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评｜对话蒋蓝：“细节是我们铭记历史往昔的钥匙”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张耀尹

蒋蓝秉承“向山川与民众求智”的信条，在书本与大地之间，上下求索，东奔西走。在《踪迹史》中，蒋蓝一如既往地发挥他的综合本领，动用了他诗学、哲学、史学、地志学的积累，采用散文、小说、诗歌、议论文等多种方式，去试图在纸上逼近、还原、呈现往日图景。在蒋蓝自己的内心，有着怎样的踪迹？以《踪迹史》为线索，封面新闻对话蒋蓝。

封面新闻：《踪迹史》为什么选择唐友耕为中心来进行创作？

蒋蓝：古人云：“一路脚迹进，一路脚迹出”。唐友耕的踪迹把我引向了晚清时节的滇北、巴山蜀水的山野。一个没有被历史的手电筒照亮的人，未必就是庸碌之辈。我将他从梦田里拉出来，我也许就成了他的敌人。我是在阅读翼王石达开的相关史料时注意到唐友耕的。唐友耕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人物，但他从来没有被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还原、打量、书写过。他十几岁苦练武功，为父报仇手刃数个仇敌后，亡命江湖，依靠武功成为当地“帽顶”（袍哥老大），又是烟帮的头目。后来参加李蓝农民起义军，在攻打宜宾时“觉悟”，投靠官军，开启了他倒转刀头、一心维护正朔的人生。一步一步获得提升。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只能把杀戮视为人生的最高律令。一个人从杀戮中获得技艺，从血泊中提纯对生命的经验，并扩展至他的刀刃之外的世界。他还与四川很多大人物有关。由他的人生踪迹与感情踪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云南的官场规则、司法内幕、军队实情、社会经济水平、起义反抗者的激烈缘由以及当时的民情与民俗。

封面新闻：石达开到底什么特质在吸引你？

蒋蓝：如果揭开“农民起义”这个标签，石达开首先是一位义气恩重的人物。在他的一生里，没有“投降”这个词。他有很多机会逃走，但他以忍受凌迟之力，实现了“舍命以全三军”的诺言，让四千多子弟兵活了下来。其次，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一代群雄里最为悲剧性的人物，他是大智大勇者，他的一生成为了中国古代英雄的最高范式。在我书写石达开等四人在成都遭到骆秉章凌迟的一章里，你会发现，我用想象去修复历史的写作秘密，而不是采用虚构和戏说。

封面新闻：人们评价历史人物往往有固定标签，你是怎么入手分析历史人物的？

蒋蓝：我反对这种“标签式”的研究与写作。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是复原，非虚构写作的最高目的就是呈现真相，而不是急于总结历史规律、急于做出道德判断。

封面新闻：“踪迹史”的写作经历过怎样的学习、琢磨过程？

蒋蓝：“踪迹史”是我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在这个过程里，思考了很长时间：踪迹史与传记有区别吗？传记是为传主服务的；踪迹史不是为传主树碑立传的文体，它是利用一个人物的自然地理行踪与交际行踪，从而勾勒出的一个具体时代的山川风物、具体人物的生老病死与时代作用于具体人事的喜乐伤痛。“踪迹”是我研究历史的方法论。

蒋蓝在采访

封面新闻：你有巨大的阅读量，阅读内容是怎么具体进入你的写作之中的？

蒋蓝：听众总以为我记忆力很好，其实记忆是有感情的记忆。巴蜀史料（纸上的和田野的）我一直在收集、阅啊。我总是在大地上不断寻找这些史料留下的现实痕迹和体温，这叫田野还原法。我做了详细的阅读笔记，一查即有，并在写作中予以引证，就手到擒来。散文中的考据，散文里的跨文体，散文里的思想崛立，一直是我思考的所在，散文如何与历史地理进行结合，我想，《踪迹史》做到了我所能做到的极限。比如，围绕1850—1949年这一百年的西南史料，人物、风物、名物、传说、地望等等，我搜集的这方面资料比较多，逐渐在我的视野里形成了一种我的分类法：人物类、风物类，小处着眼，细节是我们铭记历史往昔的钥匙。

封面新闻：一些被称为是“二流历史人物”的，被你发掘出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来，这种能力是怎么形成的？

蒋蓝：我是一个有些另类的作家。发现被宏大历史叙事所不屑、坦然忘记的人物，是我近十几年努力为之的工作。因为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空间所固有的特殊痕迹与际遇。这需要发现之眼，需要另类的反向思维。发现之后需要有目的地阅读与考察。这种能力既有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天性，也有后天持续多年的修为，但后天的努力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