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馆之父”何镜堂院士:为激荡向前的中国而设计|70年70人·民生②

封面新闻 2019-06-17 20:00 128959

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摄影 杨涛

——岭南初夏,广州城。华南理工大学东区住宅群里的一处轩敞小院,一位老者笑着挥手。谦和、儒雅,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也许你还不太熟悉他,但如果告诉你,那个极具中华神韵的世博会“中国馆”就出自他的手笔,你会惊呼:原来就是他呀!

在工作室里的何镜堂

这是一位81岁的老人,交谈中却逻辑缜密、声音洪亮,全然看不出年纪。采访在何镜堂工作室进行,工作室外看不起眼,内里却别有洞天。几杆翠竹、两树枇杷,盈盈方塘里锦鲤自在优游,玻璃屋里可闻屋外鸟鸣。历时十年,他将这座20世纪30年代的老建筑改造为工作室,通透、圆融的建筑理念全在其中。

在这里,何镜堂与团队创作出一个个震撼世人的建筑作品: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钱学森图书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这些建筑成就了何镜堂,也记录了激荡向前的中国。

“我们要的就是,一看,中国的”

何镜堂主持设计的中国馆

——东方之冠的成功在于对传统建筑元素在时代背景下的升华。何镜堂用“古”意“新”风来诠释中国馆,他说:“我们的方案里有一种气在,响应了正在慢慢升腾的民族自信。”

“中国馆之父”,这是何镜堂最显著的标签。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主持设计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时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年近七旬,“如果我没有去竞标,就坐在评委席了。”

作为中国的“第一件展品”,承载了中国民众的无限期望。如何在浩瀚的华夏文化中提取出最符合期待的一个,是他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通过几轮智慧激荡,何镜堂将中国馆主题定为“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它必须表达热烈欢腾、雍容大度的泱泱大国气概。

如何完成这一精神表达?他选择用“中国器”。

何镜堂设计的中国馆。(翻拍自受访者提供画册)

层层评选,“中国器”从344个方案中脱颖而出,“东方之冠”横空出世——它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宛如“华冠高崇”。它整合了丰富多元的中国元素,传承经纬网络和中国架构的神韵,象征昂扬热烈的中国精神。

毋庸置疑,东方之冠很中国。在各种关于东方之冠的描述中,出现最多的是“斗拱”一词。“有人说它像鼎,有人说像斗,还有人说像火锅,但没有人说它不像中国的。”何镜堂说,“假如一个馆设计出来放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行,显然不是中国馆追求的。我们要的就是,一看,中国的。

“建筑的最高境界是它的文化,一个有影响力的建筑不仅能完成功能,更主要的是它的精神和生命力,它是有灵魂的。”将理性与感性完美融合,是何镜堂走进建筑殿堂的原因,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建筑师是半工程师半艺术家,你学建筑吧”

——他和一个职业邂逅,结下终生不解之缘,看似偶然,却暗藏睿智。何镜堂多次在人生重要关头展现出抉择的智慧,最终成就事业的辉煌。

1938年4月2日,何镜堂出生于广东东莞。

地处珠江三角洲,东莞河涌密布、荔林处处。充满生机的亚热带风光,启蒙了何镜堂最初对美的感知;闲暇时跟随哥哥在东江之畔写生,则让他对岭南水乡的韵致体悟更深。

恬淡的生活持续到高中毕业。

“我喜欢数理化,也喜欢画画,大学读什么呢?”老师一语点醒他:“建筑师是半个工程师、半个艺术家,那你学建筑吧。”就这样,何镜堂考取华南工学院建筑学专业。

大学时期的何镜堂

“我读书还是蛮勤奋的。”轻描淡写一句。然而,他写硕士论文时的一段插曲,后来成为华工的“励志传说”。

1964年,何镜堂去北京为毕业论文准备资料,他找到一本很切题的英文书,可是手边没有复印设备。他当即决定,把书抄下来。

教育部西单二龙路的小招待所里,一瓶墨水,一杆钢笔,一叠裁好的透明纸;坐在板凳上,以床为桌。不分昼夜,他硬是把这本60页、图文并茂的书抄录下来。

你很难评判何镜堂的成功是源于天赋,还是倚靠勤奋。或许就如他自己所说,以智慧和汗水书写美好人生。

1963年何镜堂在常德调研

“毕业后想大干一场,却无法从事建筑创作”

——人生总会有挫折。他躺在田边地头树荫下,仰望丽日蓝天,感慨世界白云苍狗般地变化,内心彷徨:“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下去?我的建筑师理想能实现吗?”

27岁,何镜堂硕士毕业,正当他想大干一场时,困难不期而至。此后18年,他无缘触碰挚爱的建筑事业。

毕业后,他先被分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建筑单位,却没人搞建筑。不久单位也被取消,他被迫当起农民。

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才会结束。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彷徨之中,他聊以消遣的是画速记,寥寥几笔,也能连缀起与梦想的距离。

上天眷顾勤勉之人。一年后,他被分到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与同在北京工作的夫人团聚。但是轻工业部主要是设计厂房,很难进行建筑创作。

“我要在这个单位熬到60岁退休吗?”他心有不甘,希望找个地方发挥专长。彼时,他回广州探望母亲,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他感受变革与发展的气息;同期华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刚刚成立,希望他能归队。

1983年5月4日,何镜堂举家从北京搬到广州。这被他称为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策

“用了16年,我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了”

——人生有点戏剧性,“我是45岁起步的建筑师。45岁之前,我没有一篇文章,没有一个像样的作品,没有一个奖;45岁之后,我用16年抢回了失去的时间。”

回到广州的第三天,机会就来了。

“深圳科学馆在招标,不知道你能不能参加?”听说消息时,何镜堂正在五山买搬家的东西。行李没运到,房子没落实,招待所里,他和妻子连轴工作二十天,最后一夜甚至通宵,终于完成模型。

何镜堂与夫人设计深圳科学馆

第二天一早,何镜堂坐车赶往深圳。“那时的深圳速度真得很快,下午评标,黄昏时我们就被告知中标了。”45岁,他终于打响了人生的第一炮。

从此,何镜堂立下“三到位”的奋斗方法——每个工程都要做成精品,都要得奖,做完后都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作品质量有保证,创作机会也越来越多。何镜堂的人生走向顺遂。

1992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1994年,被评为中国设计大师;1997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1999年底,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用16年抢回了失去的时间。

期间,他曾有机会移民美国,却选择留下,“我所有的机会都是国家给的,我的事业就在中国。”这被他视为人生第二个重要决策

耄耋之年仍奔忙在设计一线的何镜堂

“过去就让它过去,当了院士也从零开始”

——光靠一个人是做不出建筑的。“我感恩社会给我机遇,感恩我的学生帮助我。我有一批非常好的学生,我教他们建筑,他们使我变得年轻。”

1999年,61岁的何镜堂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大多数人以为他将退居幕后时,他却做出人生中第三个重要决策——从零开始,重新奋斗。

当时正值全国大学大发展,他带领团队投入校园设计竞赛。全国200多所大学设计都出自何镜堂团队手,他因此被称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

同期,他主持创作了许多文化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钱学森图书馆青岛G20峰会主会场……

若以院士身份竞标落败,不会尴尬吗?这些对于何镜堂来说都不是问题。他常对学生说:“不要怕输,输多会赢的。”

采访期间,何镜堂的博士陈思瀚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凌晨两点多还在为一大早的汇报沟通准备和讨论,希望一切顺利。”配图正是伏在桌案前修改方案的81岁的何镜堂。

耄耋之年,何镜堂仍奔走在建筑创作和人才培养的一线。未来,他希望紧跟时代发展,用建筑作品记录激变前进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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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4

  • Django是我 2019-06-18

    赞👍

  • fm599320 2019-06-18

    [得意]

  • 我就是你 2019-06-17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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