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凤溪：乡愁“哲学门”（下）

——瞻访“东方黑格尔”贺麟故居

文/古春晓 摄影/李贵平

五凤溪：乡愁“哲学门”（上）

冯骥才反复强调村落的“精神文化价值”，而贺麟故居这座典型的乡村“半农半儒”世家大院，正是中国农耕社会“耕读传家”文化传统的真实缩影。

贺麟故居

故训：耕读传家

当年贺麟曾祖父（清道光年间贡生）在此创办了“凤仪书院”，后改为“安凤义塾”。 而“凤仪”之名又显然承继了贺知章做官时为家乡捐建的义桥“凤仪桥”，由此可见儒家传统中“祖宗崇拜”观念对世家文脉的因袭影响。

故居现珍藏有一件“传家之宝”：由贺麟太祖父贺景升于嘉庆十九年庆寿时书写悬挂的“锄经”二字烫金木匾，至今已200余年（另一块“种德”对匾佚失）。“锄经”典出《汉书·倪宽传》，即“带经（书）而锄”，取“耕读”之意。“耕”就是“事稼穑，丰五谷”；“读”就是“知诗书，达礼义”。

作为贺氏家规核心内容的“耕读传家”祖训，世世代代一直教化着后人：“盖人生大计，唯有耕读两般。”贺氏家谱每隔30年续修一次，家规家训置于谱首，张悬于祠堂。正所谓“耕读传家久，诗礼继世长。”

贺氏宗祠章程还规定了宗族奖学金制度和族人助学义务，鼓励子弟发奋读书成才。兴学、重教、育人，一直是贺氏家族的优良传统。继曾祖父创办凤仪书院之后，贺麟父亲贺松云又于1929年在镇头王爷庙创办了“五凤乡小学”，改善了当地乡民子女的读书条件。

1902年出生的贺麟发蒙于自家私塾，从小受到“书香门第”家风影响和儒学薰陶。祖父贺从学为咸丰朝监生，作过金堂县议员，曾教导孙子“宦场乃虚体面，为人当有实学”。父亲贺松云为晚清秀才，毕业于成都师范学堂，当过金堂中学校长和县教育科长，在家常教贺麟读《朱子语类》和王阳明的《传习录》等儒家经典。

五凤溪老街

贺麟在五凤镇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离乡求学更是一路名校学贯中西：15岁考入成都石室中学；18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亲炙梁启超、梁漱暝、吴宓）；1926年赴美留学，先在奥柏林大学获哲学学士，又入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抗战期间主要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

贺麟年少时曾立下志向：30岁为县里做事，40岁为省里做事，50岁为国家做事。结果贺麟不到40岁就被“中央”直接请到了陪都：抗战期间两度奉调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哲学。据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学者黄克武先生文章：当局最高领导人于1941年两次在重庆黄山官邸单独召见贺麟交谈哲学问题。在当时西南联大知名哲学教授中，被“钦点”论道的只有冯友兰与贺麟两人。

此番“政学关系”后来曾长期困挠二人，成了历次政治运动“讲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在1957年4月，冯友兰、贺麟等著名哲学家又被毛泽东主席请进中南海“菊香书屋”作客并共进午餐。此时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贺麟，根据毛主席谈话内容撰写了《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

贺麟这位家族“新贵”，是继“国老”先祖贺知章之后，从贺氏“乡贤”之家走出的又一位“国贤”之士。贺知章作为身处皇权中心的“四朝元老”（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却能全身荣退而功德圆满，其高超的“政治智慧”自然给贺麟的“处世哲学”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1937年已升任北大正教授的贺麟回乡探亲，亲自为新修编的《贺氏族谱》作序，并特别提议将父亲创办的“五凤乡小学”更名为“四明小学”，以纪念先祖贺知章并永续贺氏文脉。此举意味着贺麟这位儒家学者怀有深厚的“祖宗崇拜”情结，而贺麟自己后来也成为贺氏后代及家乡学子崇拜的“精神偶像”。

1985年贺麟先生最后一次回乡，将仅有的三万元存款捐给了当地三所学校，并向亲属表达了“落叶归根”的愿望。1992年贺老以90岁高寿去世，一半骨灰（另一半葬八宝山）被安葬在五凤小学旧址后山——而这里正是迁蜀贺氏祖墓所在。正所谓“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

五凤溪老街

故事：兄弟报国

正如余光中《乡愁》怅叹：这头是“一方矮矮的坟墓”，那头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在贺麟一辈四兄弟中，惟有四弟贺蕴章这位终老台湾的抗战老兵不能“忠孝两全”。

说到从贺家大院走出去的另一位英杰贺蕴章，老家“杨柳沟”与最早“乡愁诗”恰好又是一种巧合。

《诗经·采薇》正是一首兵士“返乡诗”，全诗抒写了戍边的艰苦与回家的心情，其中“杨柳”四句大意：往日离家出征时，杨柳轻飘；如今返回故乡时，雨雪纷飞。清人王夫之评说此四句“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然而遗憾的是当年投笔从戎的贺蕴章未能回到“杨柳沟”，而贺知章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却伴随台湾百万老兵返回大陆故乡，常常作为新闻报道的“开篇诗”而感动两岸同胞。

正如余光中所言：“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德国诗人诺瓦利斯也说过：“只有通过诗，才可能产生最高的同情与合力。”

贺氏家规要求：“我宗亲务必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身体力行。”贺麟任北大教授时，就将小自己15岁的四弟带到北京读中学，抗战南渡又一起到了昆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企图从缅甸进攻云南，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的贺蕴章在大哥的支持下毅然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随军翻译赴缅抗日。

正好贺知章有一首《送人之军》五言诗：“ 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诗的大意是：到了军队后要好好干，使唐朝安宁，人民无忧。

而身处异乡60多年的游子贺蕴章，心中不知默诵过多少遍《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难回！

《成都日报》于2011年11月派记者前往台湾采访前空军退役少将贺蕴章先生，这位9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一提起远征军便来了精气神，当年战争之惨烈正如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贺蕴章所在的28师83团2000多人赴缅作战，最后只有200人活着走出野人谷回到云南。

2013年11月贺蕴章先生在台湾去世，前往参加葬礼的侄孙贺杰将四爷的遗物带回祖居，专设一间陈列室以表缅怀之情。

贺麟故居

贺氏家规第一条就是“爱祖国”，而贺氏兄弟正好“一文一武”报效国家。1931年9月贺麟刚回国便爆发“九一八”事变，于是这位年轻哲学家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歌德、黑格尔、费希特），以激发国人的爱国思想。

在1938年全面抗战严峻形势下，贺麟又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等宣示学术救国大任的文章，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正是因为贺麟的使命担当与哲学建树，才引起当局高层对这位年轻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贺麟一生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特别是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古典哲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著述及译作盛丰。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年）、《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文化与人生》（1947年）等。翻译作品有《黑格尔学述》（1936年），黑格尔《小逻辑》（1950年）、黑格尔《哲学演史讲录》（1956年）等多部。学术界公认《小逻辑》是继严复《天演论》之后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从而奠定了贺麟“东方黑格尔”的学术地位。

由此可见贺麟原创性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1950年以前，这也是上世纪中国学界的重要“分水岭”。贺麟著作在解放后再版时受政治影响多有修改，而学者认为当初民国版才能真实体现贺麟学术思想的个性与锋芒。

实际上在1949年风云变幻之际，贺麟差一点被国民党“抢运”到了台湾。原来在蒋介石钦定的北平“学人抢救”名单中，时任北大训导长的贺麟成为重点对象之一。然而通过地下党做工作和本人慎重考虑，贺麟三次放弃登上南飞的“专机”……

而在1949年“钟山风雨”之中，时年32岁的四弟贺蕴章作为现役空军匆匆飞越台海，从此“杨柳沟”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此访贺麟故居，笔者首先在杨柳溪畔观览了“锄经种德——贺氏家风”宣传栏。此访之后又传来消息：在各级纪委特别是金堂县纪委的重视下，在四川省社科院的业务指导下，金堂县五凤溪家风文化学院于4月27日在贺麟故居正是挂牌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