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评｜对话毛国聪④：我不想故意逃避现实，遗忘人的存在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封面新闻：这本书出现的50多个人物中，没有特别完美无缺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

毛国聪：几个好友看了我的小说后说，里面竟然没有几个好人。我说，好人都在我们身边，我把坏人统统关进我的小说里了。这个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完美无缺的好人，都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不存在。

写小说，就是在写人。人是立体的、动态的，人性的表现也是方方面面的。人随时空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人自身也在变化，除非是死人。世界也是不停地在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小说人物也不能简单化、单一化。那些模式化、脸谱化的人物，很有趣、也好玩，但对文学艺术而言，却是一种伤害。

封面新闻：费成文最后和邝放的谈话里，感觉邝放的思想完全转变，似乎遁入虚无，对子女、前途、生死都了然，邝放为何会进入这种状态？费成文看到的猴形巨石代表了什么？在小说最后，邝放仿佛彻底消失了，这意味着什么？

毛国聪：邝放不是在消失，而是在躲避。他“只是隐匿在山水花木里，成了这片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躲避”是人的本能，一个中性词，人类至今没有消除的共同基因。躲避与否并不代表懦弱或者是勇敢，人类从生存在地球上开始，就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现在也是一样，因此，不得不躲避。恐惧和躲避是人性的体现，是本能的反应。

很多人不愿意直面自己懦弱的一面。我写了很多躲避，包括主人公的躲避，躲避地震、躲避爱情、躲避权利斗争。这不是道德问题，更多是本能的反应。当我写费成文颓然坐在地上时，觉得这时的他应该看什么东西，猴型巨石就出现了。它代表什么？费成文知道，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封面新闻：您本人做过教师，也有从政的经历，小说里对教育现状和官场生态都有思考，您怎样理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毛国聪：作家，是一种现实，文学作品也是一种现实、通过文艺形式呈现的现实、现实的一种变体。脱离现实谈文学，那是自欺欺人。我们的思考都来自现实。文学与现实之间，只存在一个化学反应。

封面新闻：有别于许多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虽然里面有一些真实场景和事实的描写叙述，但也有在现实和虚幻频频切换的感觉，这种虚构和真实有什么关系？

毛国聪：虚构是一种表达方式，真实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对文学创作来说，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真实的表达和虚构的表达，只是方式不同。就像人都会做梦，梦境也是现实的一个部分。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文艺作品就是一个梦，我写的这些梦境都是真实的，没有一个是虚假的。另一方面，通过梦境或者其他虚构的东西来表达，实际上就是文艺的表达方式。

我写梦，用虚构，用象征，实际上就是文学的创作手法。古人的文学作品，通过梦境来呈现的非常多，专门写梦的诗词歌赋也很多。现实跟艺术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是否通过文学作品呈现现实。

封面新闻：您早期《生命之门》，似乎更加虚幻和抽离，《镜子背后的女人》这本书是您写作彻底转向现实主义题材的尝试吗？怎么理解您提到的“介入式写作”？

毛国聪：我们给文艺作品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形式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只是为了区分，有个话题来说。文学不是科学，可以用数据、公式来定义。文学解构的是人性，是探索心理世界的，它没有边界，也无法精确拆分。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虚构或者非虚构，只是相对而言。

从《生命之门》开始，我的创作观应该说没有大变化，这部小说有很多科幻的成分，我喜欢通过想象来创作，但这只是一种表现方式的不同，它本质指向的还是我们实际的生活。我现在现在，现实的成分多一些，想象和虚构的要相对少一些。我喜欢介入性写作，也就是感情投入。我不想故意逃避现实，遗忘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