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慈惠堂街：民国时期全国最大慈善机构

慈惠堂旧影

在成都梓潼桥正街北口与布后街附近，一条短短的小巷在周围林立的高楼掩映下，并不起眼。然而，这条名为慈惠堂街的小巷在90年前，却是成都乃至全国最大的民办官助慈善机构“慈惠堂”总部所在地，街巷也因此得名。而且 ，民国时期，这里还是成都培养扬琴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

一手办慈善 一手办火柴厂

慈惠堂，是创办于清雍正年间的慈善机构。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民初，成都各种官办、民办慈善团体甚多，尤以雍正初年（约1726年）创办的慈惠堂最大最著名，久而久之，街也因堂而得名。

笔者从光绪五年（1879年）官府所绘四川省城街道图上看到，当时的成都慈惠堂有田300余亩，加上官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无靠者三四百人。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天下大乱，政乱财窘，成都慈善堂堂务渐渐荒废。当时的市政督办陈鸿文决定改变慈善堂人员“无所事事”的现状，他三顾茅庐，诚邀大善人尹昌龄出任慈善堂的总理。

尹昌龄（1869年—1943年），郫县人（一说华阳人），是当时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曾任翰林院编修、西安知府。尹答应了陈鸿文，从1924年接手慈惠堂，到1942年在成都病逝，其间尹昌龄设立了育婴堂、养老院、瞽童习艺所、女童教养所以及孤贫儿童工读所五个慈善团体，收养的老弱残废多时达两三千人。

最早的慈惠堂修建于清朝雍正年间

成都锦江区文史资料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慈惠堂声望日隆，成为全国闻名的慈善机构。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慈惠堂逐渐接管了普济堂（孤老院，遗址即今书院西街34中）、育婴堂（遗址在今育婴堂街）、孤儿院等，并在外东大田坎用拆除凤凰山新军营房的木料建成商业一条街，将商店铺面或出售，或出租，即今大田坎街。又在九眼桥接收惠昌火柴厂，办起培根火柴厂（遗址在今培根路）。

培根火柴厂的商标，原是一个小孩端着碗吃饭，目的为育婴，人呼为“娃娃牌”，其后尹昌龄感到娃娃牌商标的含义有所未足，于是更名为“扇牌火柴”。在火柴盒面画折扇一把，并亲手撰书前语六行，表达了慈惠堂的办厂宗旨：孤穷为本，良心至上，仁风为终。

1940年后，日寇飞机频繁轰炸成都，慈惠堂街附近的东大街、盐市口、少城公园一带，每每沦为一片火海，人员伤亡惨重。尹昌龄日夜操劳，安排鳏寡老弱残疾人员疏散到遍布郊外的慈惠堂佃户农家小院隐蔽躲藏，自己也暂避于培根火柴厂。

黄穉荃在《国史馆馆刊》写道，尹昌龄经营慈惠堂多年，躬亲综核，一丝不苟，常对手下办事员说：“慈善机构的钱来之不易，是济贫救命的，若有亏空，天理不容。”

当年慈惠堂收留的无家可归的儿童

组织盲童学扬琴 亲拟16字班序

很多人不知道，尹昌龄还是一位水平较高的音乐作家，他在很大程度上发扬光大了成都的“洋琴”（扬琴）。

1924年，尹昌龄接手慈惠堂后，他发现，慈善堂一带经常活跃着许多盲人以及他们的孩子，这些人从事最多的职业就是算命，他们中也有些人有吹拉弹唱的手艺。尹考虑很久，决定让他们中的盲童在慈惠堂学习吹拉弹唱技艺，并对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去向等均作了周详的安排。

这一举措，对成都扬琴的继承与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

《成都通览》记载，成都百姓民间向来有放炮、过年、闹年鼓、耍龙灯、耍狮子、听扬琴等的习惯。传说成都三皇会的扬琴艺人在聚会和演出时，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那就是供奉写有前辈艺人艺名的“百寿图”，就像传统的木工行业供奉鲁班一样，是对前辈艺术大师的尊重和缅怀。

今天的慈惠堂街为尹昌龄立的纪念碑

尹昌龄倡导的瞽童所音乐科（即洋琴班）于1924年农历三月正式建班开课。他还请来当时的名艺人、名票友义务传习，甚至还拉来自己的亲戚乔仲权教《白帝托孤》等段子。开课时，尹昌龄亲拟16字“慈惠大成、发达永久、勉自未定、蒙天之佑”，作为班序。每期时间为4年，但毕业后仍留堂内，参加各种营业性演唱（或留所作教师）、书场演唱或出堂会等。第一班（慈字班）便只挑选了17人，后来大多学有所成，对成都扬琴的传承与发展有不少贡献。

慈善堂扬琴班第一任教习名沈子啸，是个盲人，浙江人，当时他在潼川卖卜为生，由成都东门外胡耀东介绍推荐入堂作扬琴班首任教习。第一任监察员则延聘“省城士商高旷之人，平日以扬琴自娱者”，何茂轩、邓楷亭、萧绍徽、范云卿、梁温恭、曹少杰、杨卓然、陈春帆等8人组成“专家组”，负责扬琴技艺的传授。

当时教授扬琴的技师们都是义务的，不一定每天到堂。慈惠堂的扬琴班成效很好，吸引了不少器乐人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史料上说，成都慈善堂扬琴班先后培养了近200名学生，这也应该是今天成都扬琴堂“久唱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慈惠堂的院子

民众赞誉慈善家 街头立碑纪念

1943年1月，尹昌龄在慈善堂不幸病逝。卧病弥留之际，他嘱咐老妻：“人死后慈惠堂财产账目切勿轻为启动，待举公正者任事时，始办移交。”

当时的成都《华西日报》这样评述，“当此盗跖纵横，贪鄙成习之今日，尹仲锡先生逝世之噩耗传来，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忧惧，引笔悼之，略抒胸臆……慈惠堂有良田八千余亩，而先生无之；慈惠堂有街房数百间，而先生无之；慈惠堂之财产，为先生手创，而先生仅寄居无地板之房，以终余年”。报道说，尹昌龄死后，家无余财办理丧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赙金主办。成都十二桥烈士王干青，与尹昌龄共事多年，深有感触，作《吊尹仲老》诗曰：“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余身二十年，存活亿亿万计。”可概其一生廉直。

尹昌龄去世后，成都民众还在少城公园为这位慈善事业家铸造了一尊铜像，赞美他“慈善事业，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在今天的梓潼桥正街北口与布后街交界处，还立有尹昌龄先生的纪念石碑。

后来，慈惠堂总理由张澜继任，建国后，张澜上调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慈惠堂街的慈善机构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在老成都的人的心灵中留下难忘的温馨回忆。

田悦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