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讲堂｜西道孔子 世纪鸿儒——一代文儒扬雄

文/刘跃进

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

提起两汉文学，必然有大赋之美提起两汉文学，必然有大赋之美。提起大赋，必然有“扬马”二人。司马相如和扬雄，皆出自四川，人生轨迹颇为相近。那么，扬雄究竟有何大略雄才？3月25日晚，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四川省图书馆协办的“名人大讲堂”在四川省图书馆星光大厅举办了第七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刘跃进做客“名人大讲堂”，品评“西道孔子·世纪鸿儒”扬雄的千秋功过。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根据讲座录音整理，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一

蜀中遇良师

在讲扬雄之前，我曾经做了若干在讲扬雄之前，我曾经做了若干调查，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老师同学当然对扬雄很熟悉，但其他没读过这些专业的人大多不知道。扬雄不像杜甫、苏东坡几乎是人人皆知，可他在汉代却被称之为“西道孔子”，后来我给他加了一句“世纪鸿儒”。

当你要全面了解扬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平极其简单，思想极其复杂，复杂到你没话可说的地步。所以我想讲三个话题：第一扬雄其人；第二扬雄其书；第三千秋功过。

扬雄是怎样一个人？西晋时期的左思《咏史诗》说：“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唐代卢照邻《长安古意》说：“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在汉魏六朝乃至唐人笔下，他清高淡泊，一心著书。但是，这样的人，也会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竟被追捕，他吓得从百尺高的天禄阁上跳下来，差点摔死。当时人用“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之语来讥讽他。后来，他又作《剧秦美新》，为王莽大唱赞歌，这就引起了后人的巨大争议。朱熹作《通鉴纲目》，在天风五年（18）条下，他愤愤不平写道：“莽大夫扬雄死。”就是要把扬雄和王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禁会问：扬雄怎么又和王莽纠缠在一起呢？

扬雄一辈子仰望司马相如，做人、做事、作文，都刻意模仿这位前辈乡贤，历史上有扬马之称。杜甫《醉时歌》也说：“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但是两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政治环境不同，结局也大不相同。司马相如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活得从容不迫；扬雄则过于理想主义，活得有点窝囊。但不管怎么说，身处汉末乱世的扬雄，竟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法言》《太玄》和《方言》，写出气魄宏大的辞赋。这一点，司马相如也有所不及。

扬雄真是一个叫人琢磨不透的人。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活了71岁。他死后第七年，西汉正式结束。按照西历，他跨越公元前后，是真正意义上的跨世纪的历史人物。

扬雄的“扬”字，历来有分歧。现在流传下来的文献，多作提手旁的“扬雄”。清代学者王念孙、段玉裁、朱骏声，现代学者汪荣宝、杨树达等依据世系，认为应作木字旁的“杨雄”。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还好绕开不讲也无妨，我们还是约定俗称，统一作提手旁的“扬雄”。扬雄的经历非常简单，在蜀中度过四十年的青少年时期，在京城长安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

蜀中生活，虽然寂寞但快乐。他喜欢古老的文化，对于功名利禄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去做，尤其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所谓章句之学。什么叫章句之学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小学语文的课文分析，分章析句，严格按照老师讲的理解，不得越雷池半步。当时的学风就是这样，绝大多数读书人就这样皓首穷经，据说为了“子曰诗云”这样明白如话的字，也要用上万字来解释。这种“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腐儒，扬雄很反感。

在蜀中，他很幸运地遇到两位老师，一是严遵，二是林闾翁孺。这两位都是思想开放的人，视野很宽广。

严遵，本名庄遵，避汉明帝的讳严遵，本名庄遵，避汉明帝的讳，改为严遵。字君平，也是成都人，精通《周易》《老子》《庄子》，常常在成都街头占卜，也就是靠算卦谋生。子女来占卜，他就示以孝道，对晚辈示以顺从，对官员示以忠诚。他很有节制，挣钱够维持生活，就收摊回家，招收子弟，关门授课，讲授《老子》《庄子》。他的著作《老子指归》（又作《道德指归》，今存《道德指归说目》），至今还保留着残卷。严遵另有《座右铭》，“口舌者，祸福之门，灭身之斧。言语者，天命之属，形骸之部。出失则患入，言失则亡身。是以圣人当言而怀，发言而忧，如赴水火，履危临深，有不得已，当而后言。嗜欲者，溃腹之矛。货利者，丧身之仇。嫉妒者，亡躯之害。谗佞者，刎颈之兵。残酷者，绝世之殃。陷害者，灭嗣之场。淫戏者，殚家之堑。嗜酒者，穷馁之薮。忠孝者，富贵之门。节俭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传告后嗣，万世勿遗。”这种座右铭，在两汉很多，都是讲的人生道理。扬雄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推崇严遵，把他视为蜀中之珍。

林闾翁孺，临邛人，善古学。他与严遵一样，还擅长文字学。扬雄就拜他们为师，潜心研究文字之学，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大儒奠定基础。

二

年轻有偶像

青年时期的扬雄，还有两位最为推崇的前代作家，一是屈原，二是司马相如。

自从西汉初年贾谊写了《吊屈原赋》以后，两汉作家都深受屈原影响。有的人为他点赞，有的人为他抱不平，也有的人认为屈原投江的选择不一定妥当。扬雄就持这种观点。孔子曾经批评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数子的执着，声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也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用一句来概括，就是顺其自然，无可无不可，不必与命运抗争。龙蛇，用的是《周易》的典故，说是“龙蛇之蜇，以存身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韬光养晦，静以求动。为此，他还创作了《反离骚》，从岷山上投到江流以吊屈原。他还模仿屈原《离骚》而作《广骚》，模仿《惜诵》以下至《怀沙》，创作了一卷书，叫《畔牢愁》。现存最早给《楚辞》作注的王逸还提到，扬雄曾援引传记，作《天问解》，就像柳宗元作《天文对》一样，他们对天命充满困惑与不解。

在扬雄的文学道路上，前辈乡贤司马相如对他的影响最大。在扬雄看来，司马相如的赋，弘丽温雅，气势恢宏。他常常把这些作品作为典范来模拟。从事文学创作，多少都要从前辈的成功经验中获取艺术启迪。也就是说，他总要选择一家或者多家作为模仿的对象，然后再走出自己的创作路子。中国古代作家，通常会采用这种学习方法。扬雄的好朋友桓谭在《新论》转述扬雄的话说：“能读千首赋，则善为之矣。” 今天我们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年，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感叹生不同时。蜀人杨得意赶紧借机推荐，说是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就这样，刚过不惑之年的司马相如由成都到长安，献上《子虚上林赋》，顿时名满京城。扬雄也走着司马相如的路数，四十出头的时候，蜀人杨庄向汉成帝推荐说，扬雄的文章近于司马相如，成帝一看果然如此，就把他招进京城。扬雄也不孚所望，相继创作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大赋，颂扬汉帝国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传诵一时，从此步入官场。可惜他官运远不及司马相如。最初为郎，给事黄门，历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不得升擢，一呆就是十八年。这个时期，是王莽当政。后来，他接受了腹心刘歆、甄丰、王舜等人的建议，不断地以符命介入政事。后来，王莽上奏皇太后，说宗室刘京曾得到天公的托命，告知某新井中有石牛，上面刻有文字：承天命，用神令。就是说，汉代运数已尽。王莽又引用孔子的话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于是改元，以应天命，从摄政王到新皇帝。他还派遣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当时称之为谶纬，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造谣。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刘歆、甄丰等人还觉得谶纬的气氛还不够，又不断地翻出新的花样，为自己谋利益。王莽篡位本来就心虚，知道大臣怨谤，借机杀掉刘棻等人，以威慑不下。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因为刘棻事所牵连，听说狱吏前来逮捕他，就从天禄阁上跳下来，几乎丧命。后来，王莽了解到，刘棻只是随从扬雄学习奇字，至于符命之事，扬雄实际并不知晓，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复召为大夫，略比郎官高点。

这一年，扬雄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后来，他再也不问政事，只是埋头著书，七十一岁时终老此任。扬雄的这种生存方式，晋人范望称之为“朝隐”，即在政治中心，却不过问政治。这与梁朝陶弘景的山中宰相、唐代卢藏用的终南捷径有所不同。

三

一生只求“玄”

读过扬雄，我觉得这个人特立独行，很有特点。在现实生活中，他内敛、自傲，又怕事避祸，时时谨小慎微，是一个世俗的形象。在理想生活中，他又醉心于名山事业，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刻苦坚毅，是一个君子的形象。

第一个特点，是深沉的圣人情结。

他没有说自己的是圣人，但心里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法言》借此发挥，认为圣人可能五百年一出，也可能千年一出，当然，一年同时出现，也不是不可能。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呢？这是汉唐很多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话题。韩愈也想当圣人，但朱熹说，他不过是想写好文章而已。朱熹也想当圣人，他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还展开辩论，朱熹主张要熟读圣人书，陆九渊主张要深思熟虑，倡导心性之学。

其实，朱熹和陆九渊的主张各有偏颇。扬雄的主张包括了他们二人的见解。一是要读圣人书，二是更强调心解。

孔子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整理了五经，留下了《论语》。扬雄读圣人书，学圣人写书。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法言》有十三篇：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至孝等。跟《论语》一样，用开头两个字作标题，也有点题的意思。《周易》以八卦相乘为六十四卦，还有卦爻辞，《太玄》分为方、州、部、家四重，共为八十一首。据专家考证，《太玄经》中包含了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是一个日月星辰运行、四时变化、万物盛衰的有机结合体，内容复杂，文字艰涩。他知道别人读不懂，就自己先做注解，但还是“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就连大儒司马光最初也读不进去。后来，他潜心研读数十年，终于明白其深奥的道理，他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为此，他亲自为《法言》《太玄》作集注，传播扬雄的思想主张。

读圣人只是成为圣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心解。孔子谦虚地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扬雄明确说《太玄》就是“作”，自视甚高。圣人通常要拈出自己的核心观念，譬如孔子讲“仁”，老子讲“道”，扬雄就讲“玄”字，反反复复，不厌其烦。死后，他的坟头也被称作“玄冢”。可见，“玄”是扬雄的标签。

“玄”的核心是“损益”二字。《太玄赋》所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周易》有损、益二卦。《杂卦》说：“损益，盛衰之始也。”所谓极损则益，极益则损。《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里其实有着深刻的辩证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大名人，像屈原、李斯、晁错、伯夷、叔齐、伍子胥等，都很有智慧，却最终不免于死。扬雄说：“我异于此，执太玄兮”，和光同尘，与世俯仰。

《老》《庄》《周易》的这些思想，看似平和，最为异端。他们强调的是一种收敛之术，暗含着权谋变诈。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力，让对手不知不觉地进入你的牢笼，然后你再突然发力，置敌于死地。扬雄对此体会最深。他生逢末世，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敛，什么时候该出手。他后来介入汉末政治，不能说与此无关。

第二个特点，是浓厚的学者特质。

他博览群书，无所不见，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通晓天文学，著有《难盖天八事》，精通地理学，著有十二州箴。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更是标炳史册。他年轻的时候，模仿司马相如《凡将篇》作《训纂篇》八十九章。应劭《风俗通义序》记载说，周、秦时期，每年八月会派遣輶轩之使，到各地采集异代方言，收集整理之后，收藏起来，便于考察天下风俗。秦朝灭亡后，这些资料散落殆尽。像刘向这样的大儒，也只是闻其名，而不详其职。史载，严遵记诵千言，林闾翁孺略知梗概。扬雄从学，并以此为基础，积三十年之功，完成划时代的学术巨著《方言》，为中国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当时人就称这部著作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清代最大的学问家戴震著有《方言疏证》，今人华学诚有《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学诚教授在前言中对扬雄《方言》成就概括为三点：一是依靠个人毕生精力，研究全国方言，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二是《方言》的基本材料都是扬雄运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方言调查方法获取的鲜活语料。三是《方言》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

四

清贫不失节

第三个特点，是率性的诗人本色。

扬雄想当圣人，又想当学者，还有更不能让他忘情的，是文学。《汉书》本传就说他实“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扬雄的著述，《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其中大赋最为著名，后人把他和司马相如并称“扬马”。李白说：“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杜甫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有关扬雄文集的整理，就有张震泽《扬雄集校注》、郑文《扬雄文集笺注》、林贞爱《扬雄集校注》等多种。

第四个特点，是难得的安贫乐道。

司马相如到了长安，奋发扬厉，在各个方面崭露头角，赢得了世人的喝彩。而扬雄在官场就做过郎和大夫。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为郎中令的下属，俸禄从三百石到六百石不等。后来略升为太中大夫，还不是专任职务，故称中散大夫。扬雄的薪水本来就不高，加之两个孩子先后在长安死去，他动用了积蓄，把他们送回老家安葬，因此致贫。对此，桓谭也表示不理解。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挣钱。相传，他撰写《法言》时，蜀中有富人愿出十万钱，就希望在书中留下他的名字。扬雄断然拒绝，说富人无义，正如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么能随意记载呢？为了回应质疑，扬雄写了一篇滑稽的《逐贫赋》，从“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写起，假托自己和“贫”的对话，最初他责难“贫”来找他麻烦。“贫”为此辩解，他最后居然被“贫”说服，认为贫困是好事，决心“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逐不去，与我游息”。此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魏晋风度。晋代左思《白发赋》、张敏《头责子羽文》所用的艺术手法，也都与此赋有某些渊源关系。至于唐代韩愈的《送穷文》，更是通篇都是模仿此赋。

第五个特点，是含泪中的欣慰。扬雄的朋友圈很小。可能是口吃缘故，他不善与人交往，不善高谈阔论。他看起来真有点寂寞。但寂寞中又有欣慰。他有聪明伶俐的孩子，有忠心耿耿的弟子，还有终身不渝的知己。

《法言·问神》中特别记载了他与九岁儿子一起讨论《太玄》的情形。最早为《法言》作注的李轨说，当年颜渊与孔子讨论《周易》，已经二十岁了，而扬雄的儿子才九岁，就可以和父亲一起讨论《太玄》，当然是神童。这个孩子，《太平御览》引《刘向别传》，还有《华阳国志》等，都记述说是扬雄第二子，叫扬信，字子乌，非常聪明，甚至还帮助扬雄解决一些难题。可惜九岁就死掉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话用在桓谭身上很合适。桓谭可以说是扬雄唯一的知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扬雄。《新论》有这样一则记载，张子侯用“西道孔子”来赞美扬雄，本来是好事，但桓谭依然不满意。说：孔子能说只是鲁国的孔子吗？他也可以说是齐国的孔子，楚国的孔子。言下之意，扬雄不仅西部孔子，也是东部孔子，他的意义已不限于某一地区。听到扬雄死讯，有人问桓谭：你总是盛赞扬雄，他的书可以传到后世吗？桓谭斩钉截铁地说：必传。只可惜，一般的人往往贵远贱近，能亲眼看见扬雄的人，他的官位不高，相貌平平，就忽视了他的著作。他认为扬雄是汉代的文化巨人，他的名声一定可以传之久远。

第六个特点，是难以调和的毁誉。扬雄生前，评价就有很大分歧。譬如王莽时的“国师”刘歆，他欣赏扬雄的学问，但对他的处世方式深不以为然。扬雄曾为续修《史记》收集很多资料，稍后的班彪也评价不高，认为他只是好事者，并没有下过工夫。他对扬雄依附王莽，认为大节有亏，更是不齿。南北朝时期，扬雄已经有圣人的赞誉，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多有讥讽，说他不过“晓算术、解阴阳”而已，怎敢望圣人的清尘。这种负面评价，从苏东坡、朱熹到近现代，不绝如缕。如蜀中同乡苏轼就看不起扬雄，说他是用艰涩的文字，掩盖肤浅的思想。近代蜀中大儒刘咸炘也说扬雄的学术比较浮泛，与传统的实儒不同，实为“文儒”之祖。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两汉之际，以文士为特征的儒者大批涌现。除他指出的桓谭外，还有王充、蔡邕、马融、张衡等等。

与此同时，正面的赞誉更多。桓谭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就多次称扬雄，称他“蹈孔子之迹”、“参贰圣之才”。张衡酷爱《太玄经》，曾对好友崔瑗说:扬雄的《太玄》，妙极道数，与五经相拟，可称是汉代二百年的代表作。唐宋时期，韩愈、司马光等人更是将扬雄置于孟子之上，视为孔子之后第一圣人。

扬雄身上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现象很有意思。中国文人，通常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积极入世。但政治的复杂性，他们往往又看不透。李白、杜甫，乃至后世的很多文人学者，往往在这些方面留下或多或少的瑕疵。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会看得比较清楚，但不宜轻易指责，而是如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审查报告中说的，对古人抱以同情的理解。

五

词赋大气象

扬雄的思想与学术，决定了他的创作有其独特性。从保存下来的作品看，扬雄的创作，辞赋、文章、连珠这三种文体成就最高。其特点，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的说法，一是构思深邃，二是用词诡丽。先说辞赋创作。扬雄的辞赋，以模仿司马相如知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铺张排比，或天地四方，或有外到里，或分门别类，罗列各种名物，近似于《尔雅》一类的字典。他早年的创作，如《蜀都赋》《蜀王本纪》《县邸铭》《绵竹颂》《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四隅铭》等，都与蜀地风情有关。

《蜀都赋》以成都作为描写的对象，多以“尔乃”领起，分别叙写蜀都的地理形势、市井伦常，名胜特产、农贸工商，岁时节候、鱼弋盛况，可以视为蜀都的风光图轴和风俗画卷。如描写成都风俗：“尔乃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又作”倍“）春之荫，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置酒乎荥川之閒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众器雕琢，早刻将皇。”这里描写春夏之交送春迎夏的风俗，是后代诗词的重要题材。

在中国古代辞赋发展史上，扬雄的《蜀都赋》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其一，在京都题材方面，此赋为开山之作，后来的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等，无不受其启示和影响。其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扬雄此赋，不言情，不写志，不议论，不讽喻，是一篇典型的、纯粹的体物大赋，正符合“赋”的手法与文体的本来意义和特色。其三，此赋人文内涵厚重而词藻亦奇古华赡，体现出扬雄作为学者与辞赋家双重身份的特色。进入长安之后，他以《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校猎赋》四大赋作为投名状，通过全方位的空间展示，说古论今，烘托帝国的博大气象。如《羽猎赋》“出入日月，天与地沓。”曹操就借用描写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两者异曲同工。《甘泉赋》作品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成帝为赵飞燕求子嗣，举行隆重盛大的郊祀活动，包括出行的隆重，甘泉的高耸，草木的丰茂，景物的繁美，天神的降临等等，非常传神。如描绘随行众多，“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又写车骑隆盛，“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感动地祇和天神：“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于是群神毕至，万国和谐。更吸读者注意的是对宫观楼阙的描写：“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柍桭。雷郁律而岩突兮，电倏忽于墙藩”。可谓高耸入云，谲诡多变。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或许就受此影响。可能是第一次为皇帝撰写这样的文字，所以作者很用心，创作过程异常艰辛。据桓谭说，赋成，扬雄做梦自己的五脏都流出来了，赶紧用手捂住。醒来之后气喘吁吁，大病一年。

这篇作品开启了宫殿大赋的先生,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何晏《景福殿赋》都受此影响。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扬雄在晚年却悔其少作，《法言·吾子》记载说，辞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为此，他提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分别，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肯定后者，要求辞赋要合乎“讽谏”的中正态度，反对丽靡巨衍的形式主义倾向。赋体创作在描写与构思上固然要有一定的虚构与夸饰，但是，作为辞赋创作还有一个托物言志的基本功能，这就要求赋体必须为讽颂创作目的服务，也就是扬雄所说的“丽以则”，辞藻美丽只是外在的形式，内在的要求是作者必须持守的道德准则。扬雄在《法言·吾子》提出了完美的赋作标准，即“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他认为，文学创作不能仅仅卖弄学问、辞藻，因为那是“童子雕虫篆刻”的小技而已。

《法言·重黎篇》还专门谈到了文学的功能。他指出，一个成熟的作家，要“立事”、“品藻”和“实录”这三个方面下功夫。所谓立事，就是要用不同的文体，表达不同的内容。所谓品藻，就是要用《春秋》的笔法，言简意赅。所谓实录，就要像司马迁《史记》那样，不虚美，不隐恶。这些观点，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六

历历如贯珠

扬雄的文章留存下来的还比较多，主要有两类，一是韵文或者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如《解嘲》《解难》《赵充国颂》等，二是纯粹的散体文，如《上疏谏勿许单于入朝》等。并见于《汉书》本传，模仿东方朔《答客难》，是介于辞赋与文章之间的一种韵文体裁。《解嘲》收录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属于设论体。《解难》未收，李善注多有引录。

《解嘲》，就是针对别人的嘲讽，自我回应。嘲讽他的人说，你的《太玄》如此深奥，“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可是，玄妙的道理并没有改变你的政治地位，你依然位不过侍郎。于是扬雄以古代管仲、傅说、侯嬴、吕尚、孔子、虞卿、邹衍为例，说明上世之士，非常相信自己的口才和文笔，往往乘势而起，得到重用（“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诎”）。而今，外戚专权（王氏），小臣得宠（董贤等），忧国忧民者遭到排挤，群小充斥朝廷，趋炎附势者加官晋爵，青云直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皇帝大臣们见到人们提出政见，不是予以采纳，而是加以压制甚至打击，以至虽有贤才，也无所舒展其抱负（“炎炎者灭，隆隆者绝”、“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那些显赫一时的权贵，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但对这种官僚体制，扬雄也无力改变。他只能有意避开当时政治斗争的旋涡，自守全身，埋头撰写《太玄经》，与大道同在，“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在这篇文章里，有很多名句，如“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曹植《与杨德祖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即用此句式。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也借用此典。

《解嘲》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东方朔的结论是“时易事异”。扬雄的结论也是：“世异事变，人道不殊”。而后四字，有着更深的感慨，是说世道变了，可人道没有变。东汉时期，崔骃作《达旨》，蔡邕作《释诲》，也都是这种风格。

扬雄散体文章，以《上疏谏勿许单于入朝》为代表。《汉书·匈奴传》载，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单于上书愿朝觐五年。当时哀帝正患疾病，有人进言称匈奴从上游来，对人主不利，再说，虚费府帑接待也没有必要，建议勿许。时任黄门郎的扬雄谏则提出异议，他纵论古今，总结了秦汉以来二百年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分析利害得失，认为与其发生叛乱再治理，通过战斗取得胜利，不如防患于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最大的胜利。史载，哀帝接受扬雄的建议，接待匈奴使者。这篇文章，气势凌厉，波澜顿挫，绝非应景虚设，而是安边长策，这与他标榜高蹈，可谓判若两人。

这种见解类似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文》。当时，很多人认为打通西南地区，耗时费力，意义不大，司马相如藉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很有政治眼光。其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这段话，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诏书中也有所借鉴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足见影响之之大。这又是扬雄与司马相如相近的一点，文章很有骨力，有气势。

如果说《上疏谏勿许单于入朝》主张对匈奴怀柔政策的话，《文选》收录的《赵充国颂》则体现了扬雄在边患问题上的强悍一面。赵充国是陇西人，武帝后期重要将领，曾率众出击匈奴，身被二十余创。昭帝、宣帝时，赵充国又多次平定西羌部族叛乱。赵充国死后的第二年，汉宣帝在麒麟阁为十一功臣画像，其中就有赵充国。又过去四十余年，西羌再次叛乱。汉成帝思将帅之臣，追念赵充国，命扬雄即赵充国图画而作颂。赵充国戎马一生，征战南北，创立赫赫战功。生前死后，均享有重名。在一篇百余字的篇幅里，如何概括主人公波澜起伏的一生，还真是颇费思量的事情。扬雄这篇小颂，紧紧扣住赵充国征讨西羌的战役来写，通过一个侧面来展示这位英雄的深谋远虑勇武和雄才大略的气魄。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评价说：要在百余字的篇幅里，截取要点，谋篇布局，实属不易，可为典范。这篇文章，班固收录在《汉书·赵充国传》，萧统收录在《文选》，遂成文学名篇。扬雄的连珠体创作，现在仅存部分内容。所谓连珠，就是历历如贯珠。这种文体，篇幅不长，文思宽广，蝉联而下，如群珠贯穿。汉代的杜笃、贾逵、班固、傅毅、刘珍，魏晋南北朝的潘勖、王粲、陆机、颜延之、王俭、刘孝仪等并有仿作，影响很大。后来，这种写作笔法又引入诗歌创作，如《赠白马王彪》七章，就借用了这种手法。

七

知我或罪我

扬雄六十一岁那年，王莽不再“居摄”，而是自称皇帝，国号新。扬雄的最后十年里，是在王莽朝度过的，颇为纠结。

其实，王氏家族当政，早在四十年前就开始了。武帝死后，昭帝即位，才八岁，霍光辅政，大权独揽。后起于代王的宣帝即位，灭霍氏家族，号称中兴。此后，从元帝、成帝、哀帝，再到平帝等，皇帝年龄都比较小，外戚辅政。尤其是元帝死后，成帝启用外戚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职掌朝政，成帝的几个舅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并为关內侯。最初，王凤还上书乞骸骨，请辞，说明王氏家族在此时尚多顾忌。从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再到王莽，从居摄辅政到直接代汉，扬雄见证了西汉后期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及其政权交替的整个过程。他看到王莽托古改制，古学有复兴的希望，他为此欢欣。同时，他又看到社会弊端丛生，官场险恶，又心寒气短。作为一介书生，又身处政治漩涡中心，他只能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

这个时期，有两篇文字最为扎眼，一是《元后诔》，二是《剧秦美新》。元后，汉元帝皇后，为王莽姑母。元帝死，成帝立为皇太后。王莽篡汉，废皇太后称号，改叫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今题《元后诔》，可能是后人改题。这篇文字显然是应王莽要求而写，看不出扬雄的真实想法。

《剧秦美新》就比较复杂了，至少看不出是被迫应诏而写。这是一篇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文章，按理说，王莽被是视为窃国大盗，理应受到排斥，而《文选》却把它作为范文收录，这是基于什么考虑？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篇文章不是扬雄所作，因为扬雄就没有在王莽朝做官。这显然是睁着眼说瞎话，因为《举新美新》开篇就称自己的说：“诸吏、中散大夫臣雄”。还有一种推测，认为这篇文章出自谷永等人手笔。问题是，谷永早在王莽篡位之前的十余年即已离世，当然不可能写作此文。最通行的看法，承认这篇文章是扬雄所写，他见王莽数害正直之臣，担心自己受害，于是撰写此文，贬斥赢秦酷政，歌颂王莽新政，取悦王莽，避免祸害。也就是说，文章所述，并非发自内心。在我看来，扬雄作《剧秦美新》歌颂王莽品德，并非矫情之作。写到这里，王莽还是绕不开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派人到家里慰问，顺便问问司马相如有什么文章留下来。卓文君说，司马相如通常是随写随丢，只有一篇文章留下来，说如果朝廷来人，可以呈上。这就是有名的《封禅文》，彰显汉代功德。武帝听从了司马相如的建议，七年以后，正式到泰山举行封禅仪式，成为当时一大盛事。

扬雄写作《剧秦美新》，也出于这种心态，要为新朝大唱赞歌。剧，甚，言促秦短命。剧秦，犹贾谊“过秦”，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美新”，即赞美新莽之政。司马相如完成《封禅文》而没有上呈，他相信朝廷会派人探视。扬雄没有这种声望和自信，他说自己患有“顛眴病”，也就是眩晕症，担心寿命不长。如果自己的心意不能叫朝廷知道，那才叫抱恨终身。故“竭肝胆、写腹心”，效仿司马相如《封禅文》，精心写作《剧秦美新》，“亦臣之极思也。” 看来，扬雄一辈子都走不出司马相如的笼罩，自视为最后一篇大文字，还是要模仿司马相如。

如同《封禅文》的韵文部分，开篇就从混沌初开写起，写到历史上的兴亡际遇。从玄黄不分、天地相混，到生民始生、帝王始存，一下子说到三代。鼎盛之后，难以为继，所以才有孔子《春秋》之作，描绘了一个远古理想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最叫人艳羡的是道德、仁、义、礼、智“，为下文”剧秦“和”美新“作一伏笔。

秦朝违背了这个理想，所以才会二世而亡，新莽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值得赞美。这才是此文关键所在。

问题是，王莽毕竟曾是汉臣。美化王莽，必然丑化汉朝。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是无法绕过的难题。我想扬雄也很难，有关西汉近两百年的历史，作者只用了99字就一带而过。这不足百字中，作者还指责了汉承秦制的弊端，一是“帝典阙而不补”，二是“王纲弛而未张”。在作者看来，王莽的业绩正在这里。王莽与扬雄有一点相近，即，他们都对古学感兴趣，是理想主义者。史载，平帝元始四年八月，王莽奏立明堂、辟雍。又立《乐经》博士。至此，六经均设博士，每经各五人。为此，朝廷颁布招贤令，网罗异能之士，凡通经书、小学、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兵法者，皆在应召之例。当时，有数千人应召，盛况空前。扬雄好古乐道，这些做法，很切合扬雄的心愿。从前，五帝继承三皇，三王追随五帝，皆遵循古道。新室则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随后，作者又用车马旗帜、车铃诗乐、朝服配饰、吉凶之礼、伦理人情等五个方面，通过排比句式，表现王朝礼仪之盛。紧接着，作者又从“改定神祇”、“钦修百祀”、“明堂雍台”、“九庙长寿”、“制成六经”、“北怀单于”六事，引申发挥、铺陈其事。结论是，王莽新政，不仅上承天意，也继承了前代的光荣业绩。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文学创作一定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反对为情而造文。据此而论，《剧秦美新》应该不是一般的应景之作，而是发自内心的写照。扬雄本胸怀大志，不惑之年来游京师，上四大赋，本应得到重用。然而正当盛年，却生不逢时，颇为失落。而王莽的复古，使他看到了希望，所以在当时颇为活跃。由此看来，这篇作品不仅仅有感恩的成分，更有一种关注现实的情怀在里面。

知我罪我，只能托付给历史去评说了。

八

温酒看大儒

扬雄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妨先从蜀地说起。

我们知道，汉景帝末年，庐江文翁为蜀郡太守，敦促教化，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蜀郡文化由此而日益发达。他们普遍推崇儒家思想。譬如扬雄就认为，儒家经典，如日月高悬。“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这些经典，各有所重。《周易》侧重于阐释天命，《尚书》侧重于历史兴衰，《三礼》侧重于日常百事，《诗经》侧重在于感兴言志，《春秋》则记事说理。这是司马相如的重要贡献。

扬雄的重要贡献是在不遗余力地推广儒家经典的同时，接受了严遵的影响，有选择地吸收了《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他欣赏老子所倡导的道德之说，而对他们否定仁义、灭绝礼学，则有所批评，舍弃不取。这些思想，对于蜀地道家思想的传播乃至张陵在蜀地创建道教，都有深刻的影响。扬雄的思想主张，充分体现出蜀学兼容并蓄的特色。这是扬雄的重要贡献。

扬雄的影响又不显然局限于蜀地，正像我们开始所说，他不仅仅是西道孔子，也是全国的硕学鸿儒。

前面提到张衡对扬雄的评价，其中一句话说，汉代四百年后，“《玄》其兴矣。”也就是说，张衡预见扬雄的著作在汉代之后会得到高度重视，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最喜欢的作家是屈原及其《楚辞》。生活中最流行的嗜好是饮酒。《世说新语》载：所谓名士，不需要有什么大才，只要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称为名士。按照这个标准，扬雄是典型的魏晋名士。他酷爱《楚辞》，沉溺“三玄”，我们在前面已有充分论述。他还好喝酒，为酒唱赞歌。《汉书·扬雄传》记载说：扬雄家穷，很少有人到他家串门。只有那些想求学的人，到他家，通常会带酒菜去看他。《文心雕龙》列举文人的瑕疵，说到扬雄，是“嗜酒而少算”，意思是说扬雄爱酒而不善于为自己谋划。扬雄嗜酒，是事实，这里面也可能有借酒浇愁的原因。扬雄有一篇《酒赋》，借瓶罐和酒器的不同命运，比喻官场的险恶。作者开篇就说“子犹瓶矣”，瓶罐用来打水，常常放在井边，处高临深，经常遭到丧身之祸。而酒囊呢，只是装酒用，常为国器，出入两宫，高门大宅，博得帝王和贵族的宠爱。这是酒的过错吗？这种诙谐的文字，为后来孔融、刘伶等继承。孔融《难曹公禁酒书》也反复申明酒无过错，酒是好东西。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李白也受此启发，说：“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就是从扬雄和孔融的语意生发出来的。扬雄说：“由是言之，酒何过乎？”孔融也说：“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刘伶的《酒德颂》中更是形象地描绘了种种醉态，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覩泰山之形”，非常夸张。借酒说事，扬雄是始作俑者。

由此说来，扬雄不仅仅是跨世纪的历史人物，他更是开启魏晋玄学的一代宗师。现代著名学者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就是从扬雄出生这一年开始，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