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起义亲历者周礼忠:我们满腔热血 惟愿航空报国|70年70人· 经济③

封面新闻 2019-08-14 02:11 66111

人物名片/

周礼忠

1925年生于上海,现定居成都。曾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航空报国突出贡献奖”。

1948年考进中国航空公司上海龙华养护基地,为机械员,同年随基地迁至香港。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参加了轰动中外的“两航”起义,1950年1月回到内地参与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发展建设。

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熊英英 刘旭强 邓景轩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世界民航百年,航空运输业已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经济格局。

从1950年8月1日,天津经汉口到广州和天津经汉口到重庆两条航线正式开通算起,新中国民航也已发展近七十年。

60家航空公司,3639架在册飞机,定期航班航线4945条,全行业旅客运输量6.1亿人次,运输总周转量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二。

这是周礼忠从未想过的中国民航今日图景。

周礼忠在电脑前

70年前,这位年仅24岁的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员,怀抱着航空报国的满腔热血,在香港参加了“两航”起义。

那是1949年的11月9日,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航空公司)的56名起义者,驾着12架飞机由香港飞往北京、天津,投入新中国的怀抱。随后,“两航”2000多名员工联合签名,通电起义。

翻岭穿云,跨海越洋,新中国民航加速发展的大幕由此拉开。“这般辉煌成就是我们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中国啊,中国,可爱的中国。”当年赤诚热血的年轻人,惟愿“回去建设新中国”,而历史在进程中早已埋下草蛇灰线,还以他们由衷的喟叹。

70年了,起义时的激动难耐、壮志豪情,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日渐模糊,恰恰相反,它们在光阴的打磨下愈加镂心刻骨。

1950年周礼忠在天津西湖饭店

特殊年月

“两航”从上海紧急迁往香港

初夏,成都黄田坝,天气微凉。

“谢谢你们来。”94岁的周礼忠颤颤巍巍地起身,向记者们伸出手。他穿着竖条纹衬衫和深蓝色的马甲,看上去颇为庄重,只是说话远不如笔头清晰,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听清楚说了什么。

2019年,是上海人周礼忠在成都定居的63个年头。他精通英文和日文,写一手好文章,参与了132厂(现航空工业成飞集团公司)的选址建设,担任过第一任厂长于辉的秘书,退休时是技术改造办公室科长。

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摞早已整理好的关于“两航”的书籍、照片资料和证书奖章。随手翻开一本相册,泛黄的黑白照片上,身穿白衬衫的年轻人笑容灿烂,青春逼人。

瞬间,70年前的记忆鲜活起来。

1948年,23岁的周礼忠考进中国航空公司上海龙华养护基地,成为一名机械员,主要工作是修理汽化器。

彼时,这家航空公司是国内民航巨头,直属民国政府交通部管辖,拥有员工4800余人,包括正副驾驶105人,运输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名列第8位。

到了1948年年尾,国民党统治区不断缩小,“两航”的航线不断减停。中航公司决定把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迁到香港,实力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另一航空公司——央航公司,也由上海先迁广州再迁香港。

那年的12月,上海龙华养护基地各车间开始加班突击,赶修出一批发动机附件后,全部设备油封装箱。中旬,调往香港人员名单公布,周礼忠名列其中。12月26日,他们乘坐“大东南号”货轮抵达香港九龙仓码头。

在这里,时代洪流和个人命运,走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时代抉择

“我们应该回去建设新中国”

毫无疑问,那是一段峥嵘岁月。

年轻的周礼忠和同事钱忠华,喜欢去香港利源东街的生活书店看书,那是香港最繁华的皇后大道和德辅道之间的一条小路。彼时,生活书店主要销售在香港重印出版的解放区书刊,包括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

在那里,他们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多个星期日的早晨,在香港的半山,鸟瞰维多利亚海湾的景色时,他们兴致勃勃讨论着祖国的未来和个人的抉择。

1949年6月,港英当局强制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新建厂房,要求中航限期撤离机场。同年8月,又下令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其它房屋,查封中航的临时发动机修理厂,致使中航被迫停航。与此同时,国民党逼迫中航将养护基地搬到台湾。

在这期间,周礼忠结识了传播进步思想的先进人士,参与了“反对迁台”、“组织工会”等群众活动。1949年9月,港九民航工会正式成立,会员都是“两航”公司的职工。在工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方法,组织读书会,向职工们宣传革命形式,展示新中国民航与航空工业的光明前景。

70年后的今天,新中国的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已经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在70年前,断没人能描绘出,甚至想象到如此辉煌的图景。

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民航拥有运输航空公司60家,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3639架,定期航班航线4945条。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00万人次以上的运输机场有95个,北京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二,上海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三……

前景是何模样无法具象,但即便是“需要”“希望”“理想”“信念”,这样的字眼,在当时已足够让人动容了,“我们都觉得应该回去,建设新中国。”

回到新中国的渴望,渐成燎原之势,不可抵挡。

“两航起义”亲历者傅昌铨和周礼忠(右边)

起义北飞

“我们愿与祖国同甘苦共命运”

周礼忠至今还清晰记得“两航起义”前后的很多细节。

比如,1950年他们从香港回天津,途经深圳罗湖时夹道欢迎的人群。再比如,从广州坐火车到上海,铁道工程兵们用液压千斤顶、钢丝绳等简单的工具抢修破坏严重的铁路。

那些场景满目疮痍却生机勃勃,让人落泪又充满力量,那是一个国家在经历战火后的蓄力与重生。

年轻人的心中涌起和祖国同甘苦共命运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我们唯愿航空报国。”

他们早已决定了参与起义。

1949年的11月9日清晨,12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腾空而起,一架接着一架飞向云端。在塔台控制室的航班表上,这些飞机的目的地分别是台北、海南岛、重庆、柳州、昆明等地,但事实上,它们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和天津。

“那天早上我起得特别早,在家里听见飞机起飞声一架接着一架,知道那是起义的。我一直在心里默念,希望起义能成功。”当日中午12时过,时任中航总经理的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乘坐的飞机“空中行宫”CV-240型XT-610号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其它11架飞机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一切顺利。消息传来,“两航”员工们激动不已,开始签名响应起义。

其后,暂留香港的“两航”员工,开始了为保护两航留港资产的护产运动。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抢运回大量器材、飞机汽油以及其它设备。这些物资,以及北飞的飞机,构成了中国民航事业创建初期的主体。而归来的这些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则成为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

“北京”号

1950年,“两航”起义领航机,“空中行宫”CV-240型XT-610号被命名为“北京”号。那年的8月1日,“北京”号自广州起航,中午经停汉口,下午抵天津。另一架飞机亦于上午自天津起飞,中午经停汉口,下午抵重庆。新中国民航最早的国内航线由此正式开通,史称“八一”开航。

中国航空运输由此开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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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1

  • 天籁518775 2019-08-19

    致敬

  • fm499530 2019-08-16

    向航空工业前辈致敬!

  • fm530275 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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