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40年｜专访原广汉向阳公社党委书记叶文志 困境“逼”出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叶文志接受封面新闻专访。

人物小档

叶文志，1942年1月生，197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时任向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的他，参与并推动了向阳公社摘下人民公社牌子的壮举，是广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叶文志于1974年任向阳公社党委书记；1978年任广汉县委副书记、广汉县常务副县长；1980年兼任向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1982年后历任广汉县代县长、县长、广汉县委书记、德阳市委常委、广汉市委书记、四川省劳动厅副厅长兼省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厅级巡视员等职务，于2004年退休。

过去向阳破旧的茅草屋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这首民谣道出了当年向阳的困境。

“改革都是被困境逼出来的。”76岁的原向阳公社党委书记叶文志说，当年的改革就是一张白纸，自己画蓝图，遇到啥改啥，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敢为人先。

谁也没有想到，叶文志他们的改革竟成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大壮举，也成就了向阳“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名。

在向阳镇人民政府陈列室，两块木牌相对而立，一块是“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另一块则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1980年，向阳党员干部偷偷摘掉人民公社牌子，悄悄换上乡人民政府牌子——这一摘一换，穿越了当时体制“禁区”，让农村恢复勃勃生机，也让向阳闻名于世。

向阳换牌。

在冬日暖阳下，和叶文志一同追忆“40年”的时候，远处一列和谐号动车呼啸而过，“十多分钟就到成都了，很多人都是住在广汉，在成都上班。”让叶文志更加高兴的是，很多成都人现也在广汉上班，就在他出生和工作过的向阳上班。

“逼”出来的改革

1974年，32岁的叶文志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去向阳公社当了党委书记。

“说实话，当时内心深处是不愿意去的。我是那里走出来的，我知道那里的状况。”叶文志告诉记者，向阳是当时全广汉最落后的一个公社，又是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觉得这个地方很难搞好。

用叶文志的话来说，改革是当年现实条件给“逼”出来的。

说到激动处，叶文志站起来给记者讲述

窘境之下，叶文志他们硬着头皮上，一手解决当下吃饭问题，一手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于是就有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就在改革的当年，交了公粮、卖了余粮，老百姓都还有口粮，还可以养鸡鸭、养猪，搞副业。

包产到户后，农业稳步增长了。叶文志又把改革的目光转向了工业企业。

“一个砂石厂都是亏本的，简直奇了怪了。”叶文志说，从河坝里把沙石淘出来再运到厂里最后卖出去，居然都要亏，实在想不通。他调研才发现，拉沙石的车到厂里拉一车沙子，并没有出去，而是在厂里打转转，转三转记三个工，“这样混乱的管理，不亏才是怪事。”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叶文志就把沙石厂的问题先解决了，接着把酒厂也承包了出去，后来又新建了砖瓦厂、电杆厂等企业。

回忆起当年热火朝天的景象，叶文志仍不胜感慨。

叶文志对记者说，当时办砖瓦厂没有钱，就找之前买沙石的客户借钱开办企业，承诺客户以后买砖瓦从借的钱里面扣除。

有了工业企业，就要有销售，于是叶文志又成立了工业供销公司、农业公司，后来合并为农工商联合公司。

说到这里，本来坐着的叶文志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农工商联合公司才是新东西，广汉其他地方都没有。”同时，还实行了“五定奖惩制度”，“定产值、产量、质量、成本、报酬，搞好了就奖励，没做好就扣钱。”

在改革农业和工业的同时，叶文志把公社行政也改了，成立了行政组，专门管办公室行政这一块，从而在实质上结束了“政社合一”。

悄悄摘牌换牌

为什么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

问起“摘牌”，叶文志更加激动。他说，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从经济发展上来说，名称不相符了。从经营基础上来说，这个体制就更不适合了。”

叶文志说，人民公社这块牌子给人的印象就是“吃大锅饭的牌子”，出工一条龙，下田一窝蜂，钟在走人不动，调动不了积极性，生产咋个搞嘛？

经过一系列改革，向阳公社把16名干部分成行政班子、农副业班子和社队企业班子，并试办了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和商业公司，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管全公社经济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管委会已失去经济管理职能。

虽然人民公社的经济管理职能被架空，但牌子依然挂在那里。

叶文志回忆说，向阳在实际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中，已经抛开了“政社合一”，所以摘牌子势在必行，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而且，摘牌子也征得了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同意。

叶文志回忆：当时广汉的县委书记从长春做完“油菜籽换玉米”的生意回来，便联系了他，还有钟太银（时任向阳公社管委会主任），要求找一个比较僻静、能保密的地点，叶文志就带他们来到河边供销社的一个旅馆的二楼开了一个房间，当时就明确了向阳公社换乡政府牌子：不登报，不宣传，不广播。

叶文志说，当时他兼任向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具体的换牌工作由钟太银负责，“到底哪天摘牌子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由于当时不让对外宣传，“照片都是后来补拍的。”

时任向阳公社办公室主任的何启香告诉记者，具体什么时候换牌子她这个办公室主任也不知道，都是悄悄在做，怕担风险。

向阳幸福广场上的雕塑

1980年9月，向阳悄然“换牌”——早上出去还是公社，中午回来就是乡了。

叶文志回忆，刚换牌子时大家并没有太多在意，但后来发现街上到处都是人，竟然青白江新都的人都过来了，都来看那块乡政府的牌子。

更出乎叶文志他们预料的事接踵而至。因为新华社记者的一个内参，“换牌”之举引来了北京的注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语气很严厉。

叶文志说，他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回去当农民嘛，我本来就是干气力活出来的，推车子挑担子都没有问题。”但在半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打来电话，“中央领导同意你们搞试点。”

很快，这一试点改革不仅在广汉得到全面推广，在全国农村也引起强烈反响，而且还在国际上受到诸多关注。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省、直辖市、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自此，人民公社成为历史……

对/话

“改革者要有担当，还要有不服输的精神”

为解决吃饭问题，向阳镇党员干部以一种勇于开拓、破旧立新的创新精神站在了改革潮头，从包产到户，到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再到发展村集体经济，农村经济活力不断释放。今天，向阳镇已形成食品制造、电气设备、高端造纸三大支柱产业，拥有生产经营性企业328家，2017年实现GDP2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065元。

记者：从影响上来看，似乎换牌比具体改革措施更让向阳出名？

叶文志：我们把人民公社的弊病总结了几句话：浮夸风的牌子、瞎指挥的班子、吃大锅饭的根子。我们的改革到了1979年，农业改了、工业企业改了、行政班子改了，所以摘牌子势在必行，从经济基础，从人们的意识，与实施激励奖惩都不相适应，所以自然就把它取了。但影响那么大，却是我们最初没有预料到的。

记者：我们都知道改革很难，有时候还要挨骂，甚至是写检讨。

叶文志：改革路上不光要有作为还要有担当。挨骂要干，挨批评也要干，写检讨还是要干。要有担当，还要有不服输的精神，所以说很难。

记者：从向阳的改革到广汉的改革，你参与了、见证了，写过检讨吗？

叶文志：还是有好几个。“三不要”引进人才，挨过批评。卖户口，我也做了检讨。还有修路也挨了批评，修宽了，修了六十米宽，那是1984年，被上级领导拿来与人民南路比，也挨了批评。还有一个粮食改革，虽然很成功，还是挨了批评。

记者：改革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文志：作为干部来说，不要只想着自己，要眼睛向下，要看到群众的利益上，要一心想在人民身上。改革要得到群众的理解、群众的支持，要让群众得到实惠，改革才能成功。

后记

广汉向阳，108国道穿境而过，路旁的大牌坊上书“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9个大字。

从全国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的改革之乡，到四川省“百镇建设试点行动”的首批工业型试点镇；从家家户户生活窘迫，到住进依江而建的新居或者自建小洋楼；从工业强镇到城乡一体协同并进，再到融入成德同城化发展……而今，向阳又开启了全域开发的新征程。

德阳市委书记赵世勇说，就是要把向阳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传承下去，用生态绿色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收入更高，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改革永远在路上。

换牌往事

原向阳公社办公室主任何启香：“换牌后，生活越来越好”

原向阳公社办公室主任何启香。

何启香今年79岁，当年她是向阳公社办公室主任。而换牌这件事，就连她这个办公室主任都事先一无所知。“当时都是悄悄换的，怕担风险。”何启香说。

换牌后，她继续当办公室主任，直到退休。何启香现在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穿过镇政府背后的幸福广场去菜市场买菜，然后河边晒太阳喝茶。

她说，她在叶文志搞改革之前还是要去生产队蹲守，有时候半夜三更还在抓生产赶进度，“没有好大效果，产量还是抓不起来。”何启香回忆，叶文志对公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分别成立了分管工业、农业和行政的部门，结束了“政社合一”，“慢慢地大家的生活都好起来了。”1990年，换牌10年后，向阳不少人家都盖起了楼房。何启香家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盖了楼房，居住至今。

人们在向阳幸福广场上玩耍

距离向阳镇幸福广场不远，一群小洋楼中间，一道灰色大铁门依然保持着40年前的样子，这是当年的向阳公社所在地，“换牌”壮举也在这里完成。牌子早已收进了展览室，只剩下一根锈迹斑斑的铁钉还能让人联想到当年。站在门前，何启香老人回忆着当年的往事，一些具体的数据已经模糊，但她肯定地说：“换牌后，生活越来越好。”

原向阳公社管委会主任钟太银

两个月不回家在办公室偷偷准备“换牌”

在河边供销社旅馆房间开完秘密会议后，钟太银回到公社办公室。他知道，这件事情只能自己来悄悄干。当年9月，钟太银将自己花费两个多月时间做好的“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拿了出来，悄悄地换下了公社大门上“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

牌子很轻，但在钟太银心里却十分地沉重，因为他十分清楚牌匾上这几个字背后蕴含的意义。

他想和妻子离婚，也是为了能独自承担这背后可能带来的风险。钟太银的二女儿钟敏说：“好端端的，我爸回来心事重重地喊我妈离婚。当时我妈就说，我任劳任怨给你带娃娃，还要出去做农活，你现在回来喊我离婚，总要有理由嘛。他也没有说清楚是为什么，还说娃娃他一个都不要，全部断给我妈。”

钟敏说，当时她才十岁，感觉天都塌了，“爸爸一直对我们很好，怎么就突然不要我们了呢？”

钟太银退休后，才断断续续地把过去的事告诉钟敏，并给了她一个自己当年的工作笔记本。当时，人民公社的牌子究竟换得换不得，会带来什么后果，谁也说不清。但钟太银知道，此事一旦错了，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家人，他不得不想着与他们切割关系。

而两个月不回家，原是他一直在办公室偷偷准备这块“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封面新闻记者 唐金龙 王攀 董兴生摄影报道 本文部分资料由广汉市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