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甲午海战结束后，曾宗巩进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工作，由一名海军军官成为一名翻译大家。
曾宗巩和林纾合译的《三千年艳尸记》
足本《鲁滨逊漂流记》
根据林纾年谱记载，1904年是两人合作翻译之始，这一年林纾的8部译作中，有四部是与曾宗巩合作。
其中《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和《埃及金塔剖尸记》在1905年出版。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和《滑铁卢战血余腥记》，在1904年当年出版。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法国人阿猛查登，后来有人依此说明曾宗巩“精通英、法两国语言”，其实这两本书是曾宗巩从英文版转译的，版权页写得很清楚：“法国阿猛查登原著，英国达尔康原译；闽县林纾、长乐曾宗巩重译”，这是林纾译书中常规的署名方式。
曾宗巩和林纾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十分受欢迎。在1935年4月27日的《申报》上仍能看到再版广告。
曾兆惠也表示，三叔公并不懂法语。
1905年，林纾的八部小说中，有三部是和曾巩合译的。
《斐洲烟水愁城录》，1905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蛮荒志异》，1906年出版。
还有一部就是著名的《鲁滨逊漂流记》。
《鲁滨逊漂流记》最早由沈祖芬译介到中国，该书稿译成于1898年，初版于1902年，书名为《绝岛漂流记》。
1902年12月至1903年10月，上海《大陆报》连载了秦力山翻译的《鲁宾孙漂流记演义》，这个译本的文字因被革命化的改写，又抄袭沈译本翻成白话文，影响力有限。
曾宗巩、林纾的译本，固定了这部小说日后在中国的名字《鲁滨逊漂流记》，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并注明是“足本”。
曾宗巩和林纾的译作 商务印书馆 1914年
此译本出版后，大受欢迎。
与其他译者不同，该译本较为忠于原著，在《鲁滨孙飘流记》序言中，林纾写到：“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
由于林纾不懂外文，他翻译的底稿质量全部依赖于“口译”者的水平。
研究林纾的汉学家罗伯特·威廉·康普顿认为，在林纾的口译者中，曾宗巩更为注重字句层面的对应。
除上述外，两人合作翻译的还有《雾中人》（1906年出版）、《新天方夜谭》（1908年出版）、《荒唐言》（1908年出版）、《钟乳骷髅》（1908年出版）、《三千年艳尸记》（1910年出版）等，有十余部。
近代海军教育的意外成果
曾兆惠注意到，三叔公翻译的著作多以冒险和军事题材为主。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甲午战后，涉及航海、冒险的文学作品不少被翻译到国内，以求改良社会风气。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1904年
两人合译的《鲁宾逊漂流记》在出版的第二年（1906年）就被收入《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中。《书目》介绍宣讲此书可“振冒险之精神，怯依赖之习惯”， 同时也指出“涉宗教处可以删节”。
甲午战后，清政府对原有的宣讲制度加以变革。1906年《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的颁布，成立宣讲所，为“实行通俗教育起见”，“以端心术”，“启知识以振精神”。
同时，这也与曾宗巩接受的教育和战争经历有关。
在《鲁滨逊漂流记》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幼固少学水师业，习海事，故海行甚悉，且云探险之书，此为第一，各家叙鼓无数，实为欧人家弦户诵之书，哲学家尤动必引据之者也。”
幼固是曾宗巩的字，从林纾撰写的序言中，里行间能看到应该是曾巩向林纾推介了这本书。
林纾于1924年去世，晚年他曾有过一番回忆：“今已老，无他长，但随吾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指陈家麟）、李生世中之后，听其朗诵西文，译为华语，畏庐则走笔书之。”
畏庐是林纾的号，由此可见林纾对曾宗巩诸人的怀念。
据目前所知，林纾的“口译者”共有20人，其中贡献大和合译作品多的是王寿昌、魏易、陈家麟、曾宗巩、李世中等人。
事实上，王寿昌船政前学堂制造班第三届毕业生，前学堂教授的是法语，他本人曾到法国巴黎大学，后和林纾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清末近代海军群体，是当时中国最了解西方的一批人，他们学习技术，学习外语，并试图通过“船坚炮利”之外的方式去影响、启蒙国人，这或许是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意外成果，他们翻译的作品，对中国人精神的影响，更为绵长。
不过学者马幼垣认为，严复等人在战后不写回忆录而去翻译西文，是缺乏海军职业精神的表现。
对于这一观点，曾兆惠觉得，现代人不应该超越时代背景去要求古人。
“对于军人而言，战败是极大的耻辱，有无法言说的痛苦。”曾兆惠说，“三叔公翻译那些冒险小说，其实就是一种心迹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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