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遗事丨寻找邓世昌“亲兵”刘相忠(上):主死忠仆死义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2017-02-21 17:41 6548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国平 实习生 周梓莹

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英勇事迹已经划为一道符号,称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而在邓世昌的身边还有一位忠勇的士兵,也随将军和战舰蹈海而死。

这位士兵叫刘相忠,在过往的历史中,我们无法确知关于他信息,甚至一度推断他是邓世昌从广州带来的子弟兵,因为在世人的称呼中,他是邓世昌的“仆人”。

直到刘相忠的后人刘素华的出现,才让我们有机会知道了这位甲午战场上一名普通士兵的信息。

从现有的资料看,刘相忠之于邓世昌,就像周仓之于关羽一样。

刘相忠,北洋海军中为数众多的普通水兵之一。从一组数据来看,就知道要找北洋海军中一名普通水兵的信息有多难: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致远舰额定人数为202人。黄海海战后,李鸿章为致远舰死难官兵请恤,共上报死难官兵45人。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海军部再作统计,致远舰牺牲官兵数为52人。这两个数字相加,去掉重复者,最后统计有77人。

致远舰幸存人数,说法不一,镇远舰洋员马吉芬说7人,来远舰水手陈学海说是2人。其余的是人是生是死,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烟波之中。

致远舰在英国高速航行的测试照

海战

“义仆刘相忠随同蹈海”

1894年9月17日,改变中日国运的海战在黄海爆发。在这场战斗中,邓世昌率领致远舰英勇作战,在战斗的最后,在冲向敌舰之际,致远舰沉没于战场大东沟海域。

在这场战斗中,邓世昌的英勇表现因电影《甲午风云》,已家喻户晓。

但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和英雄人物的背后,还有更多的细节值得去挖掘。

比如邓世昌身边的一位亲兵,刘相忠,如今几乎已经无人提起。

如今我们能看到关于刘相忠和邓世昌在海战最后的事迹,基本上是来源于两则史料。

最早的史料是在邓世昌殉国后,邓世昌三个儿子发布的“哀启”中,提到了刘相忠。

哀启,旧时一种由死者亲属叙述死者生平及临终情况的文章,一般均附在讣闻之后发送亲友。

这篇“哀启”中写到:

……先严堕水,犹奋掷大呼,骂贼不绝。义仆刘相忠随同蹈海,携得浮水木梃,让与先严,拒弗纳。浮沉波涛间,有平日所豢养义犬,凫水尾随,衔先严臂,拯出水面。先严撑脱,仍堕波底。犬复紧衔辫发,极力拯出。先严长叹一声,抱犬俱沉,溘然长逝。堂叔世坤,同时殉难。

邓世昌的遗像。上面有当时的名士高邕题写的那幅著名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民国初年,池中佑曾为22位甲午海战牺牲的将士撰写“事略”。池仲佑曾在北洋水师供职,1880年在超勇、扬威接舰的队伍中,他是随行文案,并留下了宝贵的《西行日记》。池仲佑还有一个族侄池兆滨在镇远舰上服役,也在海战中牺牲。

池仲佑在为邓世昌所撰《邓壮节公事略》里,有这样一段话:

“……舰沉,公犹直立水中,奋掷詈敌。仆刘忠随公入海,持浮水梃奉公,公却之。有所爱犬游涌波间,衔公臂,不令溺,公斥之。复衔公发,公望海浩叹,扼犬竟逝。从弟世坤,随公在船,亦同殉难。”

这里的刘忠,就是刘相忠,在战争刚刚过去不到20年,遗忘已经开始。

不过在邓氏后裔中,仍然对刘相忠保持了足够的敬意和记忆。

在邓家的“哀启”中有写到:“致远兵弁凡数百人,此次冲锋陷阵,仅数人生还,目击先严殉难情景,为不孝缕述。”

这说明是当时致远舰的幸存者把邓世昌、刘相忠死难的情节,讲述给邓世昌的儿子和亲属们,而这也成为等价流传的家史一部分。

如今邓世昌的玄外孙叶伟力在讲到其先祖的“最后时刻”时,仍然念念不忘刘相忠的忠义举动。

如今世人都记住了邓世昌的刚烈,却忘记了他身边这位忠勇的士兵。

从历史的简短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刘相忠是跟随邓世昌蹈海,并向邓世昌递去了“浮水(木)梃”,但被拒绝。

“梃”木棍、木棒的意思,浮水梃可能是一种浮水木棒,或是一段漂浮在海上的木头,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刘相忠递过去的“救生圈”。如今在旅顺万忠墓纪念馆的展品中有几个救生圈,上面写着“致远快船”,但对于这批救生圈的具体来历,纪念馆并未做介绍,不知是否是来自海战场。

保存在旅顺万忠墓博物馆的致远舰遗物。

义仆

“主死忠仆死义”

其实在海战刚刚结束之时,刘相忠作为并未遭遇大规模的遗忘,相反他就像周仓对于关羽一样而被时人记住。

在邓家的“哀启”中称刘相忠为“义仆”,池仲佑也他为邓世昌的“仆”。这种主与仆的关系,是当时人们对刘、邓关系的认可。

当年邓世昌殉国后,各界缅怀,其中的挽诗、挽联、挽幛等被邓家搜集起来,成为邓家的家传文献《哀荣录》。

这本《哀荣录》的原本如今已不可见,但在威海威海市政协文史委1990年印行《邓世昌》的文史资料辑中,保存了相当的大一部分。

其中,胡秉镛在挽诗里写到:犬衔身份掷,骂贼语尤洪。殉难携堂弟,捐躯并仆僮。

在另一首挽诗里,他再次写下:第仁于爱盟流水,仆义欣随伴碧渊。

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铜版画,致远舰在做最后的冲锋。右侧那艘舰体严重倾斜的军舰就是致远舰。

在邓世昌《哀荣录》中有挽联153幅,辑中收录80幅,其中有多幅对联提到了刘相忠。

臣为国死,弟为兄死,仆为主死,大节萃一门,更能义感灵獒,力挽颓波留正气;

帝鉴其忠,士服其忠,敌畏其忠,丹心照千古,想见魂为厉鬼,踏平沧海奋神威。

这幅对联就是其中的一幅。这幅对联中包含诸多今天大家熟知的细节。

“灵獒”,就是邓世昌养的太阳犬”;“弟”,是邓世昌的堂弟邓世坤,同样牺牲在这次海战中;这位“仆”,是刘相忠。这联的作者丁仁长是当时的广州的大儒、名士。

此外提到刘相忠的对联还有:

肇锡嘉名,想壮心捧日,节慨凌云,两字极崇褒,南岭人间传信史;

未埋忠骨,幸仆耻偷生,犬能效死,千秋同不朽,东沟波底护英魂

一死千秋,义仆且然,义犬且然,莫谓秦无人也;

孤忠亘古,赐官何愧,赐谥何愧,不诚大丈夫哉。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即此烈犬烈仆,试问诸公何面目;

孔曰成仕,孟曰取义,愧煞难兄难弟,更无一个有心肝。

在船政测地有年,沙线风识狂涛,半世勋名留国史;

作海军擎天一柱,主死忠仆死义,千秋俎豆慰贞魂。

这些对联的作者,有朝廷官员,有当时的文人名士。

“主死忠仆死义”,可见时人对于邓世昌、刘相忠二人共赴国难给予了极高的敬意和敬仰。

追踪

“蓝翎把总致远船三等水”

在邓家人,以及当时人的眼中,刘相忠都被称为邓世昌的“仆”。

正因为此,后人将刘相忠称为邓世昌的亲兵。

威海甲午史研究者孙建军,近年来一直追踪研究甲午历史中的人物。

孙建军说,在清代官衙中,有仆役、侍从;在军中,则称为亲兵、卫兵。但这个说法,严格起来,并不准确。

邓世昌和致远舰上的合影,不知里面是否有刘相忠。

在《北洋海军章程》中,只规定了“督标”额设“亲兵二十名”,这二十名“亲兵”“八名随提督听差,十二名听提督分派旅顺口、威海卫等处当差。”

根据这一规定,当时在北洋舰队,只有提督丁汝昌可以有“亲兵”,其下的各舰舰长均无资格设有“亲兵”。

孙建军认为,《章程》中的这项规定执行起来,并非那么严格。舰长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在不影响军舰操作、军务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从低级水手中选个把人来为自己服务,也并不为过分。

当时,丁汝昌曾从安徽老家带去了若干亲兵。因此,一度有人推测,刘相忠是邓世昌从广州老家带过去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子弟兵更会显出对“主”的忠义。

在致远舰上,船主是邓世昌,那刘相忠实在什么位置?

1894年12月25日,在黄海海战结束三个多月后,李鸿章为海战“致远、经远、超勇”三艘战场沉没军舰牺牲的官兵请恤上奏,其所附清单中就有:“蓝翎把总致远船三等水手刘相忠”。

在北洋海军中,水手属于“兵匠”序列,仅高于练勇,三等水手是水手中最初级的,按北洋海军章程,致远舰额设“三等水手三十名”,月饷银七两。

不过在三等水手之前,刘相忠还有一个头衔“蓝翎把总”,这显示他与普通水手有所不同。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中军中营把总四员,充致远船三等管轮二员,正炮弁一员,水手总头目一员。”

孙建军认为,致远舰按章程规定设“把总四员”,刘相忠的“把总”属于虚衔,并不与薪水挂钩,只象征着一种荣誉、地位,但已经足以说明他曾经有过优异表现而被授予“把总”的虚衔,并被赏给“蓝翎”。

“显然,刘相忠是因为表现出色而得到邓世昌的赏识,被选调身边服务,充当了类似于‘亲兵’的角色。”孙建军说。

上述文字,就是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到的关于刘相忠仅存的资料。截止到2016年,关于刘相忠的信息,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记载中发现只言片语。

参考文献:《有刚烈的将军,就有忠勇的士兵》(孙建军)、《清末海军史料》(张侠等)《邓世昌》(威海市政协文史委)、《甲午战争史》(戚其章)等。

特别感谢:甲午史研究学者孙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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