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北京）
李少君是中国新诗创作的重镇，也是当代诗歌的主要代言人，这已为评论界公认。他最近推出的《海天集》，继续沿着《草根集》、《自然集》等个人著作的思想脉络，将诗歌引入自己填就的“海”中。新书收容的107首近作，进一步印证了这样一个判断：李少君是中国新诗史上为数极其有限建立起自己的诗学理论框架，并坚持与个体创作相互印证的拓荒者。
我们知道，在李少君理论和实践的逻辑系统中，有两个看似独立但却融会贯通的原创性概念——草根性和自然性。作为新诗史上有广泛影响的一对范畴，草根性意味着泛现实主义的精神倾向，借用评论家李建春的诠释，是“地域的、民间的、乡土的、‘新红颜写作’、打工诗歌等的总领”。而自然性意味着泛浪漫主义的精神倾向，征引评论家夏可君的语辞，“恢复了西方自浪漫派和荷尔德林以来所言的自然的神圣性或圣美的自然性，也还更为彻底回到了中国文化的自然性”。这里以“泛”一词统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想说明李少君的诗歌和诗学中，始终显露出一种“海”的胸怀和气质。理论视野中，“文体形态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阐释世界的方式之一”（吴承学语），李少君对草根性、自然性的探索已经溢出诗歌“意象场”的边界，从而拥有了更具包容性、延展性的内涵，进而与现代性的时空接轨，亦即他的诗歌和诗学在接续中国传统文脉的同时，自觉转向了“世界”话语体系。
本集收录的作品在草根性和自然性两个向度拓展的比重是均衡的，但这种均衡并非指数量的而是重量的。前106首作品绝大部分是和“自然”进行对话，这些作品中，他明确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一个有背景的人”，这意味着，诗人李少君首先是一个“隐”者，他试图借助诗歌这一灵魂文体向现代社会讨要人性的栖居地。不过，这种童话式的吟唱毕竟和“当下”是有距离的，于是，他通过最后一首也就是第107首诗——目前而言他创作的最长的作品《闯海歌》，一下子将《海天集》的神性气质调整到“现实”的平台上，“问题”的浓度加重了，这首诗表明，尽管他在赞美、歌唱，但丝毫没有逃避现场、逃离社会，而是将个人的神经末梢扎入时代的脉搏之中。也就是说，在李少君“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同等重量的“士”的形象。我们都知道，中国诗学一直都是“士”学，士者，事也，《白虎通·爵》：“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诗歌这种文体承担的不仅仅是抒情或者批判，而是一套“儒道互补”的君子学的价值尺度。
大而化之，如果说草根性是儒家的，现实关怀的，自然性就是道家的，终极关怀的。一方面，李少君继承陶渊明、王维等前贤的衣钵，将身心与山水统一起来，构建起一种内在的、旷放的、“退则固守穷身”的傲然之质；另一方面，李少君接过诗经、杜甫等经典的大旗，搭筑起一种入世的、使命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承诺。也就是说，李少君自觉地从儒学不朽价值出发，建立自身诗歌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个体灵性写作，协调个人和社会、小我和大我的冲突。他的诗歌创作尽管如自己所说，把自然作为中国人的神圣殿堂，但却始终没有脱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传统。
之所以有如此论断，是因为李少君曾鲜明地指出：文艺复兴以后，人的解放成为潮流，人性大释放，文学自然也就以对人性的表现和研究作为最主要的主题。但很快这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帝死了，人僭越上帝之位，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自然的征服者，……自然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人其实只能在人的意义上解决自己的问题，严守自己的本分和位格，在天地人神的循环中谦逊行事。因此，李少君标举自然，某种意义上区别于陶渊明式的寄情自然，即仅仅将自然和“情感性”书写等同起来，而是更倾向于一种“思想性”书写，自然不是诗人咏叹的对象和目的，而是通过它将个人的思考引向宇宙层面，进而创造出自身的时空世界：自然退居第三位，个人位居第二位，而生命、时间和命运则成为主体和主题——这正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最大的“草根性”问题。在李少君的思想世界中，草根性、自然性亦或现实、浪漫能统一起来而无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用“心”/“海”这样一个概念将自己要面对或即决的终极问题统摄起来。
李少君将诗歌视为一种“心学”，是有重要范式意义的。一般论者在解释其要旨时，仅仅将“心学”与“人学”并举而谈，这一做法固然正确，却不完备。我们知道，儒学史上，朱熹、陆九渊都把“理”当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陆九渊借助天人合一之说，演绎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学说，这与朱熹“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差异明显。陆九渊倡导“明心”，尊德性，终极目标是企图实现道德的至高无上境界。至王阳明，则把“心学”作为“知行合一”的枢要，他说：“心虽主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事，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依据王阳明的诠释，推崇“心学”，实质是以儒成圣。李少君的诗歌和诗论虽无意识地践行了“知行合一”，目的却不是王阳明式的成圣。
李少君的诗歌“心”学论，是将诗歌视为心，视为人，视为业（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个人猜想，未必正确，在李少君的视野中，诗歌是“知行合一”的最佳载体，只有经由诗歌，个人才可以能动地重建与世界的关系，才可以成为一个君子——孔子一生执着追求的，正是“学为君子”之道。《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迄今为止对诗歌功用最精当、最完美的表述。如果我们不过于咬文嚼字，将会发现孔子虽为儒家的集大成者，却把诗当作抒情/浪漫和表意/现实相统一的一种有机系统。李少君一面低吟“林子里有好多条错综复杂的小路/有的布满苔藓，有的通向大道”（《在北方的林地里》），一面高唱“那一年，最流行的口号：为了自由与梦想/那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观念：实现自我价值”（《闯海歌》），就是试图在诗歌中，寻求个人和现实的统一。统一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立法”，换个词语表达，即孔颖达所说的“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在李少君这里，诗歌是启蒙的、拯救的也是理想的、现实的，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与这个世界在法度上是息息相关的，并可以为后者提供某种理性规范。
李少君是这个时代的最优秀的弄潮儿之一，大学甫一毕业，这个饱饮湘江水的三湘子弟即投身海南，建功立业。那时候，海固然是淳朴的、美丽的，更是原始的、粗粝的，还和岩石、贝壳以及渺无人迹的沙滩紧密联系在一起。海，即是李少君的故乡，也是他的异乡。不过，如果仅仅如此理解“海”这一意象之于李少君的意义，显然过于肤浅了。在李少君的诗歌中，占了相当篇幅的“海”，是李少君“填”出来的“人工之海”，也就是说，“海”是李少君创作的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博大、宽容和澎湃、深邃的意象，既承担了无所皈依、无所寄托、无所立足的现代性惶惑，也展现了一种通达肉体、存在和玄思的终极性思考。同时，“海”在金钱、流俗主宰的当下中，还蕴含了包容一切又洗涤一切的救世主的形象。
正是经由李少君的提炼，“海”成为一个全新的精神概念，成为和“心”一样包容、统摄草根性和自然性的宏大镜像：“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
做一个有大海的人，真好。
评论 1
北海之滨 2019-01-24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