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以及新派武侠的黄金岁月

金庸与梁羽生下棋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1952年，陈文统和查良镛相继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同年，香港武术界太极和白鹤两大门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唇枪舌战，后又约定1954年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报纸副刊是刺激报纸销量的重要手段，《新晚报》的总编罗孚看到武侠小说的商机，约稿陈文统撰写武侠长篇。1954年1月20日，在比武开始后第三天，《新晚报》开始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

《龙虎斗京华》受到热捧，报纸果然销量大增。罗孚乘热打铁，让查良镛也开始写武侠。1955年，《新晚报》连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署名“金庸”。

两部连载引起风靡，其他报刊纷纷效仿，催生了一大批武侠作家。原本不写武侠的张梦还、牟松庭、倪匡等作家，也先后开始武侠写作。

梁羽生和金庸都是无心插柳。梁羽生的弟子杨健思曾说，梁常常引用龚自珍的一首诗，“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这里的“天风”，说的就是罗孚。无论如何，梁羽生和金庸被奉为“新派武侠”的开山鼻祖。

民国武侠小说曾一度兴盛。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连载长达6年，后来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成为民国最卖座电影之一。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更从30年代末连载到1949年，影响深远，后来武侠小说中的真经、神掌、凌空虚渡、千里传音、阵法妙用等都来源于此，《蜀山剑侠传》也被称为武侠百科全书。

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的说法，部分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梁羽生一开始对新旧也有思考，“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于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主义的路了。”

新派的“新”很大程度在于新的价值观。《龙虎斗京华》在楔子、回目、笔法都是旧式的，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都有旧式武侠的痕迹，但梁羽生对农民起义的立场，以及金庸对于人性的刻画，都有别于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特别是在《神雕侠侣》以后，金庸开始探索人的复杂性，他曾经说，“人的性格很复杂。平常所说的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笼统的说。”

1951年到1961年，金庸陆续发表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刚开始连载，就在香港引起轰动。倪匡曾形容当时盛况：“在1958年，（香港）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武侠市场，在这一时期的香港愈发繁盛。当时大陆的武侠小说遭禁，台湾第一本大型武侠杂志《艺与文》停刊，新派武侠唯有在新闻和出版较为宽松的香港诞生。

1959年，香港出现了两本武侠杂志，一本是《武侠小说周报》，另一本是至今仍在发行的《武侠世界》。

彼时，金庸正以《射雕英雄传》对垒张梦还的《沉剑飞龙记》。战况激烈，在当时被称为“龙雕之战”。

1959年，金庸在《明报》发表《神雕侠侣》

1960年，金庸创办《明报》。次年又创办了香港第三本武侠杂志——《武侠与历史》。

金庸带领香港武侠走向黄金岁月。他在1972年封笔以后，立即找到古龙接手副刊，又让温瑞安在《明报》连载《神奇周侠》。后来素有“金古黄粱温”的说法，金庸与古龙、黄易、梁羽生、温瑞安并称为新武侠文学五大宗师。

英属香港殖民的特殊环境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当时香港乃至全球华人，普遍对中国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渴望，金庸创造的武侠世界刚好填上这种虚空。

马家辉曾在媒体的采访中概括，金庸作品不仅是文学经典，更是华人文化符号中有待去发掘的资料库：

“不管你是哪一类型的中国人，哪个时代的中国人，你都可以在金庸作品里面看到你的影子、朋友、爱人。这才是让他成为全球华人共同语言很重要的力量。另外就是对中国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在历史虚构情景里面呈现。”

这种核心价值在金庸的作品里，想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义，也是“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