬罐还放在石椁内。
北山火葬墓中出土的五个一组陶制板俑已被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火葬墓多为层层埋葬，上下时期不同。几乎每座火葬墓上都有打制过的石块，石块是一种尖石，大小不一，状如塔形，石上多刻有姓氏楷书，已经发现的姓氏有：“杨、张、赵、何”等；另一种刻有莲花状刻的佛教图案石块，上面也有楷字记载。
这批火葬墓共出土了1000余件文物，有瓷器、陶器、铜器和铁器。其中五个一组的陶制板俑已被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出土的一套陶俑造型细腻生动，为同时期陶俑中的精品。
火葬墓可初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火葬墓不封不树，地表无任何标志，晚期火葬墓的上面立有圆饼形石墓志或卵塔形石墓幢，还发现一件作金刚杵形的墓幢和一通在自然卵石上镌刻志文的墓碑。
圆饼形石墓志，均盖在火葬墓的坑口，墓志正面大多镌刻曼茶罗图案，图案均呈八角形，也有少量呈十角和十二角形的。图案上，镌刻有梵文和白文、汉文，梵文是佛菩萨的种子符号，白文是由汉字改造的一种文字，内容为幕主姓名和官职，汉文内容则为“追为亡人某某神道”。
火葬墓出土的器物分葬具与随葬品两类。
葬具为各式火葬罐，分陶质和铜质两类，以前者为大宗。陶质火葬罐又有夹砂红陶、泥质陶罐和上釉陶罐三种。其中最多的是外壁饰以莲瓣纹和肩部饰十二生肖的陶罐。
大理国时期陶生肖俑
很多人在第一眼看到罐内白骨上的经文，都不知其意，更感觉不可思议，千百年前的朱砂字体，竟然至今还保存完好。
其实，这也是佛教思想的另一种表现，人在去世后，进行火葬，待尸体焚烧到骨骼呈灰白色时，选头骨及大块骨骼，用朱砂或金粉在上面书写梵文经咒，以超度亡灵，然后将骨骼按顺序放入陶瓷罐内安葬。有的还在罐底凿一个孔，以便让“灵魂”出入。火葬后即使将骨灰再埋葬，也没有坟头。
火化后的骨殖分层放置于罐中，一般肢骨在下，头骨在上，大块的骨殖上都有用朱砂书写的梵文咒语，其上再贴以金箔。随葬品如铜片、铜莲花、铜镜、铜手钏、钱币等，一般放在罐底。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每一个火葬罐中都放有影青瓷器或白瓷器，无瓷器者则放有影青瓷片或白瓷片。
西昌的火葬墓全部分布在西昌市近郊，目前发现的墓地有北山、小山、桑坡、姜坡、杨家坟山、新村6处。其中北山火葬墓群规模最大，面积达2万平方米，是除云南之外，唯一一处规模最大的火葬墓。
绿釉陶莲瓣纹火葬罐，历史的见证者
绿釉陶莲瓣纹火葬罐
在北山火葬墓中，绿釉红陶罐并不少见，其中的绿釉陶莲瓣纹火葬罐最为典型，是国家一级文物。陶罐在当时的人们日常生活中，是极为普通也最常见的用具之一，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它却是南诏在西昌建立政权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而绿釉陶这项工艺，至今在我们身边也有迹可循。
釉陶是表面施釉的陶器。釉陶的着色剂，绿色是铜，黄色是铁，助熔剂是铅，烧成温度在800度左右。综观釉陶在世界范围内的产生历史，在陶器上施加低温釉并非最早出现在中国。中国釉陶的起源仍存在一定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我国釉陶技艺的产生和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而川滇釉陶的工艺，在釉陶历史上也是颇负盛名。
川滇釉陶经历汉代的繁荣后，进入黑暗期。从两晋至唐末，釉陶在川滇极少出土。也许是因为云南地方势力割据，导致丝绸之路中断，又可能当时流行薄葬，致使这一时期物品难以流传下来。
唐末五代，釉陶在川滇再度兴盛。南诏国统一云南，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由于南诏全民信教，流行火葬,大量的火葬罐被生产出来，由火葬罐的带动，生活日常用品也开始使用釉陶。
在西昌以南的会理县，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绿釉制作工艺，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称为“中国唯一的绿陶”。
会理绿陶制作出来的缸、钵、壶、罐、碗、碟、花盆和花瓶等家用陶瓷，大多以绿色为主。乍一看，粗粝土拙，细细品味，其器型独特，古朴简洁，巧夺天工。
会理绿陶采用天然孔雀石配釉，经1200多度的高温氧化焰，烧制呈宝石绿色而得名。会理的绿陶密度高、声音清脆、无铅无毒、抗酸碱，结实耐用，养生环保，当地人称用绿陶壶泡茶3天不坏。
有专家指出，会理的绿釉配方及制作工艺流程与邛陶绿釉是同一个釉种，用同一种方法制成。众所皆知邛陶是毁灭于战乱断烧于唐代，会理是南诏国的屯兵要地，会理的陶瓷是否有源于邛陶，并无史料佐证。
原凉山州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刘弘曾经这样分析西昌的火葬墓的随葬品：“西昌是已经发现的这种墓葬的最北端，墓葬最多，文物最丰富，但西昌陶器以土陶为多，不及云南楚雄州的青花瓷罐精美。”
几乎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着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既回味悠长，又让人流连忘返。西昌火葬墓背后，是南诏兴盛与灭亡的故事，是佛教密宗对当时社会影响的缩影，佛教于南诏初期开始从中原、印度、吐蕃等多地逐步传入，传入后得到了王室的支持，最后促成了南诏大理国多个宗派共同繁荣的佛教盛世，造就了南诏大理国丰富、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那么，在全民信教的南诏政权下，西昌还有哪些佛教思想的产物流传下来呢？在下一期的故事里，我们再来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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