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王士强：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者——阅读朱涛

王士强/文

朱涛出生于1960年代，在诗歌黄金时期的“伟大的80年代”开始写诗，塑形了其诗人身份。尔后，随着时代语境的迁移（和那个年代的许多诗人一样），他投身商海，更多地忙于生计与事业，诗歌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对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说，诗歌是宿命性、一辈子的事情，是不可能真正远离的，它如深埋地下的种子，一俟条件许可，便会生根、发芽、成长。对于朱涛而言也是如此，在停笔多年之后的2008年，他又重新开始了诗歌写作，这自然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回归，是他与诗歌的重续前缘，以及他与诗歌之间关系的确认和加固。归来后的朱涛有着良好、稳定的写作状态，或许可以推断，朱涛会是一位“终生诗人”而不仅仅是“阶段性诗人”了。

作为诗人的朱涛起步于1980年代，他的身上有着明显的“1980年代”的烙印。他的诗歌主导性的构成方式是意象，这是“朦胧诗”的典型特征。“归来”后的朱涛依然不改对于意象方式的青睐，在当今诗歌写作风尚已数度转移的情况下，他坚持这种已经被许多人认为“过时”的艺术方式，其间着实有着别样而深长的意味。显然，他并非是“不能”进行其他方式的写作（有的颇为流行的诗歌写作其难度比之意象写作要简单、便捷得多），而实在是“不为”。可能的原因，是他在意象写作之中所得到的快乐是不可替代、他处所不可得的，其中有着无穷的语言和生命的奥秘吸引他去探索，故而他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对朱涛而言，诗歌主要的不是抒情，不是叙事，而是对现实进行深度加工和处理，营造一个有异于此时此地的彼岸世界。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更美的，却无疑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和自由度。对朱涛而言，意象，正是一种抵抗，是他向世俗“说不”、放飞自我、重构世界的一种手段。“80年代”最为显明的特征是理想主义，对于朱涛来说同样如是，他在骨子里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过，朱涛的理想主义不是宏大、高亢、概念化的，不是那种充满鸡汤和励志色彩、实则空洞虚假的“正能量”言说，他近年的诗看起来更像是对理想主义的反写：阴郁、晦暗、变形、亵渎、嘲讽、混不吝……不过，正所谓物极必反，如此这般或许更加证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可以说，他是一个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由此，他与1980年代“朦胧诗”式的写作区分了开来，其写作的意义和辨识度也凸显出来。如果仍然是1980年代的“朦胧诗”、意象派写法，在当今时代只能是新意无多的重复，意义不大，而这种对理想主义的反写（深层当然仍是坚持）则切入了时代生活的内部，能够对之做出有效的揭示、剖析与反思。这种写作是有效的、及物的，也是与时俱进、更具现实性的。

朱涛的诗词与词、词与物之间多为远取譬，相互之间没有显在的关联，寻常的、显在的关联已被弃置、清洗掉了，而更多是陌生的关联，甚至是强行扭结到一起，具有一定的语言暴力色彩，他的诗是语言的搏斗。朱涛的诗总体而言是滞涩、混沌、不太好读的，当然，也极具张力，增加了寻思、品味的空间。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而语言的暴力当然也是世界的暴力，语言的图景正是作者世界图景的显形。不过，语言中的“暴力”并非负面价值，有时恰恰相反，它既可能是对现实之暴力的呈现和渲染，同时也可能包含对现实之暴力的控诉、审视和消解。在朱涛这里，他的诗包含着内在的紧张、矛盾、纠结、撕裂、创痛，他同时也在与之搏斗，他保持着对世界的“愤怒”，不合作、不妥协，执拗地与之缠斗。这种语言状况显示的是内心的、更高层面的自由度与可能性，它向庸常说不，而实现了对于世界、对于自我的重构、再造与想象。

朱涛对生活有着别样的理解与关切，他的视角独特，所见所闻也有异于常。他关注的是生活的背面，是生活的真相和秘密。比如，他注目生活中的“隐形人”：“用密室的光清洗种子/伤口看不见/隐形人在幕后拉琴/捕捉敌人”（《隐形人》），他们是生活中的另一种存在，往往是被习焉不察而忽略、遗忘的，但在诗人这里，他们是重要的，是关注和思考的起点。又如，作为“光明之子”，诗人礼赞、追求光明似乎天经地义，而朱涛却偏偏“向黑暗致敬”，他在诗中写：“角铁瞬息获取的平衡/被天才摧毁/用倒立的头走路//天空结满虫眼的歌声/烧掳它/要添加成捆过冬的旗帜//霜冻提前到来/黑暗黄蜂般的火药/在冰河粗犷的白色骨头里/尽情开花//灰烬温暖/舞蹈的明日之星”（《向黑暗致敬》），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紧张感，一切都是矛盾、不安、对立、动辄得咎的，如此，他歌唱黑暗、寒冷、灰烬，正是看到这其中蕴含着相反的质素和改变的希望、“明日之星”。黑暗与光明、寒冷与温暖，绝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其相互之间的彼此依存、转化、共生是更为内在和本质的，朱涛的“向黑暗致敬”是包含了睿智、哲思与洞见的。基于同样的逻辑，他摒弃“柔软”“温暖”，而决意在内心种植“铁”，并“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诗中写：“铁,在我的体内种植/三角架,与最初的肋骨。/现在,它们生长、扩大、旋转/如深不可测的黑洞的天空。/在时间饥饿的搅拌机里坚挺/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唯有如此的“铁”，才能“在时间饥饿的搅拌机里坚挺”，才可能与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这头冷酷的巨兽搏斗、对峙，获得生机而不被其吞噬。也唯有如此，才更有可能求取公平与正义，“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关注生活中细微的、被忽略的声音，重视生活中的弱小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这是一种伟大的写作伦理的体现，也是一位诗人的本职和本分，是区分一种写作其价值意义的重要标尺所在。

据说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每个人实际都是在向死而生。唯其面对死亡，才有了生之可贵、尊严与价值。面对死亡，每一天都是“余生”，每一天也都足以成为一座“纪念碑”：

每天我都会躬身碑下
插一朵花
培一撮土
恭祝它
飞扬跋扈直入云霄
以烟的姿势俯视曾经不可一世的尘埃

每天我也会以螳臂挡车的人墙抵抗它
蔓延
——《余生纪念碑》

这里面体现着个体的清醒、不屈与奋斗。空空色色，色色空空，长远来看人生终归是一场悲剧和空无，但在此过程中，人还是需要有所作为、有所“抵抗”才叫活着，哪怕是螳臂当车，哪怕必然失败，也需要有所抗争，正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其中体现着人之为人的光荣与尊严。“每天我也会以螳臂挡车的人墙抵抗它/蔓延”体现着一位诗人的敏识与勇毅，广义而言也正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着的实践，极具涵盖力。在《很快》中，他写人生之“快”：“我怀抱火焰奔跑。一路/所向披靡/如落叶荡秋风”，人生确乎是一个加速走向死亡的过程，攸乎一瞬，白驹过隙，而“下午的秃鹫加入送葬的队列/我被雨点的蝙蝠围攻/很快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和镜框里的笑”；《歧路》中写“死神”：“死神是最勤劳的清洁工/它的篮子永远有捡拾不完的花”；《肥皂心》中写“童年”，小孩子“我有一颗肥皂心/加点水，轻轻吹/水泡就能飞上天//阳光下更薄/如梦如幻//小孩子喜欢。虽然不知道/只有五分钟的童年”……直面死与生，才有真正的悲与喜，才有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与人生之暂短相比，死亡才是永恒，向死而生者才可能真正参悟生存的真谛，获得真正的人生智慧。

朱涛并非一个沉湎于个人天地、不问世事的诗人，实际上他对于时代生活有着自己的思索、发现和态度、立场，他的诗同时也表达着他的社会关切。只不过，和他深度意象的艺术表达方式相匹配，他的表述不是简单、直接、直白的，而更多是曲折、隐晦的，曲径通幽、百转千回、藏而不露，需要耐心细致地“意会”、寻索。《杀身之祸》一诗只有短短七行：

把妓女当恋人
因此遭到天谴

人肉市场隐蔽
但支撑国家运转

他夜夜读书
不知深浅
一脚踩入深海

这其中对于世态、世相的书写，是具体的、写实的，但更重要的，它又完全可以看做写意的、象征的，其重心并不在于表面的现象，而在其内在的机理。这首诗完全可以当做一部寓言或诗剧来读，包含了巨量的内容和强烈的张力，有很强的情节性和戏剧感。妓女、恋人、人肉市场、读书、深海……作者呈现了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召唤性的结构关系，然后，他惜字如金，就此打住，而不同的要素之间却自行开口、展开对话，进行着“自动写作”。这自然是极好的状态：作者退后，而作品具有了生命，自己走上前来。《游戏者》一诗写的是沉迷于电子游戏的一族：“眼晴被扫射成瞎//当战车上的大统领/从衣袖里抖出千只白鸟/犒劳潮水般相拥的蚂蚁队伍//他再次像他们/复制的一个木偶/张开鸡皮疙瘩/振臂高呼/万岁”，这是一种当代生活、后现代生活，弥漫着不真实感。到最后：

他忘了游戏者的身份
当扔完最后几枚硬币
夜色的灰将包围他
回到桥墩下的铁皮屋

两者之间的反差不可谓不大，它是现实的，又是虚拟的，虚拟性中包含了强烈的现实性，可谓鞭辟入里。诗作名为“游戏者”，写得也放松，看似戏谑，内在则是非常严肃的，他并未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解构中失却对于价值意义的追求。《纽扣里的风暴眼》颇类于对社会生活的正面强攻，道出了他的怀疑、反抗与对真相的逼视：“当哼唱的时代敞开衣衫/我们同时看见了对方烧焦的胸毛/那轰然倒塌的蜡像”，这里面所体现的，与北岛壮怀激烈的“我不相信”有着同工之秒，虽然表达方式上颇为不同，其内在精神上无疑是相通甚至一脉相承的。这一点对于理解朱涛诗歌是重要的，是他的诗在后现代、游戏、无深度等等表象背后的“秘密”，在后现代的面孔、面具之下，他仍然有着现代主义的追求，这也是他之为一个“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所在。

所以，他对世界仍然有一个肯定性的期待与信念，他有怀疑，有愤怒，有搏斗，有苦痛，但最终，他仍然愿意“相信”。他信任“美”，信任“人”，信任现世生活，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其高冷、“战斗”姿态的一种矫正。痛苦、磨折、历练之后，会有一种美的形式出现、矗立于世：“美得像一枚指针/直刺云霄//怎样的熔炉/配得上如此灼热的火苗//一定是火山喷发/埋下的雕像/让后来的一切痛/显得那么轻”（《美得像一枚指针》），非经痛苦与烧灼，不可能有如此的美熔铸、留存下来。他对世俗生活也并不是拒绝而是拥抱的：“早晨的市声救了我们/一把洋葱一串葡萄/半只鸡和一坛雄黄酒”（《献身》），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沉迷于繁复的意象森林和缈远的彼岸世界中，他的立足点仍然在现世生活、在人生、在此地。

所以，他需要回环往复，需要左顾右盼，他需要搏斗。这是语言的搏斗，也是生命的搏斗，如此，方有改变的可能。就此而言，朱涛是一个有抱负、有野心的人，他有着强大的革命（本源意义而非政治意义）意志，他没有被世界所改变，而仍然在努力地试图改造语言、改造世界。面对如此的超稳定、强大无比的庞然大物，这样的努力成效不可能明显，甚至几无胜利的可能。他是一个超级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寂寥中进行着他的奋斗，单枪匹马，只手空拳，如孤独的堂吉诃德。这是他的选择，或许，也是他的宿命。尤其是，他乐在其中、乐于如此，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那在语言中劳作的人，也必将得到语言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