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457)|甘肃静宁县境内的战国秦长城

中国甘肃网 2019-04-04 10:47 27647

郜湾村出土的先秦冷兵器——戈

长城遗址上发现的具有战国时期典型纹路特征的瓦片

芦湾梁长城烽燧遗址

战国秦长城静宁段走势图 制图:王栋

芦湾梁秦长城遗址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特约撰稿人 李娟淑

静宁,“据兰会之肩,通河陇之道。左枕六盘,右跨安会,前控秦陇,后拒萧关”,素有“陇口要冲”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境内的战国秦长城遗址,据考证是比秦始皇所修“万里长城”还要早的“先秦长城”。

在静宁县境西北,一条蜿蜒折行的战国秦长城穿境而过。作为古代军事工程,它更像一条横亘时空伏地蛰行的巨龙见证着千载风云变幻。长城内外曾上演了无数血雨腥风的王朝更替。周有猃狁,秦有犬戎,西汉有匈奴,东汉有羌人,十六国有“五胡”,隋唐有吐蕃,这些少数游牧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在静宁境内逐鹿争雄,苦战不休。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记载,北宋曾在西北边疆“缘古长城而开浚壕堑”,其中有北宋宦将周文质率军民于“静边寨”开掘边壕的详细记载,表明宋边壕就是在秦汉古长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来。

从宋人曾公亮等所撰《武经总要》中“隆德寨,天禧初筑寨,属渭州……东至笼竿城六十里,西至边壕四十里,南至静边寨四十里……”及“德胜寨,旧属渭州,天圣中筑,与隆德、静边寨抵秦州界……”等文段可看出,静宁境内确有长城。

《静宁州志·文艺》篇中也明确提出“静宁东接六盘,西通金城,北近长城”。《隆德县志·舆地》中亦载明“秦灭义渠,筑长城以御,此地西北六十里有长城遗址”。

而朱耀廷等所编《古代长城》一书明言:“战国秦长城穿过定西、静宁之间的华家岭地区而进入宁夏南境,跨过葫芦河。”这些记载,均表明静宁确有秦长城。

静宁最古的历史地名为“成纪”“阿阳”,均在秦之前早已存在,在战国时为秦国边疆要塞。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年),秦穆公伐西戎,灭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自此秦国势力到达静宁县境。

此后300多年里,秦与诸戎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最终,孝公时夺得陇西之地。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0年),秦昭襄王灭义渠戎国,置北地郡。静宁县境正式成为大秦毗邻外族的西部边陲要地,其军事防御意义不言自明。

其时,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开始越来越强大,不断掳掠秦国北部边境。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战斗力极强,经常突袭,而战国中前期的秦国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行动迟缓,很难抵御骑兵的掳掠袭击。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秦国在实行兵制改革的同时修筑“拒胡长城”,并派军驻守。该长城西起临洮,自渭源、陇西、通渭横亘而来,从静宁县境西北穿过,进入宁夏西吉,绕六盘而北走。因此,静宁秦长城是昭襄王时期所修长城的一部分。

秦亡后,西汉王朝仍以昭王长城为防御西北匈奴的重要军事屏障。《汉书·高后纪》中记载,汉高后六年(前182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长城内外燃起战火。

至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复派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及萧关(历史著名关隘,位于今宁夏固原市东南),杀北地都尉,掳掠人民、畜产甚多。

与此同时,在距萧关不远的成纪(静宁南),一位凭借世传弓法、射得一手好箭的孤勇少年李广以良家子从军,纵马出塞,抗击匈奴,开启了他保家卫国的人生征途,其一生身经大小70余战,是历史上让匈奴闻风丧胆的“飞将军”。

纵观整个文帝时期,匈奴几至连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而那时的边境,烽火经年不息,依次向长安传递着紧急军情讯息。阿阳境内毫无例外的烽烟时常升起。

很多人认为,长城就是八达岭上雄风威峙、势如巨龙的“石垣石墙”,事实上,明代因有成熟的制砖技术,多以巨砖砌筑长城的内外檐墙。

而据《史记》记载,先秦长城以“因地形,用险制塞”“就地取材、因材施用”为建筑原则,多以夯土瓦砾块石片石等混合筑成。

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静宁段战国秦长城现已坍塌匐倒,面临销迹灭踪的命运。由于静宁境内山体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地势复杂,加之千百年来战乱纷争导致文化断层严重,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平田整地等人工工程影响,使得地表上已无完整的墙体遗存,很难找到各类有关长城的信息资料。风剥雨蚀了千年的长城,其具体走向存在多种争议。

要弄清静宁战国秦长城的走向,就必先厘清秦汉阿阳城址与秦长城之间的关联。战国秦长城静宁段主要分布在汉阿阳县地界。但从1995年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阿阳禁印”封泥来看,阿阳城在秦时就已存在,且绝非普通边城,而是不受陇西地方行政机关管辖,由中央直接管辖,类似王家宫苑类或举行游猎活动的所在。

“阿阳禁”有可能是为秦始皇西巡陇西专门设立的禁苑行宫。另据出土文物推测,“阿阳禁”也有可能始设于昭襄王筑长城之时,最大的可能是设于阿阳的军事性机构。

那么,作为国防工程的长城怎么可能从秦行宫或军事重地“阿阳禁”经过呢?两者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在静宁境内存在大量宋边壕遗址。而北宋边壕静边寨段与战国秦长城静宁段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专家王科社研究认为,宋边壕基本上沿战国秦昭王所筑古长城开掘,充分利用先人遗留城壕改造成防御西夏的军事防御工程边壕,但局部地段因宋夏边界实际而并不重叠。

事实上,静宁当地从未放弃过对长城遗址真实走向的探求。无论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力量,还是以王健、杨乐亨为代表的民间志愿者力量。

最终,在这两支力量近5年的通力合作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真实的静宁战国秦长城遗址走向浮出水面。

2014年9月6日,由静宁县博物馆馆长刘桂花、甘肃省博物馆王科社、原静宁县博物馆馆长杨铎弼、李氏文化研究学者高世祥、民俗学者王知三及志愿者王健、杨乐亨等10人组成的考察队,开始考察路线,发掘“证据”。

杨铎弼,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本地历史文物收集的守护者和奠基人。作为当地有着丰富经验积累的长城考察专家,其严谨的探求精神和孤军奋斗的吃苦精神赢得了同时期人们和后辈的极大尊敬,常受邀为年轻人讲课。

来自省博物馆的王科社是静宁人,搞清楚战国秦长城遗址的确切走向也是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王健,原本只是一名文广系统的退休干部,2014年,他和另外一名志愿者杨乐亨受邀参加了县博物馆重新组建的静宁段战国秦长城遗址考察队。

没想到的是,起初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的王、杨二人却在此后的考察活动中成为考察队的主要力量和向导。

五年来,王、杨二人在静宁西北的山梁沟峁上来来回回盘桓不下上百次,跑过的山路逾计1万多公里。逢人就问,请教过数百人,写了近十万字的考察日记。

四年来陆续发现了四河镇豆家石咀,红寺镇郜湾、张家寨子,界石铺镇祁家咀、王家崖、关湾,三合乡的褚家寺、原安镇苏家咀等长城遗址点和烽燧。

在古诗词中,以“紫塞”称长城屡见不鲜。明代静宁知州祝祥所写《烽台远眺》一诗:“闲上高台望故乡,蓬莱宫阙正微茫。三峰接近秦关险,二水遥连蜀道难。紫塞尘清牛牧野,碧天云净雁啼霜。杨雄欲献河东赋,圣德于今被八荒。”

古籍解释,因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故称“紫塞”。而在被认定为战国秦长城遗址的四河镇晨光村的峰咀梁上,当地村民贾守宗、李忠义等指认了一条雨后非常明显的5—6米宽的长城“黑线”,并称“黑线”上种的草或农作物比别处短三分之二,且土质坚硬油腻不易挖掘。每逢淋雨,周围土壤早已风干,长城土却依然湿腻粘手。经确认,这条黑线实为长城遗址。

沿公路向西行约3公里处是散布有大量战国秦瓦砾的芦湾壑岘,此处发现长约200米的残墙、烽燧、壕沟,及散布于周围的各种具有战国时期特征的残瓦。此处被认定是一处很大的城障,也是通渭进入静宁地界的第一处城障。

在历次考察“盲区”四河田堡村马鞍子咀,发现了一处总面积11180平方米的城障遗址,在全省少见。并且还发现了静宁长城考察史上最大的收获——一件修筑长城时用过的石杵。这件石杵作为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物证”被收藏进县博物馆。

而在田堡马河的立立子川,发现了一处东西宽8米,分三层,每层厚20厘米的“基槽”,和陕西神木县战国秦长城基槽完全吻合。这处“基槽”的发现证明长城走向不是顺甘沟川南行,而是呈西北走向。

在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险要地形的四河镇豆河村豆家石咀的石山上,发现了一段长度超过30米的残墙。上有烽燧及大量板瓦、筒瓦残片等秦汉时期典型标本。

在红寺张家寨子发现了一处面积约2万平方米左右的城障,并周围散落大量战国秦代瓦片。据说,在红寺镇吊岔村郜湾还发现了一件浑身铜绿的战国兵器“戈”。

2018年更是收获之年。4月7日,王健、杨乐亨一行在红寺乡胡沟村东山梁、界石铺邢岔梁、朱山梁连续发现3处烽燧,并根据王清彦等村民提供的线索在水鱼村祁家咀上川一处先秦早期至西汉初,很大且非常重要的战国秦长城遗址。后又在临近的关湾村,发现一条长约500-600米、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宋代边壕。

6月1日,在63岁的村民王晓明引导下,王、杨又在原安镇的苏家咀一处崖边及沟坡上幸运地发现了一处战国秦长城遗址。这处战国秦长城遗址的发现,直接改写了过去认定的甘肃与宁夏秦长城确切的接头地点。

综合大量考察成果可以得出,静宁战国秦长城起自四河镇的芦湾梁,经刘岔、马鞍子咀、马河、豆家石咀、徐湾梁,绕经红寺镇郜湾、张家寨子后进入界石铺镇水鱼流域的祁家咀、王家崖、关湾村,再过三合乡褚家寺,行至原安镇苏家咀,盘上大墩梁后进入宁夏西吉县境内。

新发现成果,将战国中晚期秦国版图向西推出了约30公里。而巧合的是,新确定的秦长城走向与1935年中央红军过静宁路线基本一致。这从军事可能性上为新确定的秦长城走向进一步增添了说服力。

纵观整个长城走向图,可以看出,以界石铺镇为核心的地带,布置了两道警戒防线。除了长城,另外一道防线是与长城平行约向东南方5公里处,从靳家大湾到南坡川、郭家坝,再穿过公路至甜水岔壑岘直到蛟龙寺总长约7公里左右的壕沟,两道防线拱卫着约60里开外的“阿阳城”。

因为,无论从红寺梁翻入还是从会宁界袭来,只要进入开阔的界石铺镇川区,顺高界河南下,经高堡、李堡、土宫寨、韩川,抵谭店村,过一掀土直奔张家小河,越过红山咀,就可看见依葫芦河而建的大秦军事防戍中心“阿阳禁”。这条路在当时是自北南下的唯一官道。

基于军事布防合理性所做的上述分析,也可反推长城的真实走向。按当时地域形势来说,静宁段长城布防有三处可据险而守的险要关隘:四河镇的豆家石咀、红寺镇与界石铺镇交界处的三关口、界石铺镇的罐子峡(当地传说此皆为德顺军知军杨文广拒御西夏的著名关口)。

除此之外,界石铺一带的城防就显得尤为重要。假设界石铺祁岔梁一带的长城线失守,而二道壕堑防线也疏于防范,那么胡人的骑兵便可在当时最为肥美的高界河流域策马扬鞭、长驱直入。一路南下,只要横渡葫芦河,就能直捣“阿阳禁”、马踏大秦西大门了。

昨天的战国秦长城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归于寂灭。但厘清长城遗址的确切走向,是每个中华儿女心灵深处的潜在情结。在漫漫历史长河的冲刷下,长城已成为融入历史血肉和灵魂的文化载体。

静宁分管文化旅游工作的副县长刘桂香表示:“静宁县正在加紧完善《静宁县全域旅游规划》,静宁战国秦长城将被纳入其中。以此打造长城文化旅游带,拉动文旅经济,让‘新的长城’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为静宁文旅事业贡献新力量。”

昔日长城脚下的人们早已在创新发展的新时代征途上高歌猛进,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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