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真的“荒淫无度”吗？ 神秘出土文物能否颠覆历史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屏风”（铜镜镜背）上的铭文。

2015年5月，竹简被发现时的状态。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被汉武帝称为“谤书”的《史记》，竟然出现在海昏侯刘贺的墓中。

刘贺去世时，距离《史记》成书仅几十年。刘贺怎么会“当代人读当代史”的？他又在看什么呢？

“透过竹简上的《史记》文本，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刘贺当时关心什么问题，比如是否涉汉武帝时期的一些人物，包括皇室成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认为，因为刘贺特殊的身世和经历，通过这些可以一定程度推论他当时的心态，如果这些竹简《史记》上的内容，同他的命运有比较密切关系，这就更值得关注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

辛德勇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地理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今年10月，他的新著《海昏侯刘贺》正式出版，这也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

竹简文本应该是《史记》中一卷的某部分

封面新闻：海昏侯墓的考古报告中提到，5000余枚竹简包含《史记》的内容，这对当前流传的《史记》会有所不同吗？

辛德勇：关于墓中《史记》竹简，我自己推测，竹简可能残破得很厉害，另外墓中发现的史记应该不是全篇的，应该是其中一卷的某部分。

写本时代有个特点就是一般只抄写自己感兴趣的篇章，这从敦煌的写本文献也能看出来。《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要全抄起来，工本、时间都相当耗费的。

仅仅是部分章节，我们能见到西汉竹简上的《史记》写本，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竹简内容跟现在流传的基本一致，就说明我们今天见到的《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没有产生大的讹变，基本保留了司马迁著作的原貌，这样竹简的价值其实更大，不是说内容跟现在的一样，竹简就没用了。

封面新闻：如果文本基本一致，就说明我们现在读的《史记》没有经过篡改？

辛德勇：是这样的，篡改的可能不是很大。

在司马迁去世后，原本《史记》有很大一部分遗失掉了，后人进行了增补。这些后人补的部分，有的非常清楚，我们一看就知道哪一卷是补的，但有些就不太清楚，这样就造成了一些早期文本和司马迁原著的差异，这是流传过程中产生的。

不过，按照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文字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前人已谈过，后世在抄写过程中，《史记》原本里的虚词被简掉了。

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刘贺当时关心什么问题

封面新闻：从刘贺陪葬《史记》一事，可以看出当时皇家对司马迁《史记》的态度吗？

辛德勇：不能代表官方态度。首先我们要知道，西汉时期还没有形成朝廷对意识形态严格统一的控制要求。实际上下边，大家可以按各自喜好阅读各种书籍，和官方整体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有强烈的一致性，所以说一定程度上还是多种多样的。

以《史记》记载的董仲舒建议为例，被后人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实《史记》里没有这样的说法。在西汉社会，其他各种思想仍然还是存在的，只是官学里以儒家为主体，但社会上并没有达到“独尊儒术”的程度，儒家思想全面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是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的。

封面新闻：《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史记》刚刚完成后，它在西汉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官方对它是什么样的态度？

辛德勇：《史记》这类书写历史的书籍，在当时不是绝对的主流。当时官方写历史主流是类似《竹书纪年》这样的，记着每天发生什么事，逐年逐年这样记下来的。

《史记》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书，它是司马迁的个人著述。以前有人说，汉武帝看到这部书后不高兴，说它是“谤书”，诽谤汉武帝。这部书后来没有很好的流传，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和汉武帝直接有关的孝武本纪就遗失了（《史记·孝武本纪》出自《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为《史记》12本纪的最后一篇。学者考证现流传文本为西汉末年人褚少孙增补）。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真的有汉武帝不满意这件事，也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史记》还有别的篇章流传下来了。

造成《史记》文本来源复杂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主要可能是这一类著述，当时在社会上特别感兴趣的人不是特别多，在社会上流传的范围有限。当时大家感兴趣的是书信、谈思想观点和方法一类的文字。

封面新闻：刘贺去世时，距离《史记》成书仅几十年时间，可以说是“当代人看到当代史”，如果未来竹简中《史记》部分清理出来，比如说某个篇章某个章节，我们是不是能看出来当时刘贺关注的内容，结合刘贺的“废帝”身份，是否能推断出他当时的心态？

辛德勇：如果能从竹简中看到内容，这肯定跟刘贺的兴趣是有关系的。

你刚才谈的这一点很好，就是我们透过这些竹简上的《史记》文本，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刘贺当时他关心什么问题，比如是否涉及到汉武帝时期的一些人物，包括皇室成员。

因为刘贺特殊的身世和经历，通过这些可以一定程度的帮助我们推论一下他当时的心态，如果这些竹简《史记》上的内容，同他的命运有比较密切关系，就更值得关注了。

我看《史记》也看得比较多，我也热切希望能读到海昏侯墓里的竹简本。

海昏侯墓竹简影响力有限

封面新闻：这次海昏侯墓发现了5000多枚竹简。我们知道之前清华简、竹书纪年等竹简文献对我们认识古文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甚至是颠覆性的，这次海昏侯竹简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吗？

辛德勇：整体来说，影响程度要达到清华简，我认为可能远远比不了。

首先，海昏侯墓简在地下的保存状况可能比清华简要差很多，比西晋时发现的《竹书纪年》当然就更差了。保存的状况不好，就意味着会有缺失，无法和留下完整篇章。

另外，通过部分正式学术途径公布的情况来看，海昏侯墓的竹简没有发现特别重要的典籍和文献。现在知道的最重要的就是《齐论》，但有一些说法恐怕不一定可靠，比如说在海昏侯墓考古成果积展的《五色炫耀》那本书里提到一支竹简的内容是《易经》，我觉得恐怕不是，从内容上看跟《易经》差别很大。

就出土竹简文献来说，在思想文化典籍方面，最重要的发现一个是郭店楚墓竹简，一个是清华简，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一等发现；在公牍、文牍史料方面，最重要的是张家山汉简。

海昏侯墓的竹简文献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跟他们不在一个量级。不过，像郭店楚简和清华简，那是很难碰到的，千载难逢。像以《竹书纪年》为代表的那批先秦典籍，在西晋被发现时已不是第一次了，前人也在很多墓中发现简牍，历史文献也有记载，但为什么只有少数几种流传下来，那确实是本身价值大。其他很多都是稀里糊涂的历史文献，发现者也稀里糊涂看看就扔掉了。

海昏侯墓内出土的奏章副本木牍，有“陛下”“海昏侯臣贺”“呈太后陛下”“元康四年六月”等字样。

海昏侯墓内发现的奏牍，写有”元康四年六月“等文字。

封面新闻：在海昏侯墓中还发现了一些木牍，上面文字的书写也都非常优美，单纯从文字角度看，它有独特的价值吗？

辛德勇：文字肯定也有价值，但没有十分特别独道的价值。汉代的文献基本就是隶书了，西汉时期的隶书，在海昏侯前也发现过很多了。

当然从研究角度看，文字还是越多越好。你看已公布那些木牍的文字，都书写得非常漂亮，这就是当时的书法水平、书法艺术。

早期我们文字并没有完全定型，通过这些字可以看到西汉时期，那些字的通行写法是什么。

比如说海昏侯的“昏”，出土文献上写的都是“昬”，上面是“民”不是“氏”。 “昬”，西汉人通行这样写，在东汉的石碑里也看到这样写。这次我们又加了例证，西汉时期写给朝廷很庄重的奏牍，虽然是副本，“昬”字也这样写。

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上面用墨书写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样，昏写作”昬“。

西汉时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当时“昬”按形声字来处理的。但这个字，最初造字不是一个形声字而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讲，氏字原来下边是有一点的，就是“低”字的原始字形，它表示太阳低到地皮了，表示这个时候的时刻。但当时西汉人没这样想。

等到了唐代，官方认为“昬”自要避讳李世民的“民”字，就改成现在这个“昏”，但实际上改对了。

文字的变化是很复杂的，但不是毫无规律的变。就像我们现在电脑打字出错的原理，知道用的输入法是什么，就知道是怎么错的了。

通过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西汉的字，一个是字的艺术价值，另一个是历史价值，就是上面提到的。

出土文物能否颠覆文献记载？

封面新闻：刘贺的老师中，有像王吉这样的大儒。当时刘贺身边的官员是朝廷派遣的还是自己聘的？

辛德勇：按西汉制度，海昏侯府中的官员，主要由朝廷委派，至少是像王吉这样高层次官员是这样的。

封面新闻：在海昏侯墓中发现了大量文献典籍，包括《齐论》、《史记》等，有人据此认为史书上关于刘贺“荒淫无度”的记载有问题，甚至说通过这些出土文物能颠覆对刘贺的认识，您认为呢？

辛德勇：不赞成这个说法。

人的行为，内在修养，很复杂，不是根据他读什么书就能推断出来的。

包括《齐论》在内的一些儒家经典，出现在刘贺墓中，我认为直接能推断出来最重要一个结论是，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倡尊重儒术之后，在西汉的皇室成员教育中，儒家思想占据了绝对主体的地位。

这些教育对刘贺的成长有没有影响呢，一定会有，但并不等于他的思想、行为会按儒家要求去做。要是那样的话，如今上大学的人一定比没上大学的修养好，名牌大学的学生一定比一般大学的好。

总之，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只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不能、甚至根本无需期望对《汉书》记载的有关刘贺的基本史实做出什么翻案文章。

研究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文献。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内）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对立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以为所有问题都要依赖考古发现来重新证实，以为新发现的一定就是更好的，动辄就想用后者来颠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