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鸿 文/图
戊戌季冬，受四川万源市文广局之邀，到荔枝古道万源段踏考。在庙垭场皇城寨下寨脚里，笔者见到了从小就听说过的苏二大王的墓园。我惊异于这座墓园的规模和精美、更被其记载和保全下来的那一段历史所悸动。
遗憾的是，即使在万源抑或更小范围，比如我一再写到的历史上的大石窝场地区，知道苏二大王的人已经不多，见过苏二大王墓园的人更在少数。
有幸，能够在苏二大王族人的带领下参观这处墓园、听他们详细介绍苏二大王及其父子兄弟，从而了解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民国历史。
合葬墓园，构造精美规模惊人
苏二大王墓不是一个人的墓地，而是苏氏弟兄二人和他们的父母的合葬墓园。整个墓园占地在一亩以上，共三进，第一进迎面是大大王苏英贤的德教碑，碑赑屃座、高五米以上、矗立在第一进院坝的正中靠前，往后、院坝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只单斗桅杆，桅杆外、迎面相对的是兄弟二人一模一样的廊柱式圆盖墓志碑，碑文均出自苏英贤笔下。
墓园全景
墓园的第二进比第一进要高三步台阶，第二进的正中是苏氏兄弟父母的神主碑，该碑也是赑屃座、高五米以上，神主碑两边分别是苏公承先墓志碑和本地名流的献诗碑，前边则左右分列一对石狮子，石狮子膝前则是有所损毁的封侯挂印石雕。
墓园的第三进是六柱五开间的坟墓主体，居中是苏承先和王氏的享堂，两侧则分别是两个儿子的墓室。整个坟墓高度比墓前的神主碑和德教碑更高。
墓园分两次修成：第一次是光绪二十七年（1899），先修了苏承先夫妇的坟墓区；第二次是民国九年（1920），坟墓扩修并在前面增加了苏英贤、苏毓贤兄弟二人的墓志碑、桅杆、德教碑等内容；墓园两次修葺都由苏英贤主持，苏英贤的德教碑由门生苏达修领修、众弟子公立。
苏大大王（苏英贤）墓志碑
苏二大王（苏毓贤）墓志碑
整个墓园的前边原有比一人一马还要高的墓墙，后被拆毁，墓园内被毁坏的地方还有两个赑屃座的头部和封侯挂印石雕，但总的说来，墓园保存极好。
二大王苏毓贤，牢里常客差点上杀场
二大王本名苏毓贤、字钟山，生于同治九年（1870），从小顽劣，与一帮促狭之徒混迹于乡野。
其父在管教的过程中遇其抵牾，气急之下手段失当，伤其手、脚、眼，苏毓贤为此一只眼睛失明、一只脚跛行、一只手的食指、小指、无名指卷曲不能伸直；民间至今流传有四句民谚描述其行状：“走路风绕旗，坐着马悬蹄，独眼照乾坤，手拿八十一。”
苏毓贤后来离开了家里到社会上混迹，其为人仗义，身边不乏朋友。天道不好的时候，他会找母亲王氏要远处庄房的钥匙、偷偷地把粮食放给狐朋狗友；时不时的地也会去官道上搂、抢，每次得手后他都只是吃一顿，从不参与分赃；他曾经无数次被抓进牢里，好在他有一个好哥哥、而他父亲打下的家底也还厚实，每一次坐牢，苏英贤都花钱把他弄了出来；每次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也不忘和狱卒们开玩笑：“不要让别人把我的位置给占了，我老苏过几天还要来。”
提起这个儿子，老夫子苏承先只能摇头：“这庙垭场的坏事，他是做绝了，好在他还不嫖不赌。”
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苏毓贤已经是很久没有在庙垭场出现。上次回来的时候，他穿了一件庙垭场从来还没有人穿过的“洋服”，在场上开了一家名为“非常”的茶馆，三教九流进进出出，倒也热闹。
好景不长，后来他和一帮人抢劫一个宣汉到平昌的粮商，事发后被抓进大牢，据说判了死刑，苏老夫子听说后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就当没有生过。”
老先生真会安慰自己，不过，他要不这样宽自己的心，又能怎样呢？好在苏毓贤最终没有上杀场，在苏英贤的运作下、他死里逃生并且很快出狱。
庙垭场苏氏宗族今日使用的字派是苏英贤拟的
本是乡间草莽，摇身登上本县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波及到本县，民国版《万源县志》“史事门·大事”有如此记载：“宣统三年（1911）十月，革命事起，县属旅省旅渝学生赵子渊、娄继寅、张辑五、唐传贤等纷纷回籍宣传，各乡绅首多率团队开拔入城，知县罗堉、警察局姜子渊自愿交出政权，全城鼎沸，秩序几乱，暂时议定推赖容光、赵其屏、童寿山三人共摄县事，各乡保多发现仇杀事。”
该版县志没有记载：各乡保发生的仇杀事件引起全县震动，知事赖荣光辞职，首倡太平反正的赵、唐等人已经离县外出，拥清的保守势力认为清廷才能震摄人心，镇压骚乱，于是拥清知县罗堉又复任知事；直到一九一二年春末，溥仪已经退位的消息传到太平，罗堉见清朝大势已去，才自行辞职回云南老家；县议事会暨县绅公推议长赵其屏代理知事。
苏毓贤从一个乡间草莽登上本县政治舞台成为主宰——这件今天想来依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年春末赵奇屏代理知事之后。
《钟山苏毓贤先生行状碑志》局部
墓园内《钟山苏毓贤先生行状碑志》对此有明确记载：“逮强劲之年，正改革之日，带团千余至县，清理各款、维持保护、兴利除弊，间有成效尤可取矣。”
对于本县发生在民国初年的这次由苏毓贤带团千余进城“清账”的事件，一九九五年刊印的《万源文史资料（第二辑）》中有王敬礼所写的《太平反正——辛亥革命时期的万源》一文中有如下记载：“一九二二年（笔者注：此处应为一九一二年）春末……乡保拥清保守势力的代表苏毓贤（庙垭人称‘苏二大王’）纠集乡保团练一千多人，手执刀茅，肩挂火枪号筒，蜂拥进城，扬称算账，势甚嚣张。时城防军人少，东路护城团总查武功（字敏斋，石马河人），与其北督率东路团丁五百余名，驻扎古东关，昼夜在近城处搜巡，预防苏军危害。由于民间历有乡保地域成见，新老太平之分，城乡两军对峙，有一触即发之势。代理知事赵其屏临危受命，在城乡两军之间斡旋调处，再三劝慰，查军未敢贸然进城，进城苏军也不敢乱动，盘踞县城十余天，终陆续散去。太平县城势将爆发的一场灾难，得以避免。”
坟墓上精美的书法和石雕
民国元年，苏毓贤进军县城
就此，苏毓贤被作为“乡保拥清保守势力的代表”被记载了下来。同时，透过王文——“民间历有乡保地域成见，新老太平之分”——我们可以知道：苏毓贤民国元年春天的这次进军县城，代表的是太平新三乡与老七保之间的对峙。
道光二年（1822），被匪患搅得头疼的川陕鄂三省总督在三省交界的老林会商，决定划出太平县的七八九三保成立城口厅同时降太平厅为太平县，为了弥补太平县土地人口之不足，巴州镇龙关以东由北向南三百里的地区划归太平，新析入太平的地区分别在石窝场、未家坪、黄钟堡三个场口建七、八、九乡，俗称“下三乡”或“新三乡”，而原太平县之一、二、三、四、五、六、十保则成为“老七保”或“上七保”。
大印送到，才知兄弟的能耐
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不同的现实际遇和负担，新三乡和老七保之间曾经有过怎样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种对立一旦爆发将产生多大的影响和后果？
在《小坡山房老人自叙碑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逮辛亥反正，为县会议员，维持县属改良，定章略，有成效，至代理行政、财政与禁烟督办，特其余事耳。”
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苏毓贤带团进城后，本县的人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1996年版《万源县志》“大事记”：民国元年，太平县衙改为知事公署，原衙署所属吏、户、礼、工、仓、兵、刑、盐、茶等九房裁撤，新置总务、行政、司法、财政、教育五科——五科中有三科手握于其哥哥苏英贤手中。
民间流传：苏毓贤进城后传信苏英贤进程任要职，苏英贤说“他那是天棒”，直到苏毓贤派员将大印送到庙垭场寨脚里，苏英贤才不得不信他的兄弟已经把太平的天地翻了个个儿；苏英贤进城后，各种权力汇聚一身，以致实在忙不过来，就让他的一个学生苏宝斋为他分担教育科长一职；苏宝斋只干了七个月、嫌累，干脆以三个银元作价卖给了太平坎解明德的一个亲戚，苏英贤知道此事后，盛怒之下将他那不成器的学生逐出了师门。
苏孝修老人为笔者做介绍
关于苏毓贤的这次进军，现居庙垭场皇城寨社区寨脚里年近八旬的苏孝修老人有文字记录了这一段历史的诸多细节。
苏孝修的父辈五兄弟年轻的时候正是大大王苏英贤、二大王苏毓贤红火的时候，父辈叫大大王大爸爸、二大王二爸爸，苏孝修的父亲苏纯坤曾在苏二大王后来的营房里司号、大伯苏纯林年轻时是苏英贤的贴心人长期为苏英贤跑路提烟口袋，从小苏孝修就听父辈讲了很多有关大大王和二大王的事情；此外，苏毓贤当年的轿夫苏根明、曾经多年跟随苏毓贤的苏平安，对于过去的事情也曾多次向苏孝修摆起。
苏孝修当过很多年的村社会计，接触的人多，思想也比较活跃，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知道过去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他开始用笔记录下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通过他的记录，我们可以基本还原发生在百年前的那次“苏兵进城”事件。
半月之内，召集了3支人马
“太平反正”初期，苏毓贤没有在庙垭场。后来，他又突然穿着“洋服”回来了，亲朋好友问他：“到哪里去了？在干什么？”他顾左右而言他：“我们要干政事”。
半个月之内，他联络本地年轻人、同时从本县鹰背、邻县平昌麻石方向汇聚而来三支人马。
这些人个个筋强力壮，所穿短衣前胸后背写有“勇”“壮”二字，这三支人马的头人分别叫冯纯古、马纯古、周纯古——这绝不是他们的本名，正如庙垭场和平昌、宣汉一带的三个苏姓先人都给自己取名“义三”一样，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保护自己的本能驱使他们用同一个名字混淆视听、以获取更多保全自己的生机。
苏毓贤召集本族本姓年轻人苏秀彦、苏秀中、苏平安等到苏家公店开会，吩咐大家给老百姓宣传：“不要怕，我们是干政事的。”
苏平安80多岁时给苏孝修讲：那时的兵没有枪，一律都是杆子棍，为了给士兵们弄刀茅的杆子、把树林里的小杉树都砍完了。
当时，庙垭有个姓朱的商贩是镇龙的人、很有钱，大家叫他朱师爷，他把麻钱打成钱辫子挂在树上。
大兵压境的时候，苏毓贤去给他讲要他不要怕、不要跑，队伍从门前经过的时候，你给每个士兵十吊麻钱、但是要把穿麻钱的钱辫子收在一起，等我们回来后，按钱辫子数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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