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茅奖鲁奖获奖者阿来⑤丨“我要写，肯定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

或许是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阿来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谈吐直率。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杨谨烛 摄影 陈羽啸  刘开怡

封面新闻：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您的知识体系很强大。你是怎么修炼的？

阿来：主要就是读书，没有别的路径。

封面新闻：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有的人读成了书呆子，要读成您这样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还是少数。

阿来：那是读坏了呗，你要找到健康的方式读，好的方式读。读书，我们首先要考虑。除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外，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首先，就是要提升自己。还有就是传播。也就是说，你领会到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写作。

阿来给记者展示他用手机阅读、查资料的场景

封面新闻：专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非常火，但也有争议。您是怎样的看法？

阿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有这个时间听别人讲解，不如自己读一段。经常有人请我做一个文学讲座，其实我不太愿意。我想，文学这件事情不是光讲或者光听才可以。文学要自己读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对经典过度阐释。像那种没边没沿儿地无休止地追问，一定要让某个小说角色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人物，一定要把对应的人挖出来。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太大的价值。向经典学习，要学习的是它们跟现实或历史发生关系的方法。

封面新闻：您能列几个您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阿来：我这种人不会特别喜欢一个作家，或许，某一个阶段，我可能正在某个领域有短板，那么我就会集中研究某些人。经过学习和得到启发，等我克服了这个短板和困难，某些程度我跟他一样好了，那我就去找新的营养和经验。

封面新闻：有没有哪一位是能一直给您灵感、营养的？

阿来：不可能，那就是我没进步嘛。表明他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国际作家，比较受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欢迎。比如最近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受到的关注很多。您喜欢读奈保尔吗？

阿来：奈保尔的书我都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在中国影响了不少青年作家。写得非常好。他的“印度三部曲”也非常好。他作为离开印度的印度人，来反思印度的历史、印度的命运。奈保尔关于印度土地制度他不是简单的批评，他是有爱的，他确实希望印度变得更好。人们有很多看世界的方法，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提供一种看世界方法的作家。奈保尔无疑属于这一种。

封面新闻：作家的作品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太近太远好像都有问题。你是什么处理的？

阿来：文学有文学自己的处理方法，它既不同于新闻，也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处理题材的方法。就说关心现实，我认为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现实。比如我的《蘑菇圈》和《三只虫草》，都是处理最近的现实：环境保护、自然生态问题。但我发现，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现实是很隔膜的。很多人都是基于，跟他自己相关的那一点点才是现实。其实环境问题那这么大一个现实，怎么没有人关心呢？

封面新闻：或者是因为无力改变？

阿来：如果每个人都说无力改变，那这个事情就真无力改变了。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少开车，买小排量汽车，真的去种一棵树。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我能走路的地方，基本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我不坐车，就步行。

封面新闻：据我观察，您很少特别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背后是怎样的一个考虑？

阿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是前面加个“少数”就让人不舒服。因为，随之带来了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少数民族人士的成功跟对他评价的标准有所降低有关。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开始，我就告诫自己：我不能有对自己降低要求标准的心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写。我要写就是，我不敢说世界，但可以肯定至少要达到中国一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