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红:“文化戍边”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2019-03-22 11:28 27737

引子

“文化戍边”的概念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王运华副部长于十六大后提出,后历经兵团建设的实践、兰州大学徐黎丽教授课题团队的努力,“文化戍边”的理论得到了扩展与延伸。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文化戍边”亟需结合西部边疆的地域特色有更为针对性的理论发展。本文即立足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域文化特色,着重阐释“文化戍边”理念的新发展,强调“文化戍边”从理论到实践、由精神升华到物质建设的蜕变。这其中既要坚持以和平开放、兼容并蓄的国家边疆文化政策,以周边邻国和睦共处、跨国民族安全和平为“文化戍边”的指导,也要坚持主体文化方向、发展多元文化特色为戍边的具体途径,从而在中国西南边疆与南亚、东南亚等国的对外交流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一、“文化戍边”理念的提出与实践

“文化戍边”的概念是于2002 年十六大召开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王运华副部长结合“三个代表”与新疆实际建设需要,提出了“推进文化戍边工程”的概念,并发表了《贯彻十六大精神,推进文化戍边工程》一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阐述。王运华在该文中论证了“文化戍边”的现实可能性和实际影响,以及如何系统性地推进“文化戍边”工程等诸多问题,而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意味着学术领域首次引入了这一理念。随后,王运华又在新疆兵团党委机关的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化戍边的实践价值》一文,文中就“文化戍边”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阐释。王运华同志关于“文化戍边”的两篇文章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对此,新华社记者发表评论文章《文化戍边: 打造屯垦事业新高地》,此文不但再次将“文化戍边”的理论进行了全面论述,更将其核心理念和在新疆的具体实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在进行了理论铺垫后,“文化戍边”的理念迅速在新疆进行了践行和实验,但在实践中也显现出了某些缺陷。“文化戍边”在实践当中更多地是一种“精神层面”,并没有去“物质化”而致使其束之于高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着严重的高素质人才回流的趋势,这其中既有“军垦二代”考取内地高校后而不愿再返回边疆,也有“军垦一代”返回内地寻找更好的发展机遇。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才流动呈现出一种“高出低进”的态势。正是由于这种人才流动的特点,致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建设始终逡巡不进甚至是有所倒退,缺乏了人才的支持,“文化戍边”自然就没有了现实的建设意义。

2013 年,兰州大学徐黎丽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非传统安全威胁识别、评估及应对”以及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团队项目“中国文化戍边战略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再度就“文化戍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其著作《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重点论述了“文化戍边”视角下中国生态文化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尝试将“文化戍边”具体化并探讨了河西走廊生态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但是,徐黎丽教授的研究有两个局限: 一是并没有结合2015 年后“一带一路”的提出而就“文化戍边”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二是仅仅就新疆区域( 河西走廊)进行了论证,并没有考虑过西藏、广西、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具体情况,缺乏地方特殊性的研究。

正是由于“文化戍边”的已有研究缺乏与时俱进的探索,更没有就毗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西南边疆地域文化特殊性进行论述,因此本文将就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地域文化特殊性

“南方丝绸之路”所联结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也具有现实的实际性。“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西南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由此,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涵盖的西南边疆地理范围包括云南、西藏以及辐射核心四川,而这“两边一核”地域文化特殊性又各具特点。

( 一) 云南: 边缘性与和融性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毗邻的中南半岛邻国在文化上存在着共通与兼容,因此云南呈现出“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早在汉朝,云南就是中央王朝通往东南亚、南亚( 印度) 的门户口岸,是中外人民友好交流的窗口与载体。著名的“蜀身毒道” “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都经由此处走向世界,同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吸纳了周边的多元文化,造就了云南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特性。

正是由于人口的流动性造成了文化多元性,因而也使得云南这片土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56 个民族在云南就分布有52 个民族,被称为“民族博物馆”。其中,云南诸多少数民族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存在着同文同种的现象。例如,越南京族是云南境内的京族迁徙过去,云南的傣族则被泰国人称为是“大泰族”( 泰国人自称是“小泰族”) ,云南的景颇族则与缅北的克钦族源于同一民族。云南历史上所孕育出的南诏文化、贝叶文化和东巴文化等也可以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发现过文明的痕迹。

与此同时,云南远离政治中心且位处文明交汇地带,其所呈现出的民族文化一方面有着包容兼蓄的特征,但另一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边缘性和复杂性。各族文化的乡土性有着各自的特色,且与国外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云南呈现出一定的分离性,这就在云南出现一种文明的“包容性”与“边缘性”并存的矛盾状态。

( 二) 西藏: 宗教性和排他性

西藏由于地理原因,在历史上就与外界文明形成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因而也在文化上有着很强的自我性与排他性。随着佛教在西藏的扎根,藏传佛教对于其他文明有着天然的防御性,且还有着如同地理形势一样进行对外传播扩散。在历史上,自藏传佛教出现以来,不断影响着中原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诚然,藏传佛教对于西藏地区有着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影响,但这影响与作用要辩证地来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藏传佛教在藏区有着社会整合、治安稳定以及道德规范的调试功能; 但从消极方面来看,藏传佛教对国家主体文化的消极抵制与自我防御,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西藏地域文化的特性,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应当着重加强以“中华文明”和“家国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体系的宣传,消除狭隘民族主义对于民族结构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此外,进一步鼓励并壮大藏传佛教中的爱国爱教的宗教人士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在藏区的积极作用,助力于西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积极引导藏传佛教各派别的发展,对于一些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或是有所违背的教条进行修订,通过宣传与规范逐渐增强西藏范围内对于主体文化的认同。

三、“文化戍边”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路径

上文论述了西南边疆省份( 自治区) 各自的地域文化,而“文化戍边”的新发展就是立足于西南边疆的文化特色而探讨文化戍边的新途径与新发展。因此,探寻具体路径、发展方式以及体系建设的具体细节便成为了文化戍边的关键。

( 一) 西南跨国民族文化体系的戍边途径

西南边境有众多跨国民族( 京族、傣族、景颇族、布依族等) ,作为各自形成的文化体系且位处西南边疆,必然能够发挥非跨国民族或群体所无法代替的“文化戍边”作用。西南跨国民族文化戍边的具体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西南边疆跨国民族的文化兼容性建构起中国与西南周边邻国商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西南边疆有众多民族跨国居住,其中与老挝、缅甸、越南接壤的云南是中国拥有较多跨国民族的省份,有汉、壮、布依、傣、彝、哈尼、傈僳、拉祜、阿昌、景颇、佤、怒、布朗、独龙、德昂、苗、瑶等17 个民族与缅甸、越南、泰国、老挝等邻国跨国而居。这些民族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并兼容了不同国家的民俗文化,逐渐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和谐态势。因此,中国西南省份可以通过跨国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以建立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以文化交流为核心发挥戍边的具体作用。此外,跨越国界的人文交流其本身也是“戍边”的体现。如云南与缅甸、老挝边境民族村落,虽然两地属于不同国家,但由于同族关系而使得彼此之间的边贸往来和人文交流而未曾间断。

其二,西南边疆跨国民族文化通过三大层次在“文化戍边”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性作用。第一层次强调以族群整体及文化传统作为中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平戍边的根基。第二层次是以民族性为特征的文化体系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跨国民族得以和平共处和发展的基础与途径。第三层次是以跨国多元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民族和平共处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兼容和理解。“文化戍边”通过这三大功能体系,全方位地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构建和平戍边、文化戍边的保障结构。

其三,兼容并蓄、开放宽容的跨国民族文化体系的整体价值观则为跨国民族安全和平戍边提供理论指导。西南跨境民族所形成的文化体系就是由众多跨国民族在历史的长期形成过程中与边疆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后所构建的,因此这种“和平开放、兼容并蓄”的文化体系突出表现为历史悠久、跨国多元以及生态适应。由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直接决定了边境民族文化体系中“和平开放、兼容并蓄”的总体价值观,这其中“和平开放”决定了“兼容并蓄”,而“兼容并蓄”则反作用于“和平开放”并促使其进一步扩大。这种开放兼容的总体价值观则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省份及跨国民族的“文化戍边”提供了理论指导。如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仅仅强调某一国、某一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戍边的依据,而不顾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因素,势必会使得涉及跨境的民族文化交流受到消极影响。实际上,西南跨国民族已在相互交融、长期共居的过程中形成了“和平开放、兼容并蓄”的价值体系。此种价值体系,既是西南跨国民族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不同国家、地区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各国赖以“文化戍边”的精神指导。以此类精神和价值观作为沿线各国“文化戍边”的指导思想,不仅能够降低戍边的成本,更能够使“边疆”成为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从而为不同文明间的兼容与吸收以及在平衡互动发展的多元文化环境中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支撑。

( 二) 行政区域围绕“文化戍边”的产业发展

对于西南省份而言,围绕“文化戍边”还应当将理念进行具体化以及产业化,要将“文化戍边”创造经济价值,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以避免上文中所提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遭遇的瓶颈。对此,笔者有以下三点建议:

1. 双向区别发展

“双向区别发展”是指中国的跨境商业团体应当认清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国情的区别,利用好沿线国家的文化资源,开拓好文化的市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发展程度殊异,绝不能一厢情愿地去对象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大众消费,而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开发。对于那些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国家现代化程度极为滞后,文化的概念只有富裕阶层才会有所涉及。因此,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大使馆的支持下,有选择有重点地就对象国的相关团体开商洽工作,通过“便利化”实现文化贸易的“扩大化”。此外,21 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升级模式,同样也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目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互联网经济尚未得到有效开发,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更应抓住机遇,抢占沿线国家信息化时代的高地,着重发展互联网时代的新文化产业,从而以此作为“文化戍边”的平台巩固边疆。

2. 边贸“全通”保障

“边贸‘全通’保障”是指中外双边贸易要解决好“安全”“畅通”两大难题,要用国家力量去为边贸发展保驾护航。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互为邻国,主要贸易通道是以边境交通为主。然而近年来部分国家安全问题再度激发。以缅甸为例,尤其是中缅北部边境果敢等地区一直存在着战乱冲突的风险,这就给中缅双边的民间贸易制造了极大的困难。如今中国政府一方面运用外交力量向对象国施压,最大程度维护中外边境的和平安定; 另一方面则试图以文化交流作为“戍边”核心,加大对缅文化产业的投入,建设一条“中缅文化产业”的贸易通道,以此实现贸易流通、货物畅通、文化沟通。此外,缅甸国内的和平进程、民主进程都一直是经贸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任何的动荡都有可能波及中缅双边贸易。例如,2015 年初果敢战事再起,中缅边贸几乎陷于停滞,中缅边境贸易额排名第二的清水河边贸路线则因战争爆发停止贸易往来。因此,中国政府应当适度加强“有建设性的外交介入”,通过采取适当的外交方式来保障两国边贸“全通”,从而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这即是通过边境防卫保障文化产业发展,而文化产业发展增进了“文化戍边”的坚韧性,“文化戍边”的巩固则助力于边境防卫的良性循环。

3. 文约立法规范

“文法立约规范”是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围绕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完备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失,应当通过“立法制约”去趋避可能存在的纠纷风险。此外,西方所诟病的中国文化渗透问题,如果不能在合理完善的反诽谤法律机制内得到妥善解决,不能在对象国内争取到舆论民情的支持,那么将来依然可能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绊脚石,依然会产生法律完备性的风险。这样的风险非但于无助“文化戍边”的实现,反而会成为引发两国争端的导火索。因此,进一步加强法律规范,密切中国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机制交流是“文化戍边”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 三) 强调边疆地区文化治理的体系建设

所谓治理,就是由一整套规章、体系以及各种具体机制所构成,这些可能没有经过相关机构授予相关权力,但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操作上却往往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治理在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文件中也有明确的定义,也即各类私人或是公共机构就事物管理的诸类方式的集合。治理与管理是有着差异的,管理是治理的基础,而治理则完成了对于管理的超越。治理强调权威来源的多样化以及多元主体的参与,而治理方式也表现出多样性。此外,治理在概念范围与统治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治理是为以公平正义作为目标,是为了自由而去实施治理,更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有序而进行治理,统治则更趋向于政治意义。我国学者对于“文化治理”也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吴理财认为文化治理具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三个维度。竹立家则认为“文化治理”一词在词义上与知识和权力相关,可能与“文化霸权”存在可能性关联。正是因为“文化治理”逐渐成为学术的概念并得到推崇,对于“文化治理”的进一步研究,就自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便逐渐体现出来。我国部分学者对于“文化治理”一词的词义界定和具体研究主要是从两个维度进行展开: 一方面是将“文化治理”作为核心,是实现现实治理的具体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则是将“文化治理”一词中的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生态以及社会相互独立且并列的一个场域进行治理。

本文基于“文化治理”的角度观察文化在我国边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实现戍边的作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我国云南、西藏相邻的陆疆是作为特定场域及特殊治理空间所存在的,而文化就是在其中作为一种可以发挥特殊作用来参与到陆地边疆治理的。它不仅将文化列为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作为独立并列领域进行重点治理,更是作为一种革新的治理手段和工具领域进行特殊治理,而这就是在陆地边疆实行“边疆文化治理”。我国西南边疆的“文化戍边”就是要立足于“文化治理”与“治理文化”这两个维度相结合,边疆文化既是作为一个治理工具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场域进行实际运用。对此,我国西南边疆针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新发展应当在文化戍边有所发展与创新。

一方面,我国西南边疆的文化治理必须充分重视并发挥文化在云南、西藏等边疆省份的社会治理功能,这里的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治理手段,而它作为一种工具去解决文化戍边等社会领域问题是需要一个具体过程。

另一方面,西南边疆的文化戍边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对边疆文化进行规范和治理,从而将边疆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地带构建成“一体多元”的边疆文化,以国家整体文化意识———儒学作为“一体核心”大力发展与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对接的文化产业,从而完善边疆地区治理,从而在我国西南边疆构建一个安全、开放、动态的边疆文化产业,从而从根本上达到文化戍边的目标。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陆疆文化戍边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调动社会力量、特别是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等,实现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多种方式合作戍边。陆疆文化戍边既要利用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又要对陆疆文化进行治理,陆疆文化治理与治理陆疆文化都有助于陆疆文化戍边理论的构建,二者最终的归宿都是为完善和实现我国西南边疆的文化治理,提供“文化戍边”的社会效益。

结语

矛盾总是对立统一的,任何事物都有着积极性与消极性的两个方面,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历史的统一性是可以在矛盾中兼容并蓄的。历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文明都有过边疆的军事战争与冲突,而文化既可能是冲突的原因也可能是消弭战争的良剂,辩证看待“文化戍边”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作用并作出针对性的适用是本文的主旨也是目的。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当中,我们应当坚持以和平开放、兼容并蓄的国家边疆文化政策,以周边邻国和睦共处、跨国民族安全和平为“文化戍边”的指导,并以坚持主体文化方向、发展多元文化特色为戍边的具体途径,那么中国西南边疆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就可以在彼此安全的环境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本文转自:《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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