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起义亲历者周礼忠：我们满腔热血 惟愿航空报国｜70年70人· 经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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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忠

1925年生于上海，现定居成都。曾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航空报国突出贡献奖”。

1948年考进中国航空公司上海龙华养护基地，为机械员，同年随基地迁至香港。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参加了轰动中外的“两航”起义，1950年1月回到内地参与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发展建设。

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熊英英 刘旭强 邓景轩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世界民航百年，航空运输业已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经济格局。

从1950年8月1日，天津经汉口到广州和天津经汉口到重庆两条航线正式开通算起，新中国民航也已发展近七十年。

60家航空公司，3639架在册飞机，定期航班航线4945条，全行业旅客运输量6.1亿人次，运输总周转量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二。

这是周礼忠从未想过的中国民航今日图景。

周礼忠在电脑前

70年前，这位年仅24岁的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员，怀抱着航空报国的满腔热血，在香港参加了“两航”起义。

那是1949年的11月9日，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航空公司）的56名起义者，驾着12架飞机由香港飞往北京、天津，投入新中国的怀抱。随后，“两航”2000多名员工联合签名，通电起义。

翻岭穿云，跨海越洋，新中国民航加速发展的大幕由此拉开。“这般辉煌成就是我们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中国啊，中国，可爱的中国。”当年赤诚热血的年轻人，惟愿“回去建设新中国”，而历史在进程中早已埋下草蛇灰线，还以他们由衷的喟叹。

70年了，起义时的激动难耐、壮志豪情，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日渐模糊，恰恰相反，它们在光阴的打磨下愈加镂心刻骨。

1950年周礼忠在天津西湖饭店

初夏，成都黄田坝，天气微凉。

“谢谢你们来。”94岁的周礼忠颤颤巍巍地起身，向记者们伸出手。他穿着竖条纹衬衫和深蓝色的马甲，看上去颇为庄重，只是说话远不如笔头清晰，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听清楚说了什么。

2019年，是上海人周礼忠在成都定居的63个年头。他精通英文和日文，写一手好文章，参与了132厂（现航空工业成飞集团公司）的选址建设，担任过第一任厂长于辉的秘书，退休时是技术改造办公室科长。

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摞早已整理好的关于“两航”的书籍、照片资料和证书奖章。随手翻开一本相册，泛黄的黑白照片上，身穿白衬衫的年轻人笑容灿烂，青春逼人。

瞬间，70年前的记忆鲜活起来。

1948年，23岁的周礼忠考进中国航空公司上海龙华养护基地，成为一名机械员，主要工作是修理汽化器。

彼时，这家航空公司是国内民航巨头，直属民国政府交通部管辖，拥有员工4800余人，包括正副驾驶105人，运输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名列第8位。

到了1948年年尾，国民党统治区不断缩小，“两航”的航线不断减停。中航公司决定把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迁到香港，实力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另一航空公司——央航公司，也由上海先迁广州再迁香港。

那年的12月，上海龙华养护基地各车间开始加班突击，赶修出一批发动机附件后，全部设备油封装箱。中旬，调往香港人员名单公布，周礼忠名列其中。12月26日，他们乘坐“大东南号”货轮抵达香港九龙仓码头。

在这里，时代洪流和个人命运，走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毫无疑问，那是一段峥嵘岁月。

年轻的周礼忠和同事钱忠华，喜欢去香港利源东街的生活书店看书，那是香港最繁华的皇后大道和德辅道之间的一条小路。彼时，生活书店主要销售在香港重印出版的解放区书刊，包括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

在那里，他们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多个星期日的早晨，在香港的半山，鸟瞰维多利亚海湾的景色时，他们兴致勃勃讨论着祖国的未来和个人的抉择。

1949年6月，港英当局强制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新建厂房，要求中航限期撤离机场。同年8月，又下令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其它房屋，查封中航的临时发动机修理厂，致使中航被迫停航。与此同时，国民党逼迫中航将养护基地搬到台湾。

在这期间，周礼忠结识了传播进步思想的先进人士，参与了“反对迁台”、“组织工会”等群众活动。1949年9月，港九民航工会正式成立，会员都是“两航”公司的职工。在工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方法，组织读书会，向职工们宣传革命形式，展示新中国民航与航空工业的光明前景。

70年后的今天，新中国的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已经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在70年前，断没人能描绘出，甚至想象到如此辉煌的图景。

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民航拥有运输航空公司60家，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3639架，定期航班航线4945条。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00万人次以上的运输机场有95个，北京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二，上海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三……

前景是何模样无法具象，但即便是“需要”“希望”“理想”“信念”，这样的字眼，在当时已足够让人动容了，“我们都觉得应该回去，建设新中国。”

回到新中国的渴望，渐成燎原之势，不可抵挡。

“两航起义”亲历者傅昌铨和周礼忠（右边）

周礼忠至今还清晰记得“两航起义”前后的很多细节。

比如，1950年他们从香港回天津，途经深圳罗湖时夹道欢迎的人群。再比如，从广州坐火车到上海，铁道工程兵们用液压千斤顶、钢丝绳等简单的工具抢修破坏严重的铁路。

那些场景满目疮痍却生机勃勃，让人落泪又充满力量，那是一个国家在经历战火后的蓄力与重生。

年轻人的心中涌起和祖国同甘苦共命运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我们唯愿航空报国。”

他们早已决定了参与起义。

1949年的11月9日清晨，12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腾空而起，一架接着一架飞向云端。在塔台控制室的航班表上，这些飞机的目的地分别是台北、海南岛、重庆、柳州、昆明等地，但事实上，它们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和天津。

“那天早上我起得特别早，在家里听见飞机起飞声一架接着一架，知道那是起义的。我一直在心里默念，希望起义能成功。”当日中午12时过，时任中航总经理的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乘坐的飞机“空中行宫”CV-240型XT-610号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其它11架飞机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一切顺利。消息传来，“两航”员工们激动不已，开始签名响应起义。

其后，暂留香港的“两航”员工，开始了为保护两航留港资产的护产运动。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抢运回大量器材、飞机汽油以及其它设备。这些物资，以及北飞的飞机，构成了中国民航事业创建初期的主体。而归来的这些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则成为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

“北京”号

1950年，“两航”起义领航机，“空中行宫”CV-240型XT-610号被命名为“北京”号。那年的8月1日，“北京”号自广州起航，中午经停汉口，下午抵天津。另一架飞机亦于上午自天津起飞，中午经停汉口，下午抵重庆。新中国民航最早的国内航线由此正式开通，史称“八一”开航。

中国航空运输由此开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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