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李致②｜“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时期，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李致与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刘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1980年代的大学生中，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其中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是名列前茅。相比这套丛书的广为人知，较少人了解，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他当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初开，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当时候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当时出版有‘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些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的。”当时从北京回到家乡，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的需要。“另外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率先突破了“三化”的限制，“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事后，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在混乱年代被打倒的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刘杲称赞他们“为作家的平反胜过红头文件”。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解放后一直没有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地展现。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地展现。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1982年底，李致调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文艺出版界的朋友仍以书生目之。作家王诚德曾为他写过一首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

封面新闻：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还是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您当时决定要出版“未来丛书”这套书的？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李致：当时的四川，包括重庆在内，只有一家出版社，我就是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当时我们的思想相当解放，这套书本来是交给别的一家出版社，但是那家出版社没有同意。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知道四川人民出版社思想很解放，就写信来说要出这套书。我觉得这套书好，就拍板同意了。我当即派了两个人去接洽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关上门封闭自己，外面世界怎么发展我们已经不知道了，该要走出去就要了解世界了。

封面新闻：你当时这种思想，是很先进的。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赶紧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我翻看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比如“业余华侨”（打扮的漂亮一点、头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人没什么本事，有什么事儿就查查万金油）“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接下《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工作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出版又面临市场。对于出版，您非常在行。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应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来说，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我还在出版社工作时，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当时，著名诗人冯至，曾来四川参观了我们的图书展览。他说了一句话，“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他当时说的就是我。后来，有人就反对这个观点，提出“既要做出版家，又要做出版商。”还有人说，“先做出版商，再做出版家。”我说反驳说，还是不要搞这些文字游戏了。我始终认为，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下期预告：

李致的父亲李尧枚（作家巴金成名作《家》中觉新的原型人物）在李致一岁零三个月时自杀。在巴金的小说和散文中，我们知道，巴金与他的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幼年就失去父爱的李致，也受到家中其他长辈，尤其是四爸巴金的关爱。“四爸”巴金曾给李致题写了四句话，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下期，李致将讲述与“四爸”巴金的叔侄情。