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窄之道·名家专栏(7)｜罗伟章：如宽一样窄，如窄一样宽

文/罗伟章

/名家简介/

罗伟章画像  罗乐/绘

罗伟章，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太阳底下》《空白之页》《声音史》《世事如常》，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曾获人民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小说多次入选全国小说排行榜、中国文学年鉴、中国当代小说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部分作品被译为英、韩、蒙等语言。系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执行主编。

人的身上，究竟什么东西最值得改良，是因人而异的事情。但有一点大概具有共通性，那就是如何让自己从自己身上醒来。

要做成这件事，可能得力于自觉而艰难的求索，也可能在某个神秘的时刻，在你全不经意的瞬间，它就发生了。

记得18年前的那个中午，同事们都回家吃饭或下馆子去了，我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无所用心地落在宽大的写字台上。

门外的车声，时高时低，时急时缓，像大河里的浪头子，给人苍苍茫茫的感觉。苍苍茫茫，是属于时间的。

在这样的时间里，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应该去写作了，人生仓促，再不写你就老了。这声音清晰到如同雕刻，却只让我一个人听见。于是我听从了它的指令，顺手撕下一张公文纸，写了辞职报告。

那时候，我在川东北的达州城，任职所在单位某部门的主任。我辞职，不是辞主任，是辞公职。

我当时根本没想过走另一条路，诸如停薪留职，或设法调到一个相对清闲些的地方，是直接就把公职辞掉了。这种辞法似乎也不必要领导批准，报告一交，即刻走人。

而今想来，做得这么决绝，唯一的原因和所有的原因，是那个声音唤醒了我，并戳到了我的痛楚。

我是热爱写作的，念大学时的生活费，多靠文章维持。大学一年级，参加四川省大学生征文比赛，还得过第一名，从马识途老人手里接过了奖杯。

但毕业过后，就把写作忘了，并非因为有了工资，不愁吃穿，而是浮于人事。如此混混沌沌的，竟过了11年。

后读《古诗源》，其中有首短歌，很是让我震动。说的是，与其掉进人堆，不如掉进河水，掉进河水还有救，掉进人堆就没救了。

这是至理。我为那至理添了一个例证。从这个角度讲，我说自己热爱写作，其实是不配的。

现在被那个声音叫到一边，把我忘掉和丢下的指给我看。斑驳的外壳里，包裹着令我魂颤神栗的血肉。说成是初心也行。

为跟熟悉的人事剥离，我举家迁居成都，躲在当时还算郊外的一间房子里，写起了小说。

多年以后，知道我那段经历的人，常当着我的面，说我“执著”。如果这是夸我，就实在是把我高看了。我就是胆子大而已。

钱是分文不名的了，事实上，为到成都落脚，钱袋早已抠穿，漏成了负数。儿子又正上幼儿班，没成都户口，进不了公立学校，只能高价读书，也只能继续借钱。

可是，一辈子这样借下去吗？即是说，靠我一支笔，真能写出个光景来吗？我算什么？念书那阵，无非在《山花》《青年作家》《中国青年》《大学生》等刊发表作品，全都没过万字，且丢了这么多年。

写得累了，停下歇息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这些事。

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差不多是在糟蹋自己的人生。在先前的单位，鞋踩脚踏的，虽说不上康庄大道，也有其自在随心的宽阔：效益很好，职业也算光鲜体面。

再说主任都当了，难保不当个别的啥。分明有坦途可走，偏要拐到深谷峻崖白水黑浪的小路上去，不知是太把自己当回事，还是太不把自己当回事。

我的老同事和老熟人，都在这样关心我。又过些时，他们听说，罗伟章的腰佝偻了，佝偻得不成样子了，头发一根不剩地全白了，才30多岁，就从头到脚是个老头子了；听了，为我愁，深更半夜打电话来求证。

我的头发现在白了许多，但当年，是一根也不白的。腰板是我想弯的时候就弯，不想弯就是直的。可换个角度看，那些说法又并无错处。它描述了一种人生败相，一种边缘化或被边缘化最可能呈现的景观。

来成都的前5年，要不算回老家，我的出行半径，不会超过一平方公里。对一个正值盛年的人而言，这够窄的，窄得跟家畜——或者说得明白些吧，跟一条狗的活动范围差不多。

老实说，时至今日，我还常常怀念那5年。那是彻底的属于我自己的5年。我读书、写作，两种生活都让我快乐。

写作基本在白天，晚上读书。写作也可称勤奋，但与读书比，就算不上。多数时候，我睡在书房里，睡地铺，晚饭一会儿，就躺到地铺上，捧了书读。

顺便一说的是，躺着读书，比坐着和站着都更入心，大概是解除了体力的负担，便更能专注的缘故。

读到凌晨一时许，关了灯睡。但往往睡不着，想着书里的人和事，想着想着，不能自已，两臂一撑，啪！开灯又读。

我在那时候理解了宁静、庄严和盛大的含义。这是我读过的梭罗、司马迁、凡·高、毛姆等人给我的，更是托尔斯泰给我的。

把托尔斯泰的几大部长篇都读过了，读过不止一遍两遍了，我便对着他的画像说：“你能教我。”

他能教我什么呢？我书架上的许多书，都能教我修辞和技巧。但在托尔斯泰那里，技巧完全内在于人物，没有他的准确、浩瀚和深刻，就学不来他的技巧，我知道自己是学不来的。

然而，他指证了人类忧伤的核心，注目于世界可能裂开的伤口和应该成就的和谐，他用自己的全部文字，阐扬着文学的更高规律和更高使命。

人类文明的支撑，包括文学的柱石，靠小聪明是靠不住的。小聪明只能造就趣味和雷同。托尔斯泰于我的意义，是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到这时候，我明白自己是走在怎样的路上了。对伟大著作的阅读和日复一日的写作，我发掘和看见了自己——自己最坏的和最好的部分。

作为平凡人，过着平凡的日子，最坏的部分往往也是平凡的，或者说是日常的。正是日常的私欲和恶念，搭建起世界平庸与互残的温床。既然看见了，就有了警醒、修剪和提升的可能，也有了奔向自由的可能。

自由是需要自觉性和约束性的，没有自觉和约束的自由，不过是无心无脑的放纵，毫无价值，非但如此，还会成为灾难的起点。

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些，并学会了与自己单独相处，学会了自我裁剪和自我塑造，自由就已经归属于他了，他就能在表面的丧失中，获得心灵的疆域。这样的疆域，自然不是一平方公里所能丈量的。

由此可见，世间的宽和窄，全看你持怎样的标准。

每种标准都有其合理性，但要提醒自己的是，这个标准需是我的，不是别人的。用别人的标准来规范自己，是人们愿意做的事情，浸淫其中，会感到安全，有时还会感到舒适，比如别人欢呼，我也欢呼，别人愤怒，我也愤怒，我就成了围观者中的一员，就不会被视为异类。

这很难说有什么不对，只是，我因此得到的，将是表面的获取和深沉的丧失，我脚下的道路，也是表面的宽和深沉的窄。

来成都写了10多年小说，又有了另外的境遇，因我写过《饥饿百年》《大嫂谣》《我们的路》等小说，被评论界说成是“底层叙事”代表作家之一。又因为写过《奸细》《我们能够拯救谁》《磨尖掐尖》等小说，被说成是“中国教育小说第一人”。

被界定，是许多作家欢迎的，为的是批评家在论述某个话题时，可以被提及。但我从不在意那些。我还写过那么多别样的小说。

如果也有在意的时候，就是深知自己的小说还不够好。好小说是不这样界定的。鲁迅的小说大多写乡土，可除了专门研究乡土小说的学者，没人会说鲁迅写的是乡土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写贵族，也不会说那是贵族小说或城市小说。

界定本身就是一种束缚和褊狭。小说就是小说，正如文学就是文学。我们现在时兴说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或者幻想文学、青春文学之类，看上去是为文学拓展了空间，其实是把文学矮化和窄化了。

文学只有在文学自身的范畴内，才能呈现它的宽阔。即便是很窄的题材，也有窄的锋芒和锐利，并由此写出大的格局，成就宽广的风景。

因此，我不仅要说世间的宽和窄取决于不同的标准，还要说世间无所谓宽窄。如宽一样窄，如窄一样宽，有了这等心境，就能拥有舒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